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工作还有理论问题吗？”不少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觉得不可理解。任何工作都有理论问题，人们为什么唯独对干部工作的理论问题如此陌生？干部工作中的许多弊端，如重任免、轻计划，政策弹性大、变化快，朝令夕改，漏洞频出，“潮汐式的调整”，“走马灯式的换班”，造成“大进大出”、“大超大缺”，以至有的军区自一九八一年以来补充的干部与同期安排转业的三十五岁，以下干部数量相当，十年来的转业干部总数比一九八五年的编制干部总数还多百分之十二。这些现象，不正是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的结果吗？理论讨论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底召开了，会议印发了五十七篇论文，十五人在会上发了言。且不论目前已经取得了多少成果，会议能开起来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正如总政干部部转发会议情况时在按语中所强调的：“现在，许多单位愈来愈重视干部工作理论的研究，这是十分可喜的。”
我想，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感受到干部工作实行民主化、科学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而使干部工作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转变，那么，我们通过精简整编即使没有别的收获，也可以自慰了。我甚至觉得，与干部工作的进步相比，整编中发生的即使呈天文数字的拫失和浪费，也尽可以忽略不计！
我相信，每一个经历过一九八五年精简整编的人，对******同志多次强调的党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对国家和军队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科学化，都会充满期待！
两股旋风
一九八五年的秋冬两季，如果我们站在三维空间的某一点上俯澉中国大垲，会发现有两股旋风，从军营卷向地方政府、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心里。
这一年，十三万余名军队转业干部一一他们是六十万“编外大军”的第一梯队，携家带口拥向地方，急切等待安置。它象一股巨大的旋风，使地方的每一方每一级政权机构和社会都感到了压力和冲击。
中国社会的构架尽管庞大，干部位置终究有限，要一下子增加六十万人，非同儿戏。尤其是某些地区，由于出兵多，转业回来的干部也多。据说山东省平均每个县要接收团级以上转业干部二十一个半；而江苏省无锡则要接收五十二个！如果平职安排，把局以上干部全换下来也不够。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地方同军队一样也在实行精简机构，也在强调干部的“四化”。加上经济承包责任制的广泛实行，使得安排转业干部工作更加复杂化。据统计，全国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十年间，巳经安置了一百二十万军队转业干部，这对地方已经造成很大压力。早些年，地方上还能按照干部在部队的职级安排相应职务，以后就一年不如一年了。仅据三百六十七名师职干部的统计，转业后降一职安排的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八，降两职使用的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一。至于团以下干部，降两级三级使用更是普遍现象。于是出现这样的对比：头一年转业的连队指导员担任工会主席，第二年转业的团政委当他的副主席。
为了安置一名转业干部，军队移交小组和地方安置部门常常要跑破鞋底，磨破嘴皮，三番五次做接收单位的工作。万般无奈，有的部队只好半明半暗地鼓励转业干部自己去“挖门子”，“找关系”，该请客的请客，该送礼的送礼，，来个组织努力与个人活动双管齐下。只要能办成事情，便皆大欢喜。可是这样一来，没“门子”没“关系”又无力请客送礼的干部就更难办了。
个别地方，曾出现这样的“谈判”：地方单位的领导说：“要我们接收几名转业干部，可以；但是，能否从部队带点嫁妆来？”
“嫁妆？什么嫁妆？”部队的办事人员不解。“比方说：你们有没有电子计算机？录像机？复印机？……反正部队也解散了嘛……”
——这是在做买卖吗？一斤瘦肉搭一斤肥膘，一盒好烟搭两盒次烟，一台机器搭一个转业干部？！
……旋风卷过，东倒西歪，叮当乱响，无奇不有。然而，当此时刻，另一股旋风吹来了。从九月底至十二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在南疆前线组织了一个英雄模范汇报团，五十二名成员分七个分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两个月之内，他们在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汇报近千场，直接听众达五百多万人，间接听众难以计数。各地报告场次一再增加，仍不能满足群众要求。
上海市郊奉贤县农民，把设在十九个乡镇的二十五个分会场全部挤满。
山东烟台市委在主会场外增设七百七十六个分会场，一次报告听众达三十二万人。
农民们开着手扶拖拉机从几十里外而来，老人和残废人坐着轮椅而来……北国风雪交加，南国大雨如注，长江流域高温闷热，都不能阴挡群众前往。
刚剐走下战场的英雄战士们，以其无私奉献的精神、真实的故事和朴素的语言，激起了听众的强烈共鸣。
大学生、青少年的反响尤为强烈。一分团在北京大学报告三个小时，激起七十多次掌声。报告结束时，英模们被花海人潮围住，最后工作人员只好抬着他们，在一片“战士万岁”的口号声中护送出场。
即使在押犯人和劳教所的失足青少年们，那层层紧闭的心扉也不能抵挡这样的冲击。当战斗英雄史光柱在武汉何湾劳教学校的千人大会上说：“兄弟姐妹们，用自己的行动弥补以往的过失吧！”当孤胆英雄陈洪远在大连劳动教养院呼唤：”你们的位置不应该在这里，我们应该在四化建设的岗位上重逢”时，许多失足者痛哭失声，深感“愧对长眠地下的同龄人”。湖南长桥劳教所有一个一贯抗拒改造的青年，昕了报告，流着泪找到指导员，表示从此重新做人，他说：“过去，我的手脚被人打断，也没流过一滴眼泪，今天我流泪了……”
报告团所过之外，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赞军、爱军、拥军热。当年征兵时，各地青年应征踊跃。例如，山东省一百五十二万适龄青年中，报名率达百分之九十一点五，超过征兵数额八十倍！
有人称英模们的报告及其引起的反响，为席卷中国大地的“英雄旋风”，说这是抗美援朝以来几卞年间所没有的景象。那么，当它与同时出现的大批干部转业的旋风搅在一起时，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笔者曾经想过，这两股旋风是不是被有意安排在一起的？没有任何证据。据我所知，当时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两股旋风交织的意义，笔者就是这样。我注意到这个隐藏着必然的巧合，是在一年以后，当我带着重重困惑在武汉市青山区采访的时候。
困惑
夏日的一个傍晚，有位战友找到我那光线暗淡的斗室，求我帮忙。我想他如果不是信息不灵的话，那一定是走投无路了。——噢，他要转业！他与妻子两地生活十五年，刚调到一起，全家还没欢喜够，马上又要迁回他那边远的故乡小县；而他既无“后台”，又没“门子”，结果想必是不妙的。他为此愁得睡不着觉，坐在厨房里一夜抽了一包半烟……他红着眼睛边说边狠命地吸烟，那神色深深刺痛了我。转业，对于他仿佛是世界末日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