20世纪90年代，香港中资，相继崛起，李嘉诚顺势合作，好处多多，最主要的是加强了与大陆之间的联系，为以后在大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香港中资四大老牌天王是中银、华润、招商、中旅。这四大集团的前身，在清末和民国就已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
在改革开放前，驻港的中资公司按照内地国企的机制在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环境下运行，发展迟缓。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资逐步与自由经济机体制相适应。
最能体现香港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领域是在股市。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香港中资掀起上市热。中资后起之秀，似乎比老牌中资更显得活跃。中资上市公司四大天王的前身，都是改革开放后成立的。其中中信泰富、首长国际，在四大天王中分别占首席与第3席。这两家公司之所以能如此顺利上市，并急速发展，李嘉诚功不可没。
李嘉诚看好借壳上市。一家公司想要在香港上市，原则上需要5年以上的经营实绩，循正式手续在交易所上市，需花费相当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于是，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资产和营业额都极少，买家无须动用大额资金，有别于一般含义的股市收购战。
中资公司，或困于来港资历浅，或因会计制度不合上市要求，一般很难通过正常途径上市。中资上市，只有打一些资产少，或经营差的上市公司主意，这便是中资借壳上市的来由。有买壳者，就有造壳者——有的集团有意分拆上市，或掏空某上市公司的“肉”，使其变成空壳，待价而沽。醉翁之意不在酒，买家买的不是肉，而是壳，即上市地位。
李嘉诚在股市多次寻找、权衡，相中了泰富发展这只壳。泰富发展前身是本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发展，后几经改组，控股权落入毛纺巨子曹光彪的手中，1988年8月，曹氏拥有泰富发展50.7%控制性股权。泰富经营地产及投资，状况良好，曹光彪的龙头项目是港龙航空，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展开激烈空中争霸战，曹氏不敌对手，财力枯竭，焦头烂额，为摆脱困境，曹氏只有“忍痛割肉”——出售泰富股份。
由李嘉诚的英籍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百富勤，为中信的财务顾问及收购代表。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1.2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泰富市值7.25亿元，是当时股市的“蚊型股”。中信并不付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而完成的。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因此，这次收购，是经各方缜密协商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
到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正式改名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从股权分配上，可见李嘉诚旨在促成这件事，而无意获取权益。
之后，香港中资和内地国企纷纷欲借超人之力购壳上市，合组联营公司，利用双方的优势，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拓展业务。李嘉诚又帮助首长国际在香港站稳脚跟。
1994年，中信泰富跻身香港十大财团榜，排名第八位，风头之劲，连香港老牌华资英资大财团都感到可畏。
有人认为，李嘉诚之所以帮助中资上市，是想捞一点政治资本，好为日后打算，其实这不是根本原因。李嘉诚一贯主张“利益共享”，他深知多个朋友多条路，也就多一份赚钱的机会，即便不是中资，如果他可以帮到忙，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的。更何况中资的发展前景极其美好，顺应历史潮流，在帮助中资上市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不菲的好处，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李嘉诚曾经说过：“我生平最高兴的，就是我答应帮助人家去做的事，自己不仅是完成了，而且比他们要求的做得更好，当完成这些信诺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难以形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