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出版当年，香港三联书店应读者要求，在港翻印发行；英籍华人、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决定译成英文向世界推荐；日本研究兵法经商的权威大桥武夫与李世俊以书蹭答，交换翻译出版权；一九八五年初，国家经委将该书定为古代管理思想和管理现代化研修班教材，聘请李世俊为授课教师……李世俊一直念念不忘使他得以成长的部队，念念不忘已经转业和尚未转业的战友们的苦恼和需求。他对记者说，他准备与军内有关部门联系一下，配合干部转业，待军队院校右机关培训干部时，向他们提供一些教学资料。
他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光荣儿子。他始终以一腔赤子心肠，一砖一石地为军人走向经济管理的自由王国铺设着桥梁。
这里依然是战场
一九八五年六月，当李世俊象个听从号令的战士那样提出为部队举办培训班的时候，当他在讲台上谈笑风生、挥洒自如地演讲的时候，人们一定以为他正在春风得意之时。不。他所领导的云兴公司正面临倾家荡产的威胁，作为总经理，李世俊正站在监狱的大门口。
他们刚刚发生了被骗二百万元的“手表款事件”。一九八五年三月，昆明市手表厂和云南开远市百货站为繁荣边疆贸易，满足前线供应，委托云兴公司购买三万只原装“东方”表。这项贸易经云南省商业厅批准，由开远市和昆明手表厂出款一百六十四万元，云兴公司出款八十万元，通过深圳市两个商业单位向福建省某县东福公司购买手表。一切手续完备。可是，当买方三家按合同抵达福建提货时，发现东福公司仅有样品表六十只，款项已被挪作他用。东福公司经理在拖延交货日期之际，因其他犯罪行为被捕收监；当初出面担保的该县工商管理局长也被拘留；于是，二百三十四万元巨款滞留福建，听候发落。云兴公司蒙受巨大的直接损失，也危及到国家经济利益，成为昆明市最大的经济案件。与这起诈骗案直接相关的贸易本身是否合法？云兴公司是否有非法行为或直接责任？福建省公安部门立案调查，昆明市纪委也在调査。此时正值全国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高潮，前几年一夜间拱出地皮的五颜六色的“公司”，有不少因参与犯罪被查封，被解散。理所当然地，云兴公司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云兴”本来就是靠社会集资办起来的，省内外的股东们纷纷来人来电探听虚实。李世俊是昆明市劳动模范，工人文化宫大厅里陈列着他的大照片。有人隔三插五跑去“侦察”，看他的照片是否还挂着……
五月底，李世俊正奔走于甫方八省之间谈判业务，中途收到福建急电，只好中断预定活动，急奔福建处理事变。这天，他求见东福公司所在县政府领导。对方回话说，没空。他们当天要陪同一位从中央机关来的客人观光。李世俊一反常态，大发其火，吼道：“我不管你是哪里来的客人，你们有时间陪人游山玩水，为什么没有时间过问二百万国家财产的命运？如果今天不谈，我就去告你们……”对方急忙过来安抚，答应连夜会谈。
晚饭后，李世俊独步海边，面对台湾海峡万顷波涛，不禁心潮翻滚，思绪万端。虽然他坚信自己政治上、经济上绝无不良动机，生意是合法的，但公司毕竟蒙受重创，他有不可推卸的失误之责，处以渎职罪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而一旦公司破产，他的命运则更为不妙。
李世俊请缨出任云兴公司总经理之初，一次他给某培训班讲课，听众问他：“如果你创办云兴，成功，下一步作何打算？”他说：“如果成功，我把自己的体会再写一本书。”又问：“如果失败呢？”答日：“如果公司破产、倒闭，我跳楼自杀！”
军中无戏言。他确有此准备。常听说外国资本家因产业倒闭而自杀，透过事情的表面意义，李世俊看到了一种内在的联系。资本家跳楼，是因为企业的成败与其个人命运紧紧相联。在我国，虽然企业非私人所有，但一个以国家为己任的企业家，也应有这样的责任感。如同打仗一样，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李世俊的家里至今没买“彩电”和冰箱。他并非没有这笔钱。他对妻子说：，"从中央到地方，谁都承认改革是要冒风险的。这风险也可能就落在我头上。我一旦有事，你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姑娘和儿子是不够的，有了彩电和冰箱也得卖掉，那就凄惨了。不如留下这几千块钱，细水长流。难怪，他本来对音乐并不在行，却十分喜爱《十面埋伏》这支古曲，他喜爱那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气势和悲壮色彩；他不爱看电影，对《代理市长》和《野鹅敢死队》倒格外垂青。
走向总经理的宝座，犹如挂甲出征，他义无反顾。在现代化管理的理性思维之中，他搀进了中华民族的忠烈气节。他从创办云兴公司之日始，就是把它当作一场战争来打的。
阜在七十年代初，当深圳还是宝安县的一个普通边境小镇的时候，云南省在它附近的平湖地方买下了二百亩荒山，作为出口牲畜加藤转运基地。不曾想，几年之后，深圳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大潮之下，一跃而成为经济改革的大舞台、最繁华的口岸，企业家们趋之若鹜。于是，平湖也成了身价百倍的黄金地皮。云南省决心耷这里做一篇好文章。然而几经开发，均未成功。它太荒凉；而深圳强手如林，想靠这二百亩荒山立足，谈何容易。
这是一九八四年九月，正是李世俊从经济管理师资培训班结业之时，也是他的著作《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脱手之日。他上书请缨，要求承担开发平湖的使命。著作尽管畅销，纸上得来终觉浅，他亟须一块实验基地，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他要求获得“组阁”、决策权，创办一个公司。
九月的一天，李世俊带领着公司最初的八名成员出发了。这八名成员中，有四名复员兵，而且都是李世俊当连长的那个连队的。他们背着背包，完全象当年野营那样开进了平湖。这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几间破牛棚，拴着六头瘦牛，塘里有几条漏网之鱼。放下背包，他们就脱光了膀子，扫净牛粪、蛛网，架床，糊窗户I拉上毛巾绳，然后就埋灶架锅炒菜……端起饭碗，几个复员兵打量着新家，说：还不错，条件比预想的好多了。另外几位却耷拉着脑袋，不说话。
李世俊观察、琢磨了两天，之后召集了公司的第一次会议。他说：“大家到深圳来，是想干一番事业。看到这个样子，可能很失望。今天我给大家交个底：要干事业，必须有个起点，有个根据地。平湖就是我们的起点，就是我们打入深圳、香港的跳板。只要我们把平湖的底子打好，迟早有一天会进入深圳，反过身来又可以到昆明建立基地。这就形成了以平湖为中心，以深圳为前哨，以昆明为后方的三足鼎立之势，我们的公司将立于不败之地。”
孙子日：“上兵伐谋，次兵伐交，其次伐兵，再次攻城。”上兵伐谋一以正确的，战略决策制胜，乃用兵之上乘，亦即经营之首义。李世俊一行从昆明出发时，有一个朦胧的目标，即到深圳去经商。商业，大家都在搞。此时“云兴”从上级主管部门得到的五十万元投资，只有三十万元在手，靠三十万元要在深圳经商是没有资格竞争的。李世俊和同事们针对我国多数企业专业性过强、应变能力较弱的缺陷，依据现代经营管理学强调多角经营的观点和自身的地区优势，决定把“云兴”办成一个“立体化、多层次，以知识蜜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头，包括科技、教育、建筑、商业在内的多产业、跨地区综合经济实体”。创办头一年，他们即在平湖成立了工业公司，修起了一千五百平方米的厂房和一千平方米的宿舍楼；在昆明成立了新技术开发公司、精细化工公司、室内装修公司和商业服务部。
与此同时，他们还以惊人的胆略筹划着“南方八省经济管理培训中心”，并以此作为打入深圳的突破口。这是李世俊审时度势投下的一枚关键性的棋子。他看到，深圳市各行各业均已有人捷足先登，目前深圳乃至全国最需要、最薄弱的是经济人才的开发。我国目前已有的经济管理培训中心，有美国模式、西欧模式、日本模式、加拿大模式……还没有一个是真正中国模式的。而在这个领域，李世俊以他《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的广泛影响而独具优势。
果然，李世俊这一设想得到了南方八省诸多企业和部门的重视和支持，纷纷投资参加联营一深圳市政府一眼看出此举之高明和可望收到的重大社会效益，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地区划出一千五百平方米地皮，并投资一百万予以扶持。于是，“云兴”在创办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成为云南省第一家进入深圳市区的企业。紧接着，国家经委在二十八家同类“中心”内，唯独选中这一个，代表国家与香港合资经营，并出资八十万。香港企业管理专业协会主席、东亚银行总裁李国宝先生欣然合作，投资三十万，参加经营……
“五事七计以道为首，知己知彼因敌制胜”，这是李世俊在著作中概括的孙子兵法的精髓。“五事”即决定战争胜负的五要素中第一是“道”；“七计”即判断交战双方谁胜谁负的七条标准中第一条是“主孰有道”。李世俊自信“云兴”的经营战略和方针是“得道”的，故而“多助”。目前，虽然出师未捷而面临灭顶之祸，但这只不过是疏忽、失误而已，绝不意味着失败。这就象打扑克一样，打法正确、技术高明的一方开始时也可能输，因为还有牌好牌坏的机遇在起作用。但这种机遇出现的概率对双方是对等的，因此，打的时间越长，高明的一方获胜的机会就越多，最后必定压倒对方。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
李世俊是在没有枪声却同样严竣的经济之战中经受这种考验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二日，李世俊在本公司的形势分析会上，报告他面对手表款事件的尻重打击所采取的态度和方针。他当着公司六七十名成员说：“如果我进了监狱，希望只有两条：第一，你们一定要把公司继续办下去；第二，经常给我送点稿纸，我想借此机会静下心来把一本书写完。”他说：“老山前线的战士为了保住阵地，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也是一样！”
受骗的二百多万元中，有开远市百货站一百二十万元。他们出于对“云兴”的信任，没签合同就付了款。如果这笔款得不到偿还，百货站经理将有被弹劾的危险；再者，前线已预定了这批手表，不能在客户面前失信。为此，李世俊大胆地决定：从公司的建筑资金中借出一百二十万元，通过其他渠道另外订购一万五千只手表交付开远市百货站，从而把全部经济损失转嫁到自己头上，宁可在一旦遭受弹劾时罪名更重，也要信守商业道德，维护公司信誉；以后，再设法筹资补足建筑资金。
云南省和昆明市党政机关经过调査，确认云兴公司的经营活动完全合法。市政府致函福建方面，希望协助追回经济损失；市长和市委副书记先后同李世俊谈话，勉励他坚持改革，继续前进。明明“云兴”的钱被骗了，市长却说：我再给你一笔钱！这就象一个高明的统帅，当部将失利之时仍能看到他必胜的前景，不是枪毙他，而是再交他一支生力军，让他夺回阵地。
事件发生不久，昆明市五华区委一位书记要决定是否继续支持“云兴”，他问市纪委派驻“云兴”的调査组组长：“出事后，公司领导班子的精神状态怎么样？”组长说：“很镇定，很坚强。”书记说：“只要班子精神不垮，这个公司是不会垮的。”
谈到“精神不垮”，李世俊说：“这与我作为一个军人所经受的锻炼很有关系。”
的确，当他面对台湾海峡的波涛镇定自励的时候，当他在公司大会上布置“后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军人所特有的临危不惧、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当年大比武时，有一次李世俊带领全班全副武装奔袭三公里，而后凭借一条绳索攀登绝壁。巨大的体力消耗，使他在攀登的最后时刻支持不住了，一倒手，身体就往下滑。观众们都为他捏一把汗。突然，只见他头一偏，用牙齿死死咬住绳子，借这股咬劲儿，趁机换手，再咬，再换手……终于攀上了顶峰。一位首长看到了这一幕，激动地说：“有这样的班长，这支部队一定能打恶仗！”
秀才遇着兵
李世俊告诉我，他们的公司是由“三种人”组成的。一种是复员、转业军人，一种是知识分子。这两种人大体各占一半。从另一角度说，他们又大多是第三种人一一熟人。他说，熟人，在这里指志同道合者，这在一个企业创办之初是很重要的。
同李世俊一起接受采访的公司副总经理赵安然就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主持的一个研究项目曾获全国首届微机运用成果展览会一等奖和省科技成果奖，在云南颇有名气。他同李世俊又是“熟人”一一亲兄弟。由于早年家庭的异变，兄弟不同姓，直到李世俊参军前夕才相识，但一拍即合。那时李世俊喜爱政治，赵安然喜欢哲学，都是不甘沉沦的青年思想者；如今一个长于管理，一个长于技术，相得益彰。
赵安然说：“老话讲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在我们公司却讲得清。现在的兵已经不是鲁夫莽汉了。开始时我对他们也有些偏见，事实很快证明，他们有许多长处是我们所不具备的，在我们公司里，他们都很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