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问题有十一个，问题问得很宽很宽，也很长很长。
今天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和诸位聚会的机会也很难得的，所以每一样就略略地讲几句，我只讲自己所知道的，同志们可以来补充一下。
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全世界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尤其是日本与中国离那么近，对我们这些老作家们，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所经过的尤其关心。文化大革命，的确对我们每一个人变化都很大。关于这一点，有好多日本朋友到中国来跟我谈过，我自己说的也很多。比方说，有一位女作家最近到中国来，叫做濑户内晴美，我们谈过很多，她也记了下来。去年日中文化交流的白土吾夫先生等，我们都谈过很多。还有些美国朋友最近到中国来的，对这个问题也很关心，我们也谈过很多。
我所要说的这个变化就是从旧社会来的作家，在思想方面怎样与工农兵渐渐的打成一片，这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因为工农兵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占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我们年轻时写的东西是大学生写给大学生看，到我们中年的时候就是一个作家教授写给别的作家教授看，所以我们对工农兵，对中国的脊梁骨一点贡献都没有。但是中国之所以能象今天这样在世界上站起来，就是工农兵的力量，而不是我们这帮人的力量。自从解放之后，我就回到中国，我就感觉到我所处的世界和解放以前完全两样，是新的中国。那我们就想怎样尽自己的力量为新中国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我就开始想写工农兵，但是我写不好，因为我跟他们不熟，没和他们交过朋友，我所写的话和他们嘴里说的话不一样，我写的东西念出来他们听不懂，也不爱听。那个时候我们也说要下去，到工农兵中去，去体验生活，到工厂去几天，到农村去几天，坐在旁边看他们工作，看他们种地，然后我们回来就写，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写好，我们也很苦恼。文化大革命以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因为有一个“五七干校”，所有一切能够下去的机关干部，不管是什么人，作家、新闻记者，都要下去和工农兵一起生活，向工农兵学习，是这么一种的学校。但是我的资格不够，因为我岁数太大，老弱病残的不让去。
下去以后就和年轻人一起劳动，当然我们的劳动和年轻人比不了，他们打井，盖房子，下稻田，种麦子等等，我们做的就很轻了，看看麦地，种点棉花苗，搓点麻绳，看看牛，但是下去以后因为我们旁边有工人农民，我们和他们生活那么久，我们思想感情在起变化，就是我们心里头所想的慢慢地和工人接近起来。从最简单的事情来说吧，比方说气候问题，今天晚上约几个朋友来喝酒，来赏雪，我们就希望今天下点雪，或者是我们跟几个朋友去野餐，看红叶，就希望今天晴天，但是我们下去和农民工人一起生活以后，对气候爱的和不爱就完全改变了，农民希望下雨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下雨，农民希望晴天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晴天，把从前的思想感情慢慢就改变过来了。我曾举一个我喜欢举的例子，平常作家们看见蝴蝶都觉得是很美的，至少和蝴蝶有联系的故事都是很美的，但是我下去以后，我们种白菜、卷心菜，长好以后那个心都没有，菜心都被吃掉了。我们很生气，不知道是什么把心吃掉了。后来满菜地上都是蝴蝶在飞，就知道是蝴蝶的幼虫把劳动果实给吃掉了，因此，我对蝴蝶的观念发生了改变。
我从小没有过太艰苦的生活。我父亲虽然不是地主、资本家，他是一个海军军官，穿的衣服怎么来的，吃的饭怎么来的，都不太清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等到我学了种棉花，从棉花籽到棉花苗，到去虫、打药、摘花，这一切过程非常细的，我才知道穿的衣服多么不容易。还有这个水稻真不容易种，你要弯下腰去插，一根根插，水里头还有蚂蟥，这些都是很艰苦的工作。这时，我就会想到农民工人，想到替我们服务的人有多少？我们到底替他们做了多少事情？一想起来心里就很惭愧。我说一件事情，农民工人对世界人民的关心比我们不知道高了多少。我们去种棉花，觉得应该种，把棉花种好了。
能多收棉花，我们觉得这事情就已经完了。在摘棉花的时候，我们到附近的生产队去学摘棉花，他们摘的很快，用两边手摘，我们去学那个东西。在棉田里头看到一幅大幅标语，标语上说“多采一盘花，支援亚非拉”。我看到之后觉得很震动，我觉得，农民对亚非拉的地理、民族、历史、语言等等，知道的也许没有我知道的这么多，但是他们摘棉花时所想到的不仅是自己，乃至想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这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我下来学习的就是这个东西。
外宾到中国去，觉得中国人穿得很简单，不是蓝的就是黑的，农村稍微还花点，中国人怎么不讲究穿哪。但是我们参观了几个日本的纺织厂，有中国的棉花到了日本，我们有多少棉花到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从哪来的？就是农民把自己的棉花省下来，把自己的粮食省下来。大概你们都知道中国的援外款是没有利息的，或者利息很低，而中国国内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这都是农民工人朴朴素素生活的结果。我学的就是这个东西。
在我们“五七干校”旁边有一个油田。大家都晓得中国要合作化，一定要机械化，要机械化，一定要有石油。但是有一段时间，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我们就自己想办法，石油工人自力更生从地底下钻出油来，象大庆油田，还有许多许多油田，所以现在中国作为八亿人民的国家，有自给的油田，这都是工人的力量。日本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所以日本人民能够想像、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的艰苦奋斗。我去参观了油田，也看了一幅标语“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亲身和他们在一起，学到了这种精神，这就是现在和大家见面，我还觉得自己年轻的缘故。我不感觉到自己年老，有一分热我也得发一分光。
文化大革命中，各人的体会都不一样，我的体会算是最浅的，就说这点我亲身体验的话，朋友们可从中了解一些情况。
这次我是作为一个老人的发言，昨天在京都大学，那几个是年轻的代表，他们都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谈得都很好。
我已经站了半个钟头了，他们两个人（指版画家古元、诗人李季）还闲着，现在请他们谈。谢谢大家。
（李季在发言时，冰心插话）我插一句话，人老了喜欢说话。国外关心中国作家的朋友们，对文化大革命看得仿佛很可怕。我举个例子，美国朋友到中国来，看见我以后都很奇怪，因为他们听说我死了，在台湾方面甚至有人给我写追悼词、挽联。日本朋友到中国来，有的看见我掉眼泪，没想到还能看见我。所以我就想到，有人希望我们这帮人都死了，我们就偏不死，而且还特别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