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上，我遇见那个好事者。
下午上班我骑自行车穿过文庆街时，我看见身边的那个好事者，他叫徐特林。我看见他时，他正从黄包车上下来，我想躲过去，因为我看见他就恶心，要是两年前，我肯定会追上去，连人带车撞过去。如果是去年，我想我也会这样做；要是我冷静一下，我也会去打一个拷机，让朋友来揍他一顿，只有这样才解恨。可今年却不同，我完全平静了，看来时间是抚慰心灵的一种良药。但这种平静当然单指是不揍他，并不是说不讨厌，对这样的人厌恶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好事者。
徐特林看见我时一边笑一边说，叫我名字。我还是回他话，这样的回答当然纯粹是礼节性的，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他叫我时一边还在掏钱给黄包车夫。我急忙忙的，轮子在他身边辗过时，我并没有减慢速度，车子过后我也没回头，我想我不应该回头，对这种人根本毋须回头。这天夜里，我把街上的情景说与妻子，妻子说我到底是读书人，中庸之道，骨子里流的是孔孟的血。妻子还说，要是让她遇见，她肯定把徐特林一顿臭骂。我知道虽然事情过去已两年了，但妻子对这件事仍然耿耿于怀。因为它真的伤透了我们的心，曾有一度时期我心灰意懒，要是有人在我面前提及我家乡那小镇的名字，我就会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
前年冬天，我的日子并不好过，孩子尚在襁褓之中，工作又很忙，迫于生计，又要到外面去拉些广告生意，工作往往到深夜，躺下睡觉时，孩子又啼哭，弄得人疲惫不堪，白天里与人说话，谈着谈着就会胡言乱语，有时甚至说梦话，让人哭笑不得。单位里本来比较悠闲，却暂时不让蹲，博物馆馆长点着我大名，要去一起搞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办公室就叫历史文化名城办公室，是个临时机构，人员也是文化单位凑的，很少做历史文化工作，都是用来应付省里文明城市验收的。办公室有四人，除博物馆馆长和我外，还有一老者和一女孩，两人都派不上大用场，只是搞些内勤工作。我耍笔杆子的，当然首当其冲，五日一汇报，半月一总结，我把它写得有板有眼，让领导心里舒坦。那女的还不错，跟我挺融洽的，我记得她还问我一句：你说说恋爱时是否可以有男友以外的情人？我说这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能够有第二个呢？我说完，自己也笑了。她很诡秘地说，你这人真鬼。我说我这人并不鬼，但思想开放，大凡历代文人都这样。她立起身，为我倒水。我说，可惜我行动很迟钝，她说她不信。我说信不信由你。就在这说话时，我的一位乡下文友来找我。
我的文友叫桑歌，桑歌进门时肩上背着一个牛仔袋，从西窗斜射过来的阳光正好落在他额上，他戴着眼镜，环视了一周后对我说，这么暗的光线太压抑了吧！我说不会的，怎么会呢？你难道没有感觉到这里有鸟语花香吗？我说。当然我指的是在我对面坐着一个女孩。我们说话的那一刻，她已经为我的桑歌泡了一杯茶。桑歌说谢谢。桑歌一边说话，一边用眼睛瞟着那女孩，弄得女孩有些不好意思，脸上泛起了桃花色的胭脂晕。后来桑歌对我说，坐在你对面的女孩好像还很纯真。我知道他说的纯真的含义，我说可能吗？女孩最会装出一种样子来给人看。桑歌说他的眼光比较准确，不会有多大的差错。当然，我也希望这是真的，这样在办公室里的意义就更有别于过去。
这天傍晚，桑歌斜躺在我家的竹椅上，我妻子在厨房里洗镬，我抱着未满周岁的女儿，跟她逗着玩。桑歌说，有件事不得不告诉你，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我说，桑歌，什么事情你说吧！别不好意思，我们都是穿开裆裤开始玩的朋友，别这样婆婆妈妈的不好意思。桑歌说，你误会了，不是我有什么困难求你帮忙，而是有件事情牵连到你自己的。桑歌一边说，一边伸手去端茶杯。我一下子警惕起来，我说：什么事情？桑歌，这几年我好像没有做过什么丑事。桑歌说，其实也不是大事，更不是丑事，关键是人家不理解，才胡闹着。这时候，博物馆丙先生在叫我，说有我的电话。我说，桑歌，你先躺着，我去接个电话。说着我把女儿递与桑歌，让他先代我抱着。女儿见了生人便哇哇大哭，妻子听见了，从厨房里出来，问我孩子为什么哭。我说有电话，你来抱一下吧！孩子不肯让桑歌抱就哭。妻子听了，便跑了几步从我手里接过女儿，轻轻拍了几下，女儿的哭声便停止了。我谢过丙先生后捡起淡绿色话筒，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吓了我一跳，话语又急，声音又响。我问他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他说他是我父亲。我一听，简直怀疑这不是真的，我父亲的声音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我真不理解素来心平气和的父亲会如此火烧火燎地教训我。我在他铺天盖地的骂声中醒来，我对着话筒说，你老先别急，有什么事情你尽管慢慢地说，你心脏并不好，这样性急对心脏十分有害。他听了后，停了片刻。我在话筒的另一头听见有打火机的声音，我知道父亲想缓和一下情绪又在抽烟了。电话里传出另一个声音，我知道那是小妹的声音，我问她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惹得父亲动这么大的肝火。小妹告诉我，原来是我近日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的人物很像住在我家对面的李世民，李世民的儿子和女儿找上门来，说我在文章中写了他父亲，坏了他家的名声，他女儿李晓月临走时还将粉拳砸在我家饭桌的桌角上，弄得碗盏叮当作响，并丢下一句气吞山河的话：这件事我们不会罢休的，要弄点颜色给你们看看。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我让小妹把父亲叫来听电话。小妹说，爸就站在我旁边。说话时，小妹已将话筒递与父亲，父亲在话筒前干咳了两声后，一直默不作声。我安慰了他几句，我说这篇文章是小说，小说是可以虚构可以塑造的，文章中的人物像谁像谁那是从素材中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鲁迅先生也说过小说中的人物头可以在北京，脚可以在上海，是完全在典型化指导下提炼出来的，这是对生活的高度概括。父亲听完我的解释，对着话筒说：你很迂腐。父亲的话很轻，我却受到了震动。听口气，父亲已有难处。我又安慰了他几句，我说我会抽个空来老家一趟，相信他们会理解的，况且我们两家向来比较接近，为这种小事伤了和气实在不应该。父亲说，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可能会闹成大事。这时候，电话突然断了，话筒里传出的老是忙音，我接连拨了几次都是老样子，因为是别人家的电话，我亦不好意思老是握着话筒不放。
从博物馆大门出来，我有些忐忑不安，尤其是父亲最后那一句话，不得不让我担心，一时间，我便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回来时桑歌见我满脸愁容，便问我是谁的电话。我告诉他电话是我父亲打来的，原因是我发表在报上的那篇小说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麻烦。桑歌说，我刚才想跟你说的也是这件事，只不过刚刚开了头就被你父亲的电话打断了。我说，桑歌，我想详细了解一下，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名堂，刚才我跟我父亲话也只讲了一半，电话便断了。桑歌说自己是专程为这事而来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李世民一家的本身，而是在于有好事者在插手。这一夜，我和桑歌一直谈到半夜，桑歌所谈及的远比我父亲在电话中说的要复杂而且严重，我惊诧于人与人之间这么容易反目成仇，也隐隐乎感到一种来自于人身安全的威胁，尤其是桑歌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对家乡彻底失望，并由此而产生厌恶。
我把桑歌送到后院木结构二楼我的书斋里休息，桑歌还没有睡意，便转动我的台灯，坐在床上继续看书。我轻轻带上门出来，走廊上没有灯，好在我走得习惯，还有月光洒在木栏杆上。因为是冬季，便显得十分凄凉。我心里很零乱，敲开房门时，妻子还没有睡，还在为电视里的人物而神魂颠倒，我知道这是新加坡的连续剧《黑色柔情》。我向来对这种电视连续剧表示反感，而妻子却说这是她的精神寄托，我说将我的小说拍成电视剧，远远胜过这种寻死觅活的片子，妻子无法理解我，说我吹牛。有时候也难免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动肝火，过了之后，又往往感到内疚，为这样的小事而动怒，值得吗？有很多次，当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这样问自己。妻子却不这样，她毫无悔过之意，她把这当作女人胜利的标志，我也理解，谁让她仅仅毕业于乡下的一所中学。妻子正在为剧中的主人翁而得意时，发现我脸色不对。我挨着她坐下来，她十分温柔地把手按在我的额头上，问我是否头疼。我说能否把电视关了。妻子见我晚上有些异样，也只好忍痛割爱。我冲了一杯咖啡，一边啜着，一边把我父亲的电话和桑歌所讲的事情全都告诉她。本来斜躺着的她，一下子反弹着端坐起来，她说，这算屁事，你写的是小说，关李世民个屁，那几个从中作梗的算个鸟，与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妻子一下子火起来，柳眉倒立，目光逼人，这副神态，我还是第二次领略到。这一夜，妻子睡得平安无事，而我却辗转反侧，终不能寐，天蒙蒙亮时，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第二天，桑歌要回乡下去，我送他上车，我问他首先是谁挑起的事端，桑歌说并不清楚。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事情是由一老师引起的，那位老师姓姚，是位女性，年纪也一大把了，几十年来从未教过小学高段课程，就凭着一个老字号，十余年一直担任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长，当着她的面，谁都尊敬她，背地里却被新来的师范生说得一无是处。听说是元旦放假后第一天上课，她在办公室发现新年伊始市里竟然也办了一份报纸，报纸是市委机关报，因为是创刊，所以广泛赠送。报纸四开八版，其中一版是副刊，取名华顶山，她忽然发现上面有一篇是我的文章，因为是同乡，便先睹为快，等她读完后，她便在办公室里说我的文章是写李世民的，这样写不应该，尤其是结尾，应该点明题意，这是写文章的起码道理。有人听了，便觉得好笑，对她说，这是小说，我们教学生的是记叙性作文，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她听了就有些不高兴，她说，你学校里还刚出来，我教了这么多年书，当了十几年语文教研组长，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懂？那人是个女孩，被她一顿抢白便红着脸偷偷地溜出门。放学后，她还在跟那女孩生气，气呼呼把报纸折叠好放在皮包里带给李世民，路上遇见徐特林，徐特林算得上小镇发言人，姚老师对他尊敬三分，拿出来给他看，让他来辩理。徐特林一看，便一口认定是写李世民的文章，便自告奋勇要过报纸去找李世民。
李世民靠修补凉伞起家，起初在小镇上搭个铺子，人称“小雨伞”。割了几次资本主义尾巴后，便心神不宁，见人家叫他“小雨伞”便沉下脸来。这年头不一样，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会抓老鼠就是好猫。李世民便扬眉吐气，逢人便说自己是早年赫赫有名的小雨伞。别人说，你难道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吗？李世民说，那是老皇历，如今是邓小平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本身就应该存在，现在上报纸上电视广告费还昂贵着呢？我“小雨伞”还是一句通俗易懂的广告语呐！果真如此，李世民打着“小雨伞”的牌子，从修雨伞到卖雨伞，从卖雨伞到办雨伞厂，成立小雨伞制造公司，几年下来便成为小镇首富，三年前在我家斜对门买了两间店面，以七十万元成交，令小镇人咋舌。
那一日徐特林便把那张报纸摊在李世民的老板桌上，指着我的名字说，你看看，你看看这文章写谁的。李世民看了一眼说，我们两家一直和睦，想必他不会跟我过不去吧！徐特林急了，便拖过一把椅坐下说，你先看看文章内容，我认为他损害了你的名誉权。李世民见他这么说，便说报纸先留下，让我慢慢读。
接连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乡下也不时来电话，打电话的人全都是亲朋好友，他们在电话中说的都是这件事，我知道他（她）们完全出于好心，请我留心，请我注意安全，搞得我心烦意乱。在电话中，我对他们说，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我会找个适当时间回家一次的，以便消除误解。他（她）们听后都吃了一惊，劝我不必来，来了也说不清，并且还有危险。我知道还是不说为好，便匆匆地提前说一些以示结束谈话的话语，再重重地搁上电话，有些时候，响声很大，女孩抬起头，用一种无法理喻的目光打量我，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不想解释，便用一些平淡无味的话来搪塞过去。
有一日，我闷得发慌，我想找出我那篇文章看看，这其中究竟有无中伤人家的恶意，如果真的有此意那也应该让人家唾骂，倘若没有这样的意思，这真的太伤我的心，什么月是故乡明，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我心里一切都不复存在。妻子上街买菜去了，孩子正好睡着，我在我的抽屉里找到那张报纸，报纸八版，文艺版排在最后，我在第八版角落里找到那篇笔记小说，我十分挑剔地读了好几遍，不但没有找出恶语伤人之意，反而为洋溢着江南小镇风情的小说氛围而陶醉。我怕自己为自己偏袒，又站在对方的立场去重读小说，结果也无感觉到令人尴尬之处。我又在档案袋中找出我的原稿，这并非单篇独立的小说，而是以家乡小镇为背景的一组笔记小说。小说共七篇，全是人物素描式的，我呆了，一下子惊出冷汗：要是其他六人都觉得自己像小说中的人物，那还了得，我岂不淹死在家乡父老的唾沫中，还有我的父母呢？我的小妹呢？他（她）们如何支撑得了这鼎沸的人声？我想，我为什么要写这一组小说，世象万千，题材广阔，何必要以家乡为背景？尽不到一点绵薄之力，却反而招来一桩横祸。我翻到小说的最后一页，发现落款时间是一九九0年冬天。于是我想起来了，这一组小说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想不到它却为我带来了喜悦与烦恼。
一九八九年冬天，我借调到市群艺馆创作室，在这之前，我是乡下一名文化干部，因为我在写作上有一些小名气，所以领导让我到市里锻炼，看看可否培养。再说群艺馆创作室的黄老先生也已经五十有六了，离退休的时限也不多，如果我能行，将来顶上黄老先生的空位；若不可雕琢，则一年之后打道回府。所以领导很艺术地用了借调两字，是借非借，是调非调，也可见领导的用心良苦。一次，我随黄老先生到一个风景名胜区去参加改稿会，全省好手云集，与我同住一室的是一位颇有汪曾琪先生风范的老作家，那天晚上，我们啜着淡茶，围着取暖器谈小说、谈人生。我说起我的家乡。他说，那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我去过，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淳朴，这本来就是一道风景，你何不以此为背景，选出几个典型人物，写一组笔记体小说，说不定会打响。回来后，我一直记住那长者的话，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酝酿，我真的找到了七个鲜活的人物，因为是笔记小说，又都很熟悉，构思也不怎么费时，写得也很顺手。小说写好后我便给它起了一个总题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小说后来寄与那位老作家，由他给我推荐出去。小说很快在一家省刊发表，还有两篇选入选刊，我也因此而声誉鹊起，大家一致公认我坐稳了那把藤椅。这一年，我二十三岁，我有点沾沾自喜。两年前，市报创刊，搞报纸的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有几个还称我为老师，因为我曾发过他（她）们的处女作。编副刊的名叫项进，冬天的一个中午，项进和报社的美编陈一维都坐在我家喝酒，喝了两瓶白酒后我们都有些醉醺醺的。项进向我约稿，说最好是小说稿，字数不要超过两千，要考虑报纸的容量。我说手头没有，一时间也写不出好东西。项进说随便写写吧！大手笔了，写出来的东西就大气。我笑笑，抿了一小口酒。陈一维说，发过的也可以，反正是市报。项进也随声附和。我说，那好吧！等会儿我便可给你带去。项进一听来了精神，站起来说，为我的“拔刀相助”干杯，三个酒杯相撞，他用力过猛，酒杯被撞出了一个缺口。酒后我没有食言，我便把发表在省刊后又被选刊选过的那篇小说底稿交给项进，并让他用后将我的原稿送回，以便我存档。过了一个星期，文章便出来了，旁边还配了插图，是陈一维画的，颇有水乡风韵，也充分体现了小说的内涵。我记得我当时在路上遇见陈一维时，还说他艺术感觉不错，或许日后会大红大紫之类的话。
妻子回来后，我正在整理杂乱的稿子，孩子早已醒来，在前面平房的卧室里哭了好久，我在后院书斋里一直没有听见，孩子尿了床又拉了屎，把卧室渲染得臭气冲天。我便匆匆把稿子重新装入档案袋，妻子说我这些天有点丧魂落魄，我想，也许是吧！这一种心情，她是无法体验得到的。
我想，我应该打个电话把项进找来。我这样想的时候，便随手拔通了电话，报社里的蒋小姐说他不在，到外面组稿去了。我又给他打了一个拷机，过了几分钟，电话响了，话筒里面传出来的是项进的声音。我问他在哪里？他说在郊区一家KTV歌舞厅包厢里。他问我去否，如果想去就乘11路电车到终点站，再坐黄包车穿过左营巷，走到尽头，前后大约不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我说，我不想唱歌，我想找你有点事情。项进说，不想唱歌，就玩玩吧！我说我生性愚钝什么也不会，你究竟有无时间？项进说正在兴致上，晚上再到你家里吧！我无可奈何，搁下话筒。冬天的天铅灰色的，似乎还有要下雪的感觉，窗外的树枝孤零零地挺在呼啸的北风中，远处巾子山上的宋塔也很落寞。我想，项进晚上会来吗？
晚上项进真的来了，我让他自己上书斋里泡茶，我把孩子和妻子送到卧室，给她们接好取暖器，便轻轻地带上门出来。木楼已很破败，脚底下并不十分踏实。项进坐在我木沙发上一手翻着杂志，一手拿着紫砂壶倒茶。我在他对面坐下来的时候，他问我究竟是什么事情。我便把事情说与他。项进说，真是岂有此理，是小说，怎么好对号入坐呢？请他来明的，起诉吧！我不相信打不赢这场官司，明天我就告诉报社领导，要不，让我们报社出面跟当地政府联系。我说，等着吧！不知道他们的行动来自于官方还是来自于民间，我跟你通气的意思是让你也知道有这么回事，万一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报社是否从组织角度去平息这场风波。我和项进一直谈到九点，项进说他女朋友还在他家里等他一起去另一个朋友家看刚刚装潢好的新房。我见他这样说，也不挽留他，送他出门。走过湖边，隔岸迪斯科的节奏鼓击着我的太阳穴，我便感到头昏目眩。项进临走时劝我想开些，不要有思想包袱，这种事情司空见惯。
从湖边回来，我想上楼清理一下书籍，路过博物馆时，丙先生正好出来找我。院子里树很多，而且高大，丙先生没有看见我，便站在太平天国时期铸造的古炮前朝着我的书斋高叫我。我便迎上去，丙先生说有我的电话。电话是乡下打来的，打电话的是文友老任，老任向来脾气急躁，话说得很快很硬，他说对方已经动起来了，徐特林已把李世民胃口吊了起来，说至少要你赔偿精神损失费三十万元，李世民的儿子李河和女儿李晓月都红了眼，说一旦打赢官司，就准备把你两间街面屋连屋带基都给你并过去。老任在电话里还说，徐特林不知在哪里听说类似的文章不止一篇而是一组，这些天他都在广泛搜集你的文章，你务必小心，尽快找出对策，不然，到时候措手不及。后面的话我便听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搁下电话筒，怎样告辞丙先生，又怎样从博物馆大门出来。我忽然有呕吐的感觉，便急急地跑到墙角边，吐了一阵后，胃舒适了许多。这时候，天空已飞起了雪花，我想，明天可能会大雪封路的。
这天夜里，我又失眠了，我一直在想，连李河这样的人也无法理解我的小说，这世界真有点不可思议。李河是我儿时的朋友和同学，从小学到高中，他一直坐在我前面。那时候，社会不正常，天天要割尾巴，连补雨衣、修雨伞只要与钱字有关的都要割。李世民的小雨伞铺是在一个雨天的早晨被查封的，我记得我当时正捧着饭碗坐在门口吃早饭，外面雨下得很大，来集市的人也很早，因为是农忙，都想买些东西早点回去，李世民的雨伞铺里便挤满了人。李世民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衣正忙得不可开交，他一边跟顾客讨价还价，一边招呼他妻子来帮忙。他妻子从屋里出来时，看见雨伞铺前面已站了四五个穿制服的男人，心里吓了一跳，用身子挤了一下李世民，李世民见妻子动作有点莫名其妙，便瞪了她一眼，他妻子呶呶嘴，李世民抬头一看，心里凉了半截，手中的一把黄漆布竹伞滑落在地上，顾客见了，立即退了出去。穿制服的男人飞起一脚，那竹摊便稀哩哗啦的枯萎在地上。另一个男人一把抓住李世民衬衣的胸襟，说他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到打办去坦白交代。李世民吓得脸色铁青，佝偻着身子不敢动弹。李世民的妻子一屁股蹲在泥地上，哭爹叫娘，雨伞铺便像炸了锅的粥。这时候，雨已经晴了，男女老少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我看不见，便跑到楼上，我母亲追上楼，说上课要迟到了，我只好下来。这天李河没有来学校上课，听说李世民被抓到打办后，李河的母亲带着一对儿女和满头白发的婆婆到打办门前静坐，打办罚了李世民一百元人民币后便于当日下午三时把他放了出来。小镇上的人都说这是李世民老婆的绝招，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百元钱中有五十元是我母亲借给她的，五十元正好是我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后来，李家便和我家好上了，李河跟我关系也要比跟别的同学密切些，遗憾的是李河后来没有考上大学，便跟随父亲重操旧业了。
我觉得我有必要给李河写封信，我不相信李河不理解我的用意。我妻子说，你写什么信，别自作多情，这年头人情比纸薄，不信，走着瞧。对于妻子的话，我知道也只能仅作参考，因为她跟李晓月有过矛盾，说穿了焦点便是为了争夺我。所以我怀疑妻子意气用词，明明是她胜利了，有时她还与我过不去，逼我坦白交代，弄得我哭笑不得。当然，李晓月竟然用粉拳打在我家桌角上，我心里十分难受，这一拳把往日的娴静贤淑砸得走了味儿。
信写了，内容是这篇小说决无诋毁李家的用意等等，在最后一段，我将鲁迅先生对小说的理解也写上。并说我们都是读过书的人，对小说的定义都理解，千万不要听人家一鼻孔之见云云。
第二天，天真的下起鹅毛大雪，我看见窗外一片银装素裹，我对妻子说，下大雪了，我去买点早餐吧！你想吃点什么？妻子说，随便吧！你多穿件衣服，下雪天，空气冷。我出门时，她又补了一句：别忘了带一瓶牛奶和一只茶叶蛋。我说知道了。在路过街上橄榄色的邮筒时，我把信检查了一遍，发现没有什么差错，才将它投入筒内。
这之后，我便开始注意单位里的信封，我不愿拆编辑部的来信，也不愿拆邀我入名人词典的信，我想见到的是来自家乡的信，这当然是指李河给我的信。接连几天我都没有收到我想收到的信，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想李河已经无法挽回了，我在信中的真心真意完全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还是妻子有眼光，自己读多了书，慢慢的有了一条书理，可人家不按理来，一切也都枉然。这样想着时，心里就暂时舒坦许多，觉得自己没有欠别人什么，而是别人有意在搞我，在借题发挥。这一天，路上的雪也消融得差不多了，枯黄的草地露出一块块皮来，我心里也亮堂了许多。这天，我下班回到家里，妻子告诉我，父亲来了，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我想父亲这一大把年纪了，在这么寒冷的冬天来城里肯定是为了这件事，况且，连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来，过去父亲好像不是这样的，每次来都是电话先行，我再到车站去接他老人家的。我问妻子父亲在哪里？妻子说在你的书斋里。
我上楼时，书斋门关着，父亲在里面，我在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父亲走过来把门打开，见了我一句话也没有，扭过头走了几步，坐在木沙发上，茶几上还摊着一本书，书上放了一副老花眼镜，我知道刚才父亲在看《聊斋志异》。我说，爸，你哪个时候来的？父亲说，你过来。父亲的脸色很难看，说话声音也很沉。我想缓和一下气氛，便说你应该先打个电话来，这么冷的天气。我一边说，一边走过去给他泡茶。“啪”的一声，父亲突然抡起手在我脸上重重掴了一掌。我惊呆了，用手捂住火辣辣的脸，父亲也呆了。我看着父亲，父亲也看着我。我们一时都没有说话，我当时什么心情都有，更不知道该怎么办。父亲的手在空中停了片刻才放下来，放得很慢，很沉，父亲一边放下手，一边老泪纵横。我心一下子软了，我说，爸，究竟出了什么大事？父亲一屁股坐在木沙发上，双手捧住头，样子够心酸的。我忙把餐巾纸递上去，又去里屋创作室里拿出取暖器，接通电源后放在父亲座位的旁边，这时候，屋里才稍稍有了些暖气。父亲说，都是你，天地广阔，为什么偏偏要写这样的人家，你知道吗？李世民过去是什么玩意儿，现在呢？现在他是大名鼎鼎的企业家，炙手可热，你惹得起他吗？我说，爸，可我没有写他？这是小说，小说可以塑造的，可以虚构的，我以他作为模特儿并没有错，况且我的文章里也没有贬低的意思。父亲喝了一口茶，我赶紧掏出一支烟给他点上，父亲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对我说，你还太嫩，这样的事情还不是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写他了，就写他了，你还能辩到哪里去？我不作声，唯恐引起父亲的愤怒，其实我心里极不舒服，天下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不理解，他们可以找人去请教，或者直接找我也行。父亲说，徐特林是条狗，在李世民面前摇尾乞怜，为了讨好李世民，挑起这件事端，听说开始李世民听不进去，徐特林又弄了一份报纸让李世民的儿子李河看，还给李晓月看，看了又分析那篇文章是如何恶毒，如何丑化李氏一家。李世民的女儿李晓月首先发难，那天夜饭后，她站在门口朝我们家大骂，我和你妈听了几句觉得不是味，又不好问，就让她骂个够。见我们没有反应，李晓月和李河便气呼呼的来到我们家，你妈正在洗镬，我还坐在饭桌边抽烟。李晓月一开口就是要找你算账，说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李河说这回一定要讨个说法，不赢不罢休。我说，有事好商量，请他们坐下再说。两人谁也不肯坐，就站着大吵大骂。外面看热闹的人都围在门口，他们也不了解，都说你写了李世民。李晓月临走时还一拳捶在桌角上，把桌上那口碗都打翻在地。我听了父亲这么一说，血便涌上来，我说，我无论如何要回家一次。父亲说，你回家干什么，你回家并无多大作用，反而会扩大事态，到城里，他们也不敢来放肆，待冷一段时间后再去，这几天徐特林还在找你其他的文章，他听说你写了七、八篇，说不定他们还会联手来整治你，你要找领导。我说，爸，你别怕，我会有办法的，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怕他娘的屁！
午饭后，父亲便要回乡下，我和妻子都想留他住几天，他执意不肯，他说他要注意动向，看看徐特林他们有什么新花招。见留他老人家不住，我便把他送上车。我望着远去的身影，想起父亲上车时蹒跚的步履，心底里泛起不可名状的辛酸。回到家里，妻子问我事情怎么样了，我便把父亲告诉我的情况说了一遍，妻子问，徐特林为什么跟你过不去。我说，不，徐特林不是跟我过不去，是跟我父亲过不去，我父亲没有什么辫子给他可抓，他便把气发到我身上，让他钻了空子，他便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妻子说，他为什么跟你父亲过不去，总应该有个渊源吧。我说，你在家里时都没听见吧？妻子说没有。那是以前的事了，我是后来才听人说的，我说。妻子还想说什么，见我情绪低落，便也默不作声。
下午上班时，我坐在那把破败的藤椅上，我想，我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领导，我一边喝茶，一边在考虑有无这个必要，如果得不到什么帮助，那还不如不说。我想着时，办公室小许给我送来一封信，我一看信是乡下的，便有些欣喜，我估计是李河来的信，只要他来信了，表明有沟通的可能，事情便会有转机的希望。小许见我有些迫切，便说乡下的小芳吗？我知道她指的是那首流行歌曲，我说不，是广告，中国猛男，你要一盒吗？小许嘻嘻哈哈地笑着下楼去了。我打开一看，信不是李河写的，这使我大失所望。信是一位女人写的，她叫林莉平。林莉平在信中说，前天中午徐特林找到她家里，向她借以前的《山海经》杂志看，林莉平说自己不知道事情真相，所以把《山海经》全部拿出来，连同创刊号，一并给徐特林看，林莉平说自己因为孩子睡醒了，在摇篮里哭，便去给孩子喂奶，徐特林很认真地翻了一遍目录，临走时，便带去3本，说是拿回去好好读读。林莉平说自己第二天才听说这场风波，知道徐特林拿这东西复印去，等他送回来后，林莉平说自己在他面前发了一场火，徐特林也没说什么，扔下杂志便走。接下去，林莉平便在信中一连写了好几个抱歉，并请我原谅她，说她自己的确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信行将结束时，她还添了一句，说徐特林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叫潘小龙的人跟他一道来的。看完信，我很平静地去翻我档案橱里的档案，在印有《山海经》字样的抽屉里，我找出一大叠发黄了的《山海经》。
《山海经》其实算不上什么刊物，她是镇文化站和《山海经》文学社联办的油印内刊。十多年前，我从邻乡调到小镇，几个搞文学的朋友经常凑在一起聊天，像是文学沙龙，聚过几次，桑歌提议组织一个文学社，出版一份杂志，大家经过几个回合讨论后，便定名《山海经》。《山海经》其意思不深邃，我们那里有一句口头禅叫“七水二山一分田”，《山海经》只不过顺其意而已。第一期出来时，有个女孩来找我，向我要了一本《山海经》创刊号，第二天，她又送来一篇文章，叫《一夜之水》，让我提提意见，文章写得文理皆通，只是力度稍逊，但作为初学写作者能到达这一层次，况且在小镇，这已是难能可贵的了。文章刊出前，她打来电话说将她笔名改成真名，我才知道她的真名叫林莉平。有一次，她跟我聊天，她说自己高中毕业后一直跟父母办家庭工厂，有好大一部分时间在外地出差，书籍便成了她消除寂寞的唯一方法，久而久之她也试着写散文，写诗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所以，她便把这精彩这无奈都写进散文里，写进随笔里。后来，她跟一个漆匠恋爱了，曾一度很少写作，便很少来找我。再后来，我便调到市群艺馆创作室，也就很少谋面。其间她又多次来信来稿，请我替她看稿，我也一一加以润色，她的文章虽然无显著进步，但作为乡下女人来说，其对于文学之痴情，便足以让人感动了。
我在一大叠发黄的《山海经》里发现真的有3篇东西是我写的，一篇以小雨伞为题目，另一篇写一家棺材铺，还有一篇便是创作谈。我想，写棺材铺的文章跟小镇现实的那家相去甚远，想必他们不会捕风捉影，创作谈是写那一组文章的感想，也与他们毫无相干，至于《小雨伞》那篇，他们已经对号入座，既然我的解释无济于事，那只好让他们去兴风作浪好了。但无法使我明白的是在《山海经》上发的《小雨伞》与在市报上发的《小雨伞》同一内容，其间相距五年之久，李世民一家为什么对此毫无反应呢？而五年之后，却为此而激动异常，大有对簿公堂之势呢？我想，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好事者徐特林的功劳。因为，五年前徐特林正艰难地生活在铁窗里。
徐特林是我父亲小学同学，我父亲说他小时候讨厌读书，一上课就说头疼，把脑袋搁在桌上，搁着搁着便昏沉沉地睡着了。语文教师老是用粉笔扔过来，正在睡梦中的徐特林便吓了一跳。有一年秋天，学校刚开学还不到一个月，他便把新课本扔进茅坑里。这件事正好被他弟弟撞见，他弟弟这天闹肚子，想上茅坑拉屎，看见徐特林把一本书扔在茅坑里，又用一根高粱杆去戳，便提着裤子去向他父亲告状。他父亲赶来一看，气得脸色发青，把他吊在屋柱上，剥光衣服，打破了一杆扫帚柄。徐特林虽然不喜欢读课文，但对于课外书，却很喜欢读，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有时候上课，他便把这书本放在课本的里层，两本书同时竖在桌上，老师看到往往是外面的课本，这样也不怀疑，他呢？当然也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徐特林没有考上高中，便跟父亲去做一段时间的篾匠，篾匠活很累，整日蹲在地上，他吃不消，在家游荡了几年，就跟邻镇一位姓邱的师傅学做豆腐。其实做豆腐比篾匠活更苦更累，尤其是寒冬腊月的早晨，泼出去的水都会结冰，人却要跟水打交道，所以第一个冬天尚未结束，徐特林就溜了回来，这一年正好村里搞一个猪市场，徐特林知道管理猪市场虽然脏些，但人很轻松。即使当中介人，卖卖嘴皮，自然可以赚上几元钱。徐特林人不会熬苦，但脑子却很灵动，看准了这差使，便提着一条烟去村长家。村长是老烟枪，家里穷，平时抽烟斗，给他一支烟他便笑逐颜开。给他一条烟，他差点把自家的女儿也给了徐特林，徐特林临走时，村长便把猪市场办公室的钥匙也给了他，徐特林便一路小调哼回家。第三年，徐特林娶了妻子，妻子来自一个偏僻的山坳，出身苦人家，嫁过来满月，徐特林便给她买了一架人力车，给人家拉水，挣的钱一五一十交给徐特林。女人家经不起重活，不到半年，便粗糙不堪。徐特林手里有了钱，就用来寻花问柳，女人不闹不问，原来她耳朵聋，这样也好，女人无怨无悔，徐特林也更加潇洒。但好景不长，过了几年，社会上刮起割尾巴风，猪市场停业，女人也早已有了孩子，这日子便每况愈下。女人的娘家说那边搞轮窑厂，让他们一家人都去，徐特林识得几字，又是从小镇里出来，当然比他们要那个一点，当了轮窑厂会计，几月下来，老病重犯，打泥的女工见他手上有些权，也靠着点，他便趁着打主意。一天傍晚，人家都收工了，他和一个女工还留着，那女工平日里就跟他打情骂俏，徐特林心中有几分底细，约她一起回家。走过一芋艿地时，徐特林便把她拉进地里，芋艿叶长得茂盛，那女工半推半就，便与他在地垄上行事。女工的小叔子也是泥砖工，想着一件衣服还放在泥砖上，半路折回来取衣服，走在地埂上，见芋艿叶攒动得厉害，便过来看个究竟，见两团白肉在地上滚动着，吓了一跳。那女工恶人先告状，一进家门便在丈夫面前哭诉小叔子调戏她，把她推进芋艿地里，去拉她的裤子，被她狠命蹬了一脚，脱手逃回来。女工的丈夫是个跛腿子，行动不便，性子却很急，一听就上火，抢起一把菜刀要去砍兄弟，她又抱住丈夫劝他耐着点，家丑不可外扬，免得人家耻笑，况且事情也没有得手。丈夫听了，一刀砍在自家门板上，门板被砍了个大裂缝。小叔子有些口吃，生性也忠厚，见了大哥眼里有火，知道嫂子早已诬告了他的状，解释也是白搭，便远远地避着，徐特林手里有权，他妻舅兄弟又多，也惹不起，所以也将这件事闷在心里。
有一年秋天，徐特林来找我父亲，请我父亲给他盖个公章。我父亲虽然是商店职员，因为略有些笔墨，所以仍兼当村里的会计，印把子自然掌在我父亲手里。我父亲问他是什么证明，徐特林说是关于耕牛的证明。那年头耕牛几乎能抵人命，这还了得。我父亲十分仔细地端详他的证明。徐特林所写的证明意思是我们村里出卖一头耕牛，并由他代办。我父亲说村里无耕牛出卖，当然也毋须由他来代办。徐特林在我父亲面前讲了很多好话，我父亲就是不给盖印，徐特林临走时，留下两瓶绍兴女儿红，第二天我父亲让我母亲把它送给徐特林的父亲，说是徐特林让人带来孝敬他老人家的。过了一个多星期，东窗事发，我父亲恍然大悟，原来徐特林在他做砖瓦的邻村偷了一头耕牛，卖给人家时因为没证明，遭到对方怀疑，向他要证明，徐特林拿不出来，对方要还牛退钱，一来二去，被人捕捉了风声，邻村人告到乡里，徐特林便铛锒入狱，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刑满后，徐特林也没再去烧窑当会计，他妻子也回到小镇，孩子都读书了，她重操旧业。徐特林游手好闲，既帮东家调解，也帮西家打官司，仍然干这一套卖嘴皮的营生，从中赚得一些好处。当然，对我父亲，徐特林恨之入骨，他说他蹲班房完全是我父亲责任，如果我父亲那天晚上给他盖上印，事情决不会败露。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徐特林复印了我的三篇文章后，这天下午一直在研究我的文章，在另外两篇文章里他都找到了他自以为能攻击我的缺口。看完写棺材铺的小说后，他又说这东西是写陈子善的。在另一篇创作谈里，我用了一个孵字，我的意思是小镇这一组人物在我脑子里已酝酿很久了，这跟孵小鸡一样，在条件成熟时，一定会脱颖而出的。徐特林却说我这个孵字用得十分恶毒，把人比成鸡，这简直是对家乡人民的一种侮辱。我不得不佩服徐特林这种惹是生非的本领，他竟然会抓住这个关键的而又使平民百姓无法理解的字眼，这与他平时游手好闲混迹于是非之地有关。这正像打蛇的人打着了蛇的三寸，他抓住这个致命的字眼，我想只要不是写小说搞文学者又有几人能理解呢？在区区小镇，更多的是凡夫俗子，谁又能理解孵字魅力所在呢？其实用这个孵字也不是我的智慧，而是我的一位文友贡献的，我记得他当时为我提供了这个字眼时，我真的击节赞叹。
我这一组关于小镇人物的小说发表后，有一家选刊来信说选用两篇，要我寄一张生活照，并写一篇千把字的创作谈。创作谈篇幅短，其容量却大，内涵深刻，我为这篇小东西绞尽脑汁。有一夜文友来神聊，我把那家选刊的来信给他看，他说写小说太难了，构思小说简直跟孵小鸡一样。我听了，觉得他说的这个孵字很鲜活。那位文友走后，我便动手写创作谈，竟然十分顺手，文章一气呵成。过了两天，桑歌打来电话说《山海经》创刊十周年的日子快到了，准备搞一组专辑文章来纪念。我说无时间专门为它写，手头只有一篇短小的创作谈。桑歌要我把创作谈寄过去，给后来者一个启迪。我见他言词恳切，第二天便把底稿寄过去。文章出来后，文学圈子里的人都说这篇东西写得不错，尤其是这个孵字，一笔妙着，尽得风流，简直是绝了。我想这样说有些夸大，是他们对我的吹捧，况且孵字也是文友说的，这令我汗颜。当然，这个字会给我雪上加霜，也是我始料不及的。
徐特林找到文章后，并不像上一次那样直接送到陈子善手里，而是到柴爿巷十字街口去闲话。柴爿巷与小营街分别是东西走向与南北走向的一巷一街，十字街口历来是小镇人们的好去处，盖其原因有两点：第一这地方是中心，第二这里小吃摊集中。人来多了，新闻也自然多，昨夜谁家媳妇被公公睡了，哪个歌舞厅里的四川妹被3个男青年骗到洛河桥轮奸了，第二天新闻便会在这里得以传播。当然，这十字街口不仅关心民间风流，也关注国际大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苏联解体、索马里事件、波黑战争、北约东扩、南北朝鲜吃紧、拉宾遇刺、钓鱼岛问题、美国佬拖欠联合国巨额会费等等，都是晚饭后的中心议题。徐特林从出狱的第二年开始一直订阅新华通讯社主办的《参考消息》，所以他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新闻发言人，就连卡拉季奇的生平、思想以及与克林顿、北约之间的周旋，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当然对于内部新闻他说得更加鲜活，哪个副镇长进包厢嫖娼，还利令智昏给了三陪女名片；哪家银行在海南跟人合作搞房地产开发，沉淀资金5000万；哪个县一个下午逮捕了4个副县长。所以，在家乡人眼里，徐特林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徐特林没有去找陈子善而到十字街口闲话这一手十分毒辣。第二天便传遍了整个小镇，这当然指另一篇有关棺材铺的小说，小说其实完全虚构，我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家庭，丈夫开棺材铺，妻子是个接生婆，这一生一死，掌握着小镇人的生死账簿，应该说悲剧和喜剧在这里冲突，其氛围够艺术味的。但徐特林却说我这篇小说是写陈子善的，理由是陈子善是开棺材铺的。就凭这一点，他把小说分析得头头是道，说我在小说中诅咒陈子善，把第1000口雕花棺材留给自己，却被仙逝的老伴所用，这些话分明都带有恶意。人的思维其实也很怪，徐特林这么一说，大家都把思想集中在这一点上，宁可相信它真实，也不愿意它虚构。后来我在读一篇美学论文时才发现这叫思维定势，想想这样说也有一定的道理。新闻传到陈子善那里，陈子善当夜便来找我父亲，这是我后来才听父亲说的。父亲告诉我陈子善来找他时，他已经睡下了。陈子善在楼下敲门，我母亲披着父亲的棉大衣抖索着下楼开门，门外寒气逼人。进屋时陈子善脸色铁青，径直上楼，来到我父亲床前。我父亲见陈子善一脸冷峻，便披一件短袄坐起来。陈子善开口便骂，骂我父亲生下我这个活宝，吃饱了饭闲着无事，专写一些下作文章。我父亲听了，吃了一惊，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浪又起。我父亲劝他坐下来慢慢说，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用不着动这么大的肝火。陈子善就是不肯坐，我父亲给他递烟也不接，站在那里气呼呼地说，我们前世无仇今日无怨凭什么要捉弄我，我开棺材铺也与你家无干，你儿子为什么要写我，诅咒我，告诉你，这件事我是不会罢休的，我还要起诉，让法律来为我讨个公道。陈子善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我父亲想插话也插不上去，等他稍作停顿，我父亲也想问问，文章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有无文章稿样？我父亲还没来得及问，陈子善便说，话先说到这里，后面的事情我们走着瞧。说完便头也不回走下楼，关门时还把我家的大门摔得很响，让我父亲心惊肉跳。这一夜，我父亲抽了半夜烟，也未曾合上眼。第二天一早，他便打电话给我，没有半点火气，但声音有些哑，在电话中他把事情重复了一遍，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窝囊气一个接一个闷在心里太难受。我说，这都是徐特林搞的，我亦早有预料，迟早会出现的，对于这样的事件，这样的文化层次我怎么能解释得清楚呢？况且还有徐特林这样的跳梁小丑从中作梗，但有一点你大可放心，这几篇小说完全是在描述风土人情，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江南小镇的文化意蕴，根本不存在诋毁名誉权问题，法院根本不可能受理此案。父亲听后，嗯了两声便把话筒搁下，我知道后面的几句话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我虽然安慰了父亲，但我根本无法安慰自己的内心。放下电话后，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在我的家乡，人的秉性是好斗，尤其在人格上，要是一方认为另一方侮辱了他，他非与你寻死觅活不可。我想，要是陈子善无法理解我小说的内涵而把小说理解成对他人格的侮辱，那他肯定会破釜沉舟的。我意识到这种局势的走向我已很难控制，这种事态的发展也存在着严重性和危害性，虽然陈子善无恰当的理由诉诸于法庭，法庭也无法受理此案，但如果他采用的是一套民间的办法来对付我，这肯定会叫我为此而大伤脑筋。为了以防不测，我决定向单位领导反映。上班时，我把这件事的发端以及进展等在书记面前作了十分详情的讲述，并呈上三篇文章的复印件。书记戴上老花眼镜去读我的小说及创作谈，我知道这种时候千万不能干扰他，便找了一张报纸看起来，但思想老是无法集中，心里一直在揣摩着书记的看法，偶尔偷偷移开报纸的一角，见书记读得十分投入，脸上仍然很慈祥，我估计他能理解的，他一向待我很好，认定我是个人才，况且他自己也有相当的文学修养。这三篇文章很短，加在一起也不过四千字，所以隔了一会书记便放下复印件，沉思良久，问我的小说是否真像他们身世，我说第一篇与李世民的身世比较像，第二篇只不过借用了陈子善的外貌与棺材铺一名，其余全是虚构的，至于创作谈应该说是理论文章，与他们毫无相干。书记说第三篇当然无问题，第二篇应该说也无问题，大千世界，开棺材铺者大有人在，陈子善为什么要对号入座呢？第一篇虽然比较像李世民的身世，以他为模特儿，又改变了许多，文章也无诽谤或中伤之意，未尚不可。书记摊摊手，表示不可理解。我说，我写文章的旨意在描述江南小镇的风情民俗，去表现这一方水土的美，却想不到招来一身横祸。书记劝我放下包袱，说必要时由组织出面找当地政府，或者找市委宣传部。
中午下班时，妻子告诉我，桑歌来过电话，她刚刚搁下。我说下班后我去菜场买菜，所以回来迟了，桑歌有什么事找我？妻子说桑歌让你打电话去。见妻子一脸愠色，我料定又不是什么好事，便从妻子手里接过孩子，去给桑歌打电话。妻子说，中午吃点什么？我说随便吧！一切都无所谓。妻子懒洋洋地取过车篮里的水蛏和绿菜花。孩子又哭又闹，这孩子还不满周岁，但心早已在乎外面世界，我一时烦起，便在她屁股上拍打了两下，孩子哇哇大哭。妻子把东西弄得叮当作响。我站在木结构的走廊上朝着厨房吼了一声，孩子竟然停了哭声，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我怕她吓坏了，便去吻她粉红色的小脸蛋。妻子依然我行我素，我知道再深入下去也许会发生什么，我只好忍声吞气，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把孩子放下去，我没有马上去给桑歌打电话，因为在这时候很容易激动，人一激动，该讲的和不该讲的都会轻易出口。我找了一个布娃娃给孩子，孩子看着我又笑又动，小白牙糯米饭似的粘在红嘴巴里，我气也消了大半。我去博物馆拨通了桑歌的电话，桑歌正在吃饭，听声音好像饭还含在嘴里。我问他有什么消息，桑歌说李河明天要去城里，说是为了一笔业务，听他说可能还在城里住上一夜。我问桑歌这是谁告诉你的？桑歌说是李河自己昨夜在他家说的。我握着话筒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桑歌说，你是否直接去找李河交换一下看法，李河其实也比较爽直，假如没有徐特林的挑拨与教唆，李河也不可能为这件事与你闹得这么僵。我说桑歌，李河的态度究竟怎么样？桑歌说还可以。我说，什么算是还可以？桑歌见我这么说，便把昨夜宴请李河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我。原来我与李河为《小雨伞》这篇小说出现矛盾后，桑歌一直于心不安。因为《小雨伞》第一次在《山海经》上露面时，李世民便告诉过桑歌，说这篇小说是写他的，他很反感，并且要桑歌转告我，他不喜欢这样写他，如果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文章，他肯定要找我麻烦。李世民跟桑歌说这番话时脸上虽然很严肃，却是偶然在街上遇见时说的，所以桑歌说自己也并不把它放在心上，况且那时候我已调到城里，也很少见面，为这件事特意打电话转告我，又觉得不妥当，也不必要，准备借我春节回家的机会再婉转地告诉我。结果后来忘了这件事，等到报上重发了这篇小说，才意识到自己的差错，更想不到徐特林会借题发挥，从中煽风点火，使事情陷入僵局。所以，这些日子，桑歌说他一直想方设法平息这场风波，昨夜他让妻子搞了个狗肉火锅，找了李河，也找了平日里的几位朋友，因为他们与李河与我都有不错的关系，想把这种恩恩怨怨都消散于酒杯间。喝酒时，听李河说要进城谈业务，准备在西湖宾馆住上一夜，才打电话来，让我主动去找李河，都是同学与朋友，又都是一条街上的，不会有很深的恩怨。听完桑歌的电话，我一时呆了，这并不在于桑歌的责任，完全是在于我自己的一时疏忽，桑歌没有忘记，他是我们俩一起对酌时才告诉我的，只不过是他当时为了避免破坏好氛围而说得轻描谈写，醉酒朦胧的我也根本没把它当作一回事，况且其间又过了整整几年。我真有点感激涕零，我对着话筒沉默了许久。桑歌以为我生气了，在电话的那一端一股劲地向我道歉。放下话筒前，桑歌还告诉我，陈子善这几天在找律师，都是徐特林陪着的，找了几个有律师证书的教师，他们看过后都说无法起诉。徐特林让陈子善去找关系找熟人，用钱开路，看来这件事可能更棘手。这时候，妻子在高叫我吃饭，听声音要比刚才温和许多，我便一边回她话，一边抱起孩子。
第二天晚上，我对妻子说听说李河来城里了，住在西湖宾馆，我去找他谈谈，桑歌说他态度缓和些，我估计走一下可能有些效果，虽然打不了官司，但不早点化解，拖下去于我们也不利，况且陈子善的事情又出来了，到时候，我们首尾难以照顾。妻子一向反对我晚上外出，这回见我说得在理，也只好默认。但妻子说绝不能在他面前认错，因为这件事根本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在于理解的层次，关键应该说是徐特林有意借题发挥，从中挑拨教唆造成的。我说这一点我当然明白，我自己写的文章我当然明白其旨意，如果我这样轻易接受别人强加给我的观点，那我还写什么文章？我也枉为作家。可惜的是这一夜我没有找到李河。我问过服务小姐，她说是来过一位叫李河的青年人，晚饭后才退房的，他好像忽然接到什么电话要回去，他让我们服务员给他联系了一辆出租车打的回家。我见她说得这么详细，估计他临时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所以连夜赶回去，我也只好悻悻而归。但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夜李河没有走，他住在319房间，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才走的，这错误完全在于服务小姐，因为当天住进来的有两个李河，那位打的回家的李河是邻乡李奋斗的儿子，他家也办厂，专产塑料薄膜。
乡下的老任又打来电话，说这几天陈子善老是往李世民家里跑，老任把自己看到和他老婆看到的都一一在电话里作了详述，并请我要务必小心，看来这又是一个新动向。我问老任李世民态度怎么样？老任说，这个还不得而知，因为李世民这些日子生意很红火，所以在家的时间很少，陈子善有好几次刚进门就出来，可能李世民没在家，到厂里，李世民并不十分欢迎，因为业务太忙，再说在办公室里李世民绝不谈公司外的事情，陈子善也不好意思去打扰。放下话筒前，老任一再叮嘱我，要多加小心，并问我这件事是否向领导反映过？我说我最近向单位领导反映过，领导对此事也显得力不从心，领导说这是属于理解的问题，对方又是农民，这样的事情十分棘手，必要时只能以组织出面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让他们去做做思想工作。老任说，你不是在作协里还挂着什么职务吗？为什么不能去找找他们呢？我这才想起自己还是市作协的理事，出了这样的事情，也应该向组织汇报一下，以求得组织的理解和支持。老任还说春节快到了，要我在起程前的头天晚上电话告诉他，他说自己准备组织人马到车站迎接，以确保我的安全，他说他们没有教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最起码的他们会围攻你。
放下话筒后，我马上又提起话筒，领导到市机关党委开会去了，上午的电话就成了我的专线。我接连拨了几个电话，市文联没有人，市委宣传部也没有人，市府新闻办公室的老鲁在，老鲁问我什么事情，老鲁是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当然是我的领导，我便把事情的经过扼要地讲述了一遍。老鲁说，是不是上次拿来评奖的那篇东西。我说正是，这篇东西先是发在一家省级文学刊物上，后来被一家文学选刊选载过。老鲁说这样的事情很难办，要是向法庭起诉，法庭也无法受理，因为评奖时我读过，文章没有半点诽谤中伤之意，我相信法庭也肯定理解，要是采用民间的一些行动，那事情就很棘手。老鲁说事情我心中有数，我先跟另外几位主席商量一下，看看是否有好办法，你先放下包袱，争取多写点东西，另外，还要密切注意对方的动向。我在电话的另一头苦笑，我说，这种日子，我怎么能静得下心来写作呢？
我开始有些反常，上班时常常无法集中思想，想到乡下，想到乡下的父母，想到坐牢，想到拼死，想到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想到没有父亲的孩子的日子。有时我也看窗外铅灰色的天空，看远处巾子山上耸立着的宋元双塔，还有古城墙，古城墙上的炮台和炮台上的明朝荷兰国大炮——大将军，那是一道关于远古的风景，过去在我眼中这古塔这城墙这大炮都是古城的英韵，可现在他们都僵死在那里，成了我目光的障碍。我也常常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妻子勒令不准我夜间喝茶，她以为是茶所致，其实她错了，我嗜茶如命，十五年如一日，我还特意让一位篆刻家给我刻了一方图章，叫茶瘟，字是铁线篆，画画时，我很喜欢用它来点眼，那夜间茶还能让我无法入眠吗？有时睡得不踏实，有时又在睡梦中惊醒，嘴里喊的大多是孩子的小名。妻子见我一天天消瘦下去，自己带着孩子又不便出门买菜，只好隔三差五让邻居小黄下班时帮着带一些鱼虾。但无论她怎样用心良苦，我对饭菜的香味却日益递减。有一次，妻子盛好饭，让我去揭开砂锅盖，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随手取了一条毛巾握在手里，揭开盖一看，我差点将它砸在地上，我跑到门口呕吐。妻子说，你怎么啦？你！我说，谁让你买蛇？我不喜欢蛇羹。妻子说，那是蛇吗？你看清楚了？那是鳗。我还缓不过气来，我说是鳗也不要。妻子说，你不是很喜欢鳗吗？我说我见了鳗也恶心。妻子噙着泪花说，你这人真是不可思议。
听说陈子善找了一位姓张的律师，其实也不是什么律师，是刚从华东师大法律系毕业的自费生，又是徐特林引荐的，他是徐特林弟嫂小弟的同学，因为是自费生，工作难以落实，在家里蹲了半年，有些不耐烦，也想找点事干干。徐特林是通过他弟嫂的小弟才找到他的，问他这场官司是否可以打？他说有官司怎么不能打，问题是打官司要花钱，这年头不花钱的官司就无法打，不是有句民间歌谣叫三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吗？徐特林回来后把这事说与陈子善，陈子善便带了两千元与徐特林一道去见那位姓张的律师。张律师果然满腹经纶，在他们面前足足独自理论了三个多小时，徐特林和陈子善看看天色已晚，请张律师进“绿岛”酒家，六分小醉，张律师想唱歌，徐特林和陈子善也陪着，叫了三个四川妞，陈子善没见过世面，坐在那里有些木讷，张律师和徐特林搂着四川妞轮流进KTV包厢里间，陈子善见张律师从包厢里出来时神采飞扬，心里揣摩着自己的事情有八成把握。果然，玩到尽兴时，张律师说，事情包在我身上，你把那篇文章复印件给我，我直接去法庭，里面一位头儿也是师大的，比我早两年，是校友，你放心吧！过了两天，徐特林来找陈子善，说是他弟嫂的小弟传话来，张律师已将起诉书送给那位校友了，要请人家客，准备把涉及到的部门都叫来，一锤定音算了，潇洒一夜，钞票大约要三千。陈子善有些迟疑，徐特林说，这样的事情给你一锤定音还疑迟什么？等到判决书下来，让那小子赔你三十万元精神损失费。陈子善的妻子说，不用打了，挣点钱也辛苦。徐特林说，你不懂，做人为口气，气也被人压着，那还叫做人吗？况且这钱还会赔回来的。陈子善见徐特林说得这样把握，便咬咬牙让妻子去拿钱，他妻子不肯走，把皮箱的钥匙扔给他，陈子善自己上楼去，数了三千元钱交给徐特林，徐特林说还是交给我弟嫂的小弟吧！他正在我家里等着。陈子善想想也在理，便和徐特林一起把钱交给徐特林弟嫂的小弟。过了一个星期，陈子善见没有什么消息，便约了徐特林去找张律师，张律师的母亲说，听他说到北方开快餐店什么的，我给他借了两千元钱，还有一个伴，是邻村的同学，我也叫不上名字。陈子善和徐特林一下呆住了，两人到了徐特林弟嫂家，她小弟也不在，她母亲早死，跛脚的父亲一边咳嗽，一边数落儿子好吃懒做，走远点自己省得受气。
桑歌打电话说昨夜老任到他家里坐了一会。我说老任不是挺忙吗？冬天里造房子的多，老任说自己烧的砖供不应求。桑歌说，今年老任发了，但东西却写得少。我说自然难免，这也好，等他积累一些生活素材再去写小说，就大不一样了。桑歌说，真想不到他也会放下笔，我以为他是《山海经》里的不倒翁。我说，这个过程是短暂的，过一段时间，他肯定会回头。桑歌说，你知道吗？他过去听见广播里播他写的新闻稿也会搬起小凳站在上面贴着广播听。我说，桑歌这你不懂，一个写作者要是停下一段时间重新提笔，那就不在同一层次了。桑歌在电话中说但愿如此。我说桑歌我们扯远了，老任找你干什么？桑歌说，那还不是为你？老任说你是《山海经》的骄傲，是小镇的骄傲，绝对不允许陈子善、徐特林之类的人动你半根汗毛，他找我商量先开个《山海经》文学社社员大会，把这件事通报一下，团结起来保卫你，他还说自己不管有多忙都一定到会，还要在会上发言。听了桑歌的电话，我鼻子有点发酸，真想不到老任这把年纪了还这般哥儿们义气。桑歌说，其实已经用不着这么劳心了，陈子善已经和徐特林发生内战了。我说，为什么？桑歌说，你没有听说？那还不是为钱。我说，听了一点，不过，钱是姓张的人骗走的。桑歌说，你真善良，这里面的事情谁还说得清楚，陈子善气得暴跳如雷，徐特林说自己好心人办坏事，钱是陈子善自己送的，与他没有什么相干，他只不过怂恿了几句话而已，陈子善的妻子把徐特林骂得狗血喷头。桑歌在电话中一直用调侃的语调对我说这件事，我虽然为出现这样的事情而窃喜，但是我意识到这里面却存在着更大的灾难。
妻子这几天感到身体不适，乏力加呕吐搞得她心烦意乱，有时为一件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她也与我大动干戈。对于女人，我真的不明白，她们的喜怒哀乐真让人捉摸不透，这简直是无理取闹，我常常这样对妻子说，她却振振有词地回答我，女人就是女人，女人的烦躁难道也需要理由吗？我哭笑不得，女人的烦躁不需要理由，这使我大惑不解。对于妻子的反常现象，我已猜出个中原因，我请她去医院，我说不管什么病都有它的必然原因，去医院检查一下，再对症下药，可能会好些。在我再三鼓励下，妻子答应去市一医院，我找了妇产科一位姓王的医生，把妻子交给她后，便坐在走廊的木凳上看报。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妻子和王医生回来了，王医生递给我一张化验单，十分神秘地笑笑。我扫一眼化验结果，我说果然不出我所料。妻子问我怎么办？我说，坠胎。这别无选择。因为已有一个孩子了，当然不可能再有第二个。
由于妻子的原因，我只好打电话到家里，让小妹到城里来帮忙两个星期。电话是母亲接的，我在电话中说了这件事。母亲说，要保重好身子，明天我让你小妹来，一个月内千万不要碰着水。我说，这我知道。我怕母亲唠叨便搁下了电话。第二天中午，我下班后去了一趟菜场，小妹已经来了，正坐着跟我妻子说什么，见我进来，便说我比以前瘦多了。我看小妹却比以前漂亮了许多，粉刺没有了，脸比先前要白嫩些，还化了淡妆。我说，小妹是否恋爱了？小妹脸上一红一红的，有些不好意思。妻子说，小妹才十八岁，不用急，慢慢的寻个好人家。小妹笑笑说自己的职业也没固定下来，哪有那份闲心思。吃饭时，我又问起那件事最近有无什么反应。小妹说，差点忘了告诉你，昨夜陈子善的两个儿子保刚和保玉从北京做木匠回来后吵到徐特林家里，徐特林和他妻子见势不妙，关了门，人逃到三楼，保刚和保玉用石头砸门，幸亏很多人来劝，只砸了一个小窟隆。我说徐特林怎么也是个怕死鬼，到了你家里，还不是用刀劈了他俩痛快。小妹说，哥你怎么还帮徐特林说话呢？我说小妹，这你不懂，徐特林若是劈了他俩，我们就没事了，当然徐特林是无法跟两个青年人比，青年人血气方刚，有的是力气和胆魄。
正如我所料，灾难真的降临到我头上。上午上班时，领导让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是市委宣传部召开的，是个小型座谈会，中心议题是讨论修改市民守则初稿，到会的只有十来个人，大都是市级宣传线的笔杆子。我去时，吴部长让我坐在他身边，我也没推辞。到十点钟左右，单位打来电话让我回去，说是家里来了急电。我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只好向吴部长请假。到了单位，领导说，是你父亲打来的电话，他没有说什么，只说等会儿再打过来。我倒了一杯开水，坐在那里默然。过了一刻，桌上那架淡绿色的电话便狂叫不已，我一把抓过话筒，电话中传出父亲苍老的声音，在他证明接电话的确凿是他儿子后，便显得十分激动，在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早晨，我父亲也与往常一样开了文具店的店门，在卖了一张横匾和两面锦旗后闯进来两个青年人。我母亲见是陈子善家的保刚和保玉，便给我父亲递了眼色，一边招呼他俩坐会儿，保刚和保玉先问我父亲，那篇棺材铺的文章是写谁的？我父亲一边给他俩递烟，一边对我母亲说，给保刚和保玉泡两杯茶，要蟠毫。保刚吼了一声说，茶个屁。保玉破口大骂，你那狗崽子吃皇粮骨头痒了是吗？为什么要恶意攻击我父亲，走，我们上法庭去，无论如何还我一个公道。保玉一边说，一边上前来拉我父亲，保刚也动起手来。我母亲见势不妙，便跑到大街上喊救命。住在我家附近的人都涌进来。我父亲被他俩推搡到一个角落里，看见窗口边有一把马蹄形的裁纸刀，便一把抢过来握在手里。父亲说，你们再过来，我就放了你们的血，我这大把年纪了，抵了你们一个也合算。一向文弱的父亲嘴上虽这么说，但两脚却在发抖。这时候，村长赵鲁平恰好路过，便抢过来，把保刚拉了一个踉跄，黑了脸说，你给我滚，再不滚我马上报警。不知何时过来的陈子善从人群中挤出来，把一块碗口大的石头扔在玻璃柜台上，哗的一声脆响，围观的人群便四处逃散，飞溅的玻璃屑落在我父亲的脸上和手上，顷刻间鲜血直流。我母亲见我父亲受了伤，便不顾性命，一头撞在陈子善怀中，把他撞了个趔趄。陈子善见我母亲一副拼命的样子，便溜出人群。保刚和保玉见他父亲走了，就骂骂咧咧退回去了。村长赵鲁平见我父亲脸上全是血，便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父亲送到医院里包扎，打了一针破伤风，医生说不打紧，是玻璃划破的，全在皮上。听完父亲断断续续的叙述，我又听到了母亲在电话里的抽泣声，我身上涌起一阵阵冷气，我不知道自己跟两位老人说了什么话，也不知道自己怎样放下话筒的。我突然感到一阵不适，胃里泛起不可名状的难受，我急冲冲地穿过走廊，一头扑进水槽里，接下去便是一阵土崩瓦解的呕吐。那声音实在丑陋，我打开水龙头，妄想掩盖声音的真相。小许正想过来洗手，见我这副狼狈相，便在我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问我怎么啦？我说，心里难受。小许说上医院吧！我说，不，待会儿就好。喝了几口开水，平静片刻，我又恢复了原状，我想，我应该跟派出所联系一下，否则陈子善和他的儿子还会搔扰的。拨通电话后，我让接电话的民警把余所长找来。我与余所长见过面，而且还有一段交情。
半年前应一家企业之邀在夜明珠酒楼吃过一餐晚饭，企业主把我介绍给他，同时也把他介绍给我，我们又互相交换了名片，他见我既是作家又是画家，便让我给他画一幅山水画，我说我最擅长的是人物，他便让我给他画一幅仕女图。过了两天后，我把画寄过去，他很高兴，说他很欣赏这幅画。后来他来了一次城里，还特地邀请我去状元楼吃了一餐饭，唱了一回卡拉OK，算是答谢。我说我老家是你管辖的，请你多多关照。余所长说，都是青年人，好讲话，有什么难处打个电话来。这回真的碰上难题了，我也只好试着找他帮忙。余所长接过电话，我报了姓名，他竟然回忆不起来，我哭笑不得，我说，我们吃过饭，我还给你画过仕女图。他听了我这一连串的解释才记起来，他问我有什么事情？我把上午发生的事情以及事情发生的起因在电话中作了简述。他说，陈家的人找你父亲干什么？就是你在文章中恶意中伤他诽谤他，他应该起诉你才对，他到你家里砸东西是违法的，你父亲为什么不打110电话，那是报警电话，我们接到电话马上会去制止的。我说，我父母亲不懂，所以也没报警。他说，陈家住在哪里，我下午便将他们传唤过来。我见他这样说，心里一阵欣喜，便把陈子善家的门牌号告诉了他。
这天中午，我把家里的不幸告诉了妻子和小妹，妻子和小妹都有些紧张，尤其是小妹，眼泪汪汪的，想说什么又没法说出来，我知道她想回去看看，我也这样想，妻子的护理工作还是由我自己来承担。我把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说，你上班怎么办？我说我会有办法的。妻子说，什么办法？我说，我下午写一张创作请假条，再附上一篇创作计划，不就得了。妻子满脸喜气，说我这人鬼点子真多。我说这年代要想立世鬼点子不多能行吗？但前提是这鬼点子不是坏点子就好。下午上班时，我顺路把小妹送到车站。我嘱咐小妹要注意安全，早点关店门，夜里也尽量不要外出，父亲的伤势怎么样要及时打电话告诉我。从车站回到单位已迟到了十来分钟，领导说派出所来过电话。我说打电话的人什么也没说？领导说，你不在他没说什么，只是让你打个电话回去。我倒了一杯开水，一边拨通了乡下派出所的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余所长。他说中午他把陈家父子三人都传到派出所做了笔录，收了2000元押金，当作你父亲的医药费和玻璃柜的赔偿费，但钱先放在派出所，等事情处理后再付给你父亲，假如你父亲急于用，写一张预支单到派出所先领一部分，下午我们还要到你家向你父母了解一下事情经过，听说赵鲁平村长当时也在，我们也想了解他一下。
父亲终于病倒了，先是发高烧，后是低热、呕吐、全身乏力，打不起精神。镇上医院看过后说是重感冒，吃了药，打过针，也并不见效。小妹和母亲都让他到城里医院看看，父亲说是小病，过几天便会好，毋须上城里。小妹见父亲固执，便打电话告诉我。我让母亲和小妹关了店门陪父亲一道来，父亲说春节将近，生意正在兴头上，损失太大。直到有一夜，父亲气促胸闷整夜无法入睡，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在小妹和母亲的再三催促下，三人乘了一辆面包车到了城里。父亲到了城里，我妻子还处在休养时期，母亲照顾我妻子和孩子，小妹料理家务，我一人陪父亲去医院看病，我又找到先前那位姓王的医生。王医生把我和父亲送到内科专家门诊，让一位陈姓的专家医生给父亲看病，陈专家是位好医生，五十多岁，脸色却很好，给我父亲看病时十分细致和蔼，她开了多种化验单让我父亲去化验室化验，我和父亲在B超室门口就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出于无奈，我又只好去找王医生，王医生带我们转了几个地方，到下班时，其他化验单都出来了，就差小便化验没有结果，说要等第二天，陈专家隔日上班，我们又只好等到第三天再来。到了第三天，我把四张化验结果交给陈专家，她看了后说，都很正常，要吃药也不过是些平常药。我也一时拿不准主意，便说，也只好这样。陈专家开了药方，我拿到药时，父亲说，这跟乡下差不了多少。我说，先吃了再说吧！父亲吃了两天药，并不奏效，似乎还一天天严重起来。住在我隔壁的冯先生告诉我，说市中医院有位叫谢有光的老中医很有名气，问我是否带父亲去那里看看。第二天一早，我便与父亲去中医院找谢有光医生，我们八点钟到医院，站在他门口等候的人已有十余人，谢医生也刚到。谢医生已近六十，鹤发童颜，父亲一看便喜欢上他。等到十点钟左右才轮到我父亲，谢医生给我父亲号了脉，看看口舌，又翻开我父亲的眼皮，一语中的，问我父亲有过什么惊吓没有？父亲说，有。我站在一旁看父亲说这话时还心有余悸。谢医生说，别的没什么，就是受了刺激所致，吃五剂药就可以了，另外，底也虚了些，给你加些补，问题不大。回到家里，我马上让母亲给父亲煎药，又让父亲坐在我书房里读《聊斋志异》。喝了第一剂药，父亲说感觉好多了，等到喝了第二剂，父亲说自己要回去。我说是否等我一道回家过春节。父亲算了算时间，还需要十来天，说家里生意耽搁得太多了，还是要走，我也只好随他的心愿。父亲走后第三天，余所长打来电话，说事情搞清楚了，陈家纯属肇事者，赔你父亲药费550元，玻璃铝合金柜750元。钱要等财务从城里开会回来再取。我在电话里一股劲地表示感谢，我说我给所里送一面锦旗吧！他在电话里表示不要这样，这样做太醒目反而不好。我握着话筒想，我应该用哪一种方式表示才好，我总应该有一种表示感谢的举动吧！
春节快到了，我估计陈子善和李世民再也不可能闹事，所以没有告诉老任，只是把回家的日子告诉了父亲。桑歌在我临走的头一日打电话来问我，我只好说了回家的确切日期。桑歌说，老任说过，这件事无论如何要告诉他，不然他会生气的。我知道老任脾气倔强，便说，那你代为转告吧！但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不要通知得很多，以免引起人家的反感，或者就你和老任两个来接一下，并注意一下动向。桑歌说，你父亲的事情，我知道已经很晚了，我去的时候，你父亲已上医院了，所以这件事真让我不好意思。我说，别这样，兄弟们的心情我都理解，待我回来我们聊他几个通宵。
回家的这天早晨，妻子早早醒来。其实，我也一夜未睡，孩子也醒得特别早。妻子休养的时期已过去，孩子由我哄着玩，她去做早餐。回家的东西早几天就准备好了，所以早饭后我们便收拾得很快。车是面包车，天气很好，妻子的心情也很好，没有像以前那样晕车，一股劲跟我谈城里的事情和乡下的事情。我抱着孩子心不在焉地听她唠叨。我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淡化了矛盾冲突，但那一种思想却无法消除，春节的日子不会没有麻烦，徐特林当然不会正面出击，他也无理由正面出击，但陈子善与李世民总不会罢休，尤其是陈子善赔了这么多血本。妻子见我有些不大在意她的闲扯，也渐渐失去了兴趣。面包车一路颠簸，妻子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孩子一直在我怀里睡着，我轻轻揭开裹着的小毛毯，孩子粉红色的小脸灿若桃花。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哀，假如我在春节的日子里遇险呢！那孩子怎么办？妻子也不能没有我。我鼻子发酸，想不到人生还会有这么多事。
面包车在小镇车站停下来，妻还熟睡着，我用肩膀挤了挤妻子的脸腮，她才睁开惺忪的睡眼，我说到了。我看见桑歌和老任站在水泥台阶上向我招手，我对妻子说，老任和桑歌来了，妻子把头伸出窗外看，我让妻子抱孩子，自己拎起行李。桑歌和老任都上了车，帮我搬下行李，又找了一辆三轮车。街上很冷清，这年头农民收成不好，生意萧条，所以即使到了年关，也热闹不起来。我发现熟人不少，但大家都似乎懒得打招呼，碰上几个老邻居，也只是很冷地寒喧几句。我感觉气氛不对，我对坐在我身边的妻子说，这个春节我们不如不来。妻子马上说，明天就起程到我老爸老妈那里过。我无言以对，只是看了她两眼。老任和桑歌管着我们的行李一直跟在后面，他们没有说话，只是警惕地注视着街两旁。到了李世民家门时，我看见他家门关着，没有一点动静。父母和小妹早早看见了我们，都出来迎接，桑歌和老任帮我把行李提进屋里，说我们旅途劳顿先休息一会，晚上他们再过来闲聊。
这天晚上，应该说我们不是一般的闲聊，而是十分严肃地商量对策，我们一直谈到深夜，除了桑歌和老任，还有我父亲也参加，我决定置陈子善不顾，原因是我写的棺材铺离他的原形太远，是他自己牵强附会对号入座的，这与我无关，到我家闹事的事情派出所已处理，也再无什么遗留问题，只不过在单独行动上要小心些，以防保刚和保玉的铤而走险。对于李世民，我想去他家走一次，因为小说《小雨伞》比较像他家的历史，虽然文章中没有出现什么诽谤和中伤，但也应该解释一下，况且李河还是我同学，上一次在西湖宾馆又错过了机会。我父亲虽然同意我的观点，却反对我一个人去李世民家。老任说让桑歌陪着，桑歌与李河又是朋友，这样他们不会做出出格的行动。桑歌说，李河可能宽容些，李世民在这件事上态度也看不出来，关键是李晓月，她在各种场合都扬言要给你点颜色看。我想，李晓月为什么跟我过不去？
第二天上午，我和桑歌一起去了李世民家，只有李晓月一人在。桑歌问李晓月她父亲和李河在哪里？李晓月一见我，便破口大骂，她脸色铁青，嘴唇发紫，什么肮脏的民间言语全都用上，我从没看见一个姑娘家骂起人来这样凶狠，这样刁尖刻薄。在我眼里，李晓月应该是个温柔娴淑而有教养的姑娘，在这之前我根本无法想象她在我家餐桌上捶下一拳的粗鲁动作，现在看来这完全是出于自然，要是她是个男的我想她非跟我拼个你死我活不可。桑歌想解释什么，我拉了他一把，我说，没有这个必要，不管她白道还是黑道，我反正也活得压抑，倒不如轰轰烈烈地干一场。话一出口，我轻松许多，我一手握住口袋里的弹簧刀，真的想冲上去一刀宰了她。
一连几天，我都没有出门，我估计李世民和李河要找上门来，或者是陈家父子，但他们都没有来，听说陈子善这几天晚上都在李世民家坐得很久。我也很少外出，我外出访友时，总是披上黑色呢大衣，两手插在衣袋里，右手握着弹簧刀，准备随时对付不速之客，妻子总是走在我的左边，挽着我的手臂，十分警惕四周的动向。街上有很多人，我们只是点一下头，露一丝笑意。他（她）们也同样，我不知道是他（她）们已经世故起来，还是我的文章已伤害了我们之间的情感。
大年夜的晚上，我发现妻子神色不对，我问她下午去了何处？妻子说话硬梆梆的，动作也十分粗糙。我不知道她又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当着父母的面，我不好问她，等到上床时，我走过去十分轻柔地躺在她的旁边，她一骨碌坐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出去，别碰着我。妻子说话时柳眉倒立，寒气逼人。我吓了一跳，一时怔怔地看着她说不出话来。妻子见我呆着，一头钻进被窝里哭泣起来。妻子哭得十分伤心，盖在身上的被也在颤抖。我轻轻地连被带人搂着，劝慰她。妻子只是哭。父母在隔壁听见响声，问我是否要开水？我说，孩子的奶粉已冲好，放在保温瓶里，不要开水。午夜的钟声敲响时，妻子才停住哭声，我见是时候了，便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们离婚吧？妻子说话时十分镇静。我说，你这人真是不可思议。
妻子冷冷地说，你自己不可思议，李晓月是你的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