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淘金的热情
人体靠什么赖以生存？自然啰，靠大脑、心脏、动脉、静脉……但是细胞呢？
那众多的细胞呢？
社会靠什么赖以前进？当然哕，靠工人、农民、科学家、艺术家等等。各种杰出人物和知名人士组成了社会的主动脉，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但是，那此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士呢？他们像细胞一样众多而不被人注意。他们没有耀眼的美和灼人的光。不过，从来微薄能演变为雄厚，渺小能转化成伟大，我们的平常而又平常的人们，始终如一地用他们的脊背，支撑着我们变动的社会。
有一个人，干了几十年的编辑（细胞有多少，这样的人就有多少）。他扶植过的40年代的作者，早已成了教授；50年代的作者，早已是着名作家；甚至80年代的作者，也已是颇有影响的诗人。一句话，他的作者们浩浩荡荡地汇入了社会的主动脉。而他，依然只是一个勤勤恳恳的编辑，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细胞。
世上再美的事物，也是带有一分遗憾的。
有的时候，思念是一种向往，一种饥渴，一种热情的叹息，一种痛苦的寻觅。
1973年，衡阳一位叫易龙云的诗歌作者，在他获得“解放”的当晚，就给北京发了一封长信。厚厚的信载走了他的沉沉的思念。但是信很快就给退了回来。“查无此人”四个字烧灼着他的心：我的好人啊，我想你啊！
1976年10月以后，易龙云天天从报纸的文艺副刊、杂志广告和平反消息中，寻觅那个忘不了可又找不到的名字。他查了三百六十天的报纸，又查了三百六十天……是不好找哇！因为易龙云要找的这个人，从来就不是风云人物……晏明啊，你到底在哪里？
晏明是在列车里？要不昏暗的车厢，怎么一下变得那么明亮？啊，不不，这实在是列车员小莹的错觉罢了。不过此时，小莹望着车厢那窄窄的过道，真觉得她的眼前是一条大道、一片光明。因为她在乘客中认识了一位编辑！“晏明老师！我写了多，少诗都给退了回来。我一直想找一位老师——”“好。这是我单位的地址和北京我家的地址。你以后写了诗就寄给我。你这趟车反正是跑北京的。我在北京欢迎你！”“啊，谢谢！我一定要写出好作品，当女作家！”“小莹，幻想不能代替现实。走写作这条路，是很艰苦的啊！我给你讲讲女作家刘真和茹志鹃的故事吧！”
列车到一个小站，晏明下车走了，小莹望着他那厚实的身影和那一头白发，她觉得他好像一朵明净的温暖的云，将驮上她驰向诗歌的殿堂……小莹不禁捂着嘴，偷偷地笑我。晏明的心灵也在微笑。其实这种急于上进的青年，他见得多了，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微笑。人在一生中，本来也不可能企求老是有特大喜讯。使世界富有生气、使人生更加美丽的，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点感受、一点启示、一点欢愉。
晏明是太理解这些文学青年了。他自己十几岁时，不也老是被退稿吗？那时他把诗寄给报社后，就天天想着自己的诗发表了没有？可他既不敢写信问编辑部，又订不起报纸。只好每天一起床就往街头的报栏跑。可是，没有他的诗，没有。他想自己是太年轻了，应该起一个尽可能显得老成一些的笔名。茅盾、巴金、老舍——对了，就叫“老秃”吧！1940年春，署名“老秃”的诗被选中了。编辑部给他寄来了一堆邮票，算作稿费。
他把邮票一张一张地铺展开来。啊，他从来没想到邮票竟是这样的美丽！
但是邮票的美丽实在遮掩不了旧社会的丑恶。晏明每每走到嘉陵江边，面对江流大声朗诵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
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
你们躲在法律的荫庇下，对你们，公论和正义——一向是噤口无声！晏明的诗，也一行行戳向那黑暗的苍天：
“伟大的”市长，我向你致敬！
你让我们听哭泣的音乐，然后和饥饿、死亡接吻。
——《致市长》（1947年夏）
我听见那些拍卖的鼓声和喇叭，我听见那些喝血的刺耳的声音。
我呼喊，我呼喊，我呼喊：
贝多芬！捶起你愤怒的钢琴！
压倒他们！压倒他们！压倒他们！
《我呼喊》（1947年冬）
不过，单靠写诗，不仅压不倒那喝血的声音，而且也压不倒自己肚子的叫唤。为了吃饭，更为了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都能发表诗作，1941年，晏明和几个朋友自己办起了《诗丛》诗刊。他正在失业，经费么，是没有的。他们四处拉来一些广告，用广告费抵印刷费。当初天天在江边朗诵诗的青年诗人，开始静静地坐在稿件堆旁，审阅、修改，把他的生命之光，融进别人的诗行……
“晏明老师，您使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学走路的情景。妈妈说，我刚开始迈开腿，爸爸就用一根又宽又长的带子系在我身上，然后拉住带子的一头，让我摇摇晃晃地走着……”
辅导刚刚学步的文学青年，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见效。而且必然有一部分人半途而废，而使辅导者的这一部分劳动宣告无效。有些编辑乐于约名作家写稿，又省力，又出活啊！
出活？可是约年轻人写稿，可以出人啊！当然这需要有沙里淘金的热情。
60年代。晏明在北京出版社编辑一本《浅谈读诗和写诗》的书。他本来完全可以找一位名诗人来写；他自己已经出版了三本诗集，也写过诗评，更是完全可以写作此书。但是他偏偏物色了当时从北大毕业不久的谢冕当此书的作者。谢冕写好提纲后，出版社把提纲打印了发给北京汽车制造厂和朝阳区文化馆，晏明一家家地征求意见：“请同志们对这个提纲谈谈看法。哪些深了，哪些浅了，大家还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请毫无保留地提出来。我们会把意见转告作者，一定把这本书写好。”
书，果然写得很好。只可惜那横扫一切的“革命”把作者的原稿扫个荡然无存。作者惟独把晏明那热情地鼓舞他的信，一直保留了下来。十几年过去了，信纸已经发黄了，变脆，但是信依然完整地珍藏着。已经成为诗歌评论家的谢冕，是把信，把深深的情谊存放在最可靠的地方了——存放在他的心里。
晏明当编辑几十年，就写了几十年这样的信。如今他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又有高血压病。他每天下班回家，累得吃完饭就睡。往往在半夜又起床写东西，拂晓再睡。于是他的信既有深夜的宁静，又有拂晓的热烈。他给作者写了多少信？那可数不清，不如去数天上的星星。他要写多少信才能培养出一个作者？这更没法说。巴尔扎克说过，一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但是三年才能培养一个贵族。培养贵族之所以要三年，是因为风度、气质决不是一天能形成的。那么培养一个有修养、有特色的诗人，自然比培养一个“贵族”更要难多了。
但是“诗人”这项桂冠吸引着多少青年啊！贵州北部山区有一个叫李发模的农民儿子，试着把一首叙事诗寄到《十月》编辑部后，意外地收到了晏明——封又一封长信。“这位编辑和你很熟吧？”贵州的同志们问李发模。我怎么会认识他？我也没给他写过信。“那他对你这么热情！意见又提得这样中肯！你要好好修改，才对得起人家的苦心啊！”
李发模的叙事诗《雪地上》在《十月》发表后，受到了好评。李发模的诗友——贵州六枝矿的一位青年电工，多么希望自己也能结识这位编辑。于是这位电工也鼓起勇气给晏明寄去了诗，而晏明也给他写了一封封鼓励的信。中国有个民间故事叫《石门开》。谁要喊开了石门，你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晏明那心灵的石门，被多少诗歌爱好者喊开了。晏明那精神的宝藏，慷慨地奉献了出来。而他自己，从表面看就像一块静静的山石一样，隐匿在作家辈出的名山大川之间，哪里会引人注意。难怪衡阳那位叫易龙云的诗歌作者，翻了两年多的报纸也找不到他了。
1979年的年初三，易龙云带着孩子们拜年回来，又到值班室翻阅新来的报纸。突然，他在《光明日报》上的《玫瑰花，友谊的花》歌曲上，发现了歌词作者晏明的名字。《光明日报》升起了一片光明，1980年晏明从广西开会回来，特意在衡阳下车看望易龙云等作者。不巧龙云出差去岳阳了。晏明又约龙云在长沙湖南宾馆见面。龙云到长沙已经快夜里十点了。他立刻给晏明挂电话：“明天去看您，今晚不能打扰您的休息了。”“我正等着你呢！”电话那头传来了晏明的声音，“能早一分钟见到你，我就高兴。”
这对通信达二十年的老编辑和老作者，还从未见过面呢！易龙云冒雨匆匆赶往宾馆。他看见宾馆门前的公路边，有一个在雨中伫立着的人影。那人影亲切而又试探地唤着：“龙云吗？”
龙云几步奔过去。在黑黑的夜幕里，在密密的雨帘中，他只看清了那一头白发，那像云一样平静的白发。
2.天才和机会
人在一生中往往会面临几次命运的交叉路口。往往一步之差，就会遗恨终身。50年代初，晏明又面临着一个人生的交叉路口。一条路，是他已经走惯了的，继续当文学编辑；另一条路，是当时北京市文联负责人要调他去文联，让他下厂写诗——专业搞创作。他记得十几岁时，那一堆当作稿费的花花绿绿的邮票曾经为他交织了多少美丽的梦啊，如果我也能当专业诗人！但是编辑工作也需要人啊！
其实，中国的编辑事业少一个晏明还不是照样进行？可是，最后他服从组织决定和工作需要，还是继续当编辑吧……但是，他多么想深入到工厂去再写出几本诗集啊！
诗集？对了，他给一位工人编的诗集，车间领导不同意出版，他还得找领导说说。
“您是车间党支部书记？我是编辑。我希望您能支持我们出版这本诗集。当然，这位同志有缺点，但是我们的工人队伍里能出现这么一位诗人，多不容易！如果把这本诗集拉下来，那就等于把这棵写诗的苗苗掐断了。”
“您是厂总支书记？我们出这本诗集，也是希望这位工人同志从此更珍惜自己的荣誉。请您相信他吧！”
晏明为这位工人诗人先后编辑了三本诗集，他还编了李学鳌、温承训的诗集，以及几本北京工人诗选、民歌选等。有的业余作者成了专业诗人，而晏明这位老诗人却只能在业余时间写点诗。契诃夫说过：“医学是我的合法的妻子，而文学——是情妇。”契诃夫自然更钟爱文学。而晏明呢？他心里始终深深地爱着写诗，但是编辑的责任感制约着他，使他在人生的交叉路口上选择了编辑的道路。人和人有着多大的差异啊！有的人视法律为儿戏，玩弄于股掌之间；而有的人视责任为法律，背负于良心之上。
差不多大部分的工作都会带来一些职业病——这里指的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譬如有的医生，对病人的痛苦似乎冷漠，但是一个人天天接触病痛和死亡，你就很难要求他看见划破手指头都要大呼小叫了。再如有的售票员，天天在车上挤出挤进，乘客又缺少文明教育，你也很难要求这样的售票员时时笑容可掬了。社会要取得和谐，首先要互相体谅；人要获得尊重，更要互相友爱啊！作者们往往容易责怪编辑审稿粗略，埋没人才。可是编辑天天要处理成批的稿件，也难免有所疏忽。再说人才之所以珍贵，也是因为自古以来的聪明之士大都被埋没，少数能成才。一个人能成才，那得天才、勤奋加机会。一个初出茅庐的有写作才能的少年，要是能碰到一位好编辑，那么机会就来了。
50年代初，晏明从来稿的海洋中，发现北京通县一个叫刘绍棠的初中一年级学生的稿件。这一篇短稿，却像蔚蓝海洋上的一片白帆那样引起了晏明的注意。他感到这片白帆正被一股才气的风吹得鼓鼓的，它将驶向那光辉的彼岸。他开始连连发这个初一学生的小说，并且写信请他进城来玩。这天，一个瘦小的十三岁的红领巾怯怯地走进了编辑部。晏明望着他那垂下的额发和那聪颖的娃娃脸，喜欢得真不知怎么招待他才好。
刘绍棠因为和晏明通过不少信，也觉得像来到了一位亲戚家里似的。不过这位亲戚毕竟没见过面，所以才思敏捷的刘绍棠，拘束得说不出话采。非得晏明问他一句，他才老实地回答几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