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同志插话告诉我：“别听站长瞎说，什么‘自我感觉良好’？他有病，我们都这么认为。可他从来不检查身体，也很少去看病。医生经常催他去检查身体，他说他不会有病，检查那玩艺儿干啥？不久前，兵站部派医疗队上线再次给大家检查身体，他又躲得远远的不露面。他就是这样，好像医生是他的天敌，他怕医生就像老鼠怕猫一样。他肯定是有病的……”
关茂福问：“肯定？有什么凭证？”他狠狠地剜了人家一眼。
对方不再说话了。
我在沱沱河那天夜里，因为高山反应睡不着，早晨6点钟就起床了。刚走出客房，我就看见值班室门口蹲着一个人，嘴边闪着一明一暗的火星。我想：准是关站长！听人说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一起床就干活，就抽烟。他的饭量很小，每天抽的烟要比吃的饭多得多。
就在头天夜里，站上的丁医生以沉痛的口吻告诉我：前几天关站长出现了血尿，尿出的血足足有碗大一滩！大家劝他到格尔木去检查一下，他还是那句话：“自我感觉良好。”当天夜里，他同样一直工作到两点钟。
各种名目繁多的高山病像枷锁一样套在青藏线人的脖子上，如果没有那种“我要活，我要干”的精神支撑着这些孱弱的躯体，他们随时都会倒在雪原上的。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多少这样的形象，我终生敬重这些形象！
镜头1：在西藏边境的聂拉木县境内，夜色沉沉，一盏喷灯吐着蓝色的、微弱的光焰。喷灯上放着小铝锅，锅里的面条在翻滚，却怎么也煮不熟。这儿海拔6200米，属喜马拉雅山系，水的沸点为60度，食品都是半生不熟地就下咽。
围着喷灯而坐的是兵站部副部长魏广坤、汽车某团副团长白信歧、汽车某团副政委李荣池。高山反应一点也不饶过这些虔诚的老兵，应该有的反应他们都有了，一个个显得疲惫不堪、面容憔悴。
魏广坤：“生也罢，熟也罢，咱们都得吃点，要不身体垮了怎么完成任务？”
白信歧舀了一茶缸稀饭，用自制的小木筷在缸里捞了捞，硬硬的米粒根本不与水相粘。他把这缸稀饭递给副部长，又拿出了第二个茶缸……原来，兵站部的三个汽车连队将要到这儿来执行任务。这是一条新路、险路，有“进来出不去”之说。三位领导便，为先遣队来探路。近半个月中，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每段路都要亲自踏勘、丈量，发现了40公里的路面极窄极险，80处搁不下汽车的两个轮子。他们与当地军民联系，修宽、铺平了公路。
荒郊野岭，风吹日晒，再加上高山反应的折磨，使三个老家伙变得简直像野人。
镜头2：他是管线团的营长，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上下唐古拉山的100公里地段。15年来天天如此。如果有一天脚板不在这山路上磨蹭，不见见分布在山中的战士，他就感到失去了什么，他就咽不下饭睡不好觉。说也怪！高山症怕他，从不沾他的身，他可以大步流星地在山坡上追赶地鼠。终于有一天，也许是他上山后的第10个年头吧，他感到生活太单调，太枯燥，他很想见到妻子、儿子，做梦都想。可是，他们在数千里外的四川，见不着；怀念二老双亲，可是两位老人已经谢世，咽气前他也不在他们身边；他想逛逛都市的夜景，可是唐古拉山上除了风雪，还是风雪……
他烦躁过，诅咒过，没有什么用；伴随他的依旧是可怕的单调。于是从某一个早晨开始，他比部队早起床半个小时，跑步到江河源头的桥下，冲着积雪皑皑的山峰大声呼喊：“我——爱——高——原！”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声音洪亮。
他肆无忌惮地喊着，反正他的部属听不见，他们还在梦中。
每天这样呼喊过以后，他觉得心里很充实，日子也过得有意义了。不让他呼喊不行，因为他心里沉积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镜头3：青藏公路跨越过5700米的唐古拉山后的第一站，便是安多泵站。泵站旁边的山坡上有一个新堆起的小坟头，那儿长眠着副指导员张明义的不足两岁的儿子小龙。
兵站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来高原探亲的所有小孩，都不得到格尔木以上地区去。因为前几年发生过好几起孩子被高山病夺去生命的悲惨事件。1990年春节前夕，张明义的爱人带着儿子从老家来到格尔木，住在招待所等候丈夫下山过团圆年。她几乎天天都打电话到安多，催丈夫快下来，说儿子想爸爸都快想疯了！张明义何尝不想早一天见到妻子、儿子？可是他不得不在电话里如实地告诉她：“春节期间站里没有干部，我恐怕暂时还下不来。”
她失望了。最失望的还是儿子小龙，他从离开家乡那天起，就一直念叨着要见爸爸呢！
她为儿子着想，顾不得许多了，就悄悄走出招待所，站在格尔木路口拦了辆汽车，带着小龙到了安多。
张明义自然抱怨妻子的莽撞，但是当他看到妻子那渴望见到丈夫，儿子渴求见到爸爸的眼神时，心头的气便消了不少。站上的战士们也替她说话：
“副指导员，你也太少点人情味了。嫂子大老远跑来看你，难道就为了听你的一顿批评？再不要怨天怨地了，咱们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年吧！”
张明义总算点了点头，他盼望着这个年过得吉祥如意然而，可恶的高山反应终于还是向正在世界屋脊上过新年的小龙袭来！刚过了初一，他就发高烧，并不断地说着胡话。张明义夫妻俩仿佛预感到孩子要发生什么不测，赶紧找站上医生给孩子打针，但打了针也没用，高烧根本不退。他们又张罗着将孩子送到拉萨或格尔木去抢救，但已经来不及了……
第二天，小龙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妈妈抱着孩子的尸体不放，她绝对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是真的！她对着儿子的脸，一边哭泣一边说：“龙儿，你没有去，你没有去！你睡着了，妈妈等着你醒来，你一定会醒来的！”
她把儿子的尸体整整抱了三天，也不肯放下。站上的同志也跟着她哭了三天。
张明义的心像被甲虫咬着了一样疼痛，他既不相信小龙会永远离开自己，又害怕听见妻子以及站上同志的那悲怆的呼唤和哭声。他强忍着内心的痛苦，还得劝说大家要“节哀”，要上班工作。谁也不听他的招呼，他只得拿上铁锹一个人到山上去给小龙挖墓穴……
这样的镜头还很多，它们留在我的脑海里，搅得我的心里没有一刻平静。
采访兵站部副部长包楚忠时，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兵站部范银瑞政委特地向我介绍过包楚忠的情况：心脏病、脑血管供血不足、高原性低血压……
他今年44岁，在兵站部领导班子中是最年轻的，去年才从管线团团长的位置走进了副部长的办公室。他要干想干的事情还很多，不少同事在他荣升副部长后羡慕地说：“铺在包楚忠面前的是一条彩虹路。”可是他这一身病……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了这么多病的？”
“今年4月。当时我跟着车队正在线上跑，那天到了藏北高原的那曲镇，突然觉得不行了，心口疼，喘不过气来，浑身乏力。一量血压，低压40，高压50，我当场就昏了过去兵站立即采取了急救措施，才没使我倒下去。然后又把我送到西藏军区总医院抢救，病情总算控制住了……”
他还告诉我：这么多的病不可能是一天就染上的。特别是在高原这地方，任何一种高山病都会纠缠你几年、十几年，到最后变得表象化了，也难以医治了。他说，几年前他就感到身上常常不自在，只是一直未向别人说过罢了。
我对包楚忠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他参加了修建格拉地下输油管线工程的全过程。管线通过唐古拉山上下100公里地段的工程就是他担任副营长时完成的。他是总指挥，为“油龙”跨越世界屋脊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刻，我坐在他这间并不算宽敞的办公室里，却像走进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空间。
1080公里的“油龙”仿佛就盘绕在这间屋里。不！整个管线的设计全长并不是1080公里，而是1076公里；多出的这4公里是包楚忠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
那是1976年3月，管线施工进入最后一道工序：试压，埋桩。就是从管线的起点昆仑山口至终点拉萨，要对全部的管道进行试压，即最后的验收，然后封沟埋桩。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坐车，必须步行；二是要进行超负荷的手工劳动。无疑，又是一个硬仗摆在施工部队面前！
包楚忠站出来挑起了这副重担。
当时，在格尔木22医院工作的他的爱人毛玲，再有半年就要生孩子了。这之前，两人已商量好，他陪爱人回老家江苏度产假。基地指挥部的洪司令员得知这个情况后，当面对包楚忠许诺：试压工作过了唐古拉山以后，让他和爱人一起回家。这时占据包楚忠心头的已经是管线了，回家的事他没有更多地去考虑，只向爱人简单地说明了情况，就带领着试压队上线了。
这是一件多么细致、繁杂而又原始的操作！每80公里为一个工作段，采用往管道里面塞球的办法，然后再打进高压气来判断管子的密封程度。有时，球进入管道打不出来，他们只好将耳朵贴在管子上面，一段一段地探听。事后，包楚忠开玩笑地说：“我的耳朵都快要在管道上磨出厚茧子了。”埋桩的任务也不轻松，每公里一个桩，全靠用皮尺一点一点地丈量。管道从河里穿过，包楚忠就和大家一起下河；管道从山顶上跨过，他们就攀登高山。
有一次，他们干完活已经是晚上8点，回宿营地没有汽车了，几个人只好站在路边拦车。一辆又一辆汽车从面前驶过，就是拦不住。眼看夜幕越来越浓重，他们心急如焚，却没有任何办法。就在这时，一辆地方的车停下来加水，包楚忠走上前叫了声“老师傅”，好话说了几箩筐，司机却耷拉着眼皮理也不理，最后不耐烦地一挥手，开起车来颠了。无奈，包楚忠和同志们只好步行回营地。可以想象得出，在5千多米的雪地上已经干了一天重活的人，又要步行近50里路，该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回到驻地已是12点多了，包楚忠正要铺床睡觉，忽然发现刚才那位地方的司机恰好在他们的宿营地借宿，几个战士正说说笑笑地给他烧火做饭呢！包楚忠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他走上去还没有说什么，那人就赶忙站起来，耷拉着脑袋，摆出一副听候受审的可怜相。包楚忠强压着心头的火气，只说了一句：“你呀，你今晚吃了********，应该说说有些什么感想！”
那人始终没说一句话，可想而知：他那顿饭是吃得非常别扭的。
10月底，试压工作胜利地通过了唐古拉山。这时洪司令员赶到唐古拉山，对包楚忠说：“小包呀，我以前说的话不能算数了。国家要求管线必须在年底试通油，我们要突击完成收尾工程，你还得坚持把试压工作搞到拉萨。只好先让毛玲一个人回老家了，她的思想工作由我去做。”
司令员亲自打电话给医院，安排毛玲回家的事。这下可苦了毛玲，她等了丈夫半年多，现在还得只身一人回家。更要命的是，离临产只剩下十来天了。当她匆匆忙忙地赶回家的第五天，孩子就出生了，家里人说：“你没把娃娃生在火车上就够好了！”
年底，包楚忠完成任务，到了拉萨。
这时候，他们丈量出来的管线的总长度为1080公里，比设计图纸上的数字多了4公里。包楚忠脸上浮现出一种抑制不住的笑容，同时他也感到浑身乏力，头也昏昏沉沉的……
采访结束前，我问他：“现在身体弄成这个样子，你打算怎么办？”
他望望我，仿佛没有考虑就回答说：
“怎么办，我也说不清楚。在高原上工作的，哪个人身上不带着几种病？我才44岁。”
是的，他的病是气候恶劣、严重缺氧的青藏线对他的必然馈赠。他呢，还必须以忍耐的精神给这条线继续奉献。他已经在雪线上走了18年了！
我想起了一首似诗不是诗、像歌不是歌的顺口溜，悲悲凄凄，朦朦胧胧，怪揪人心的：
“一言难尽，二目无神，三餐不思，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久久难眠，十分难受。”
高山反应就是这种滋味，每一个青藏线人都尝过它。
第三节冰下热泉
那天，我们的汽车刚驶进格尔木市的转盘路，一块木牌上的数字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这儿的海拔高度是2800米。同车一位伙伴高兴地感叹道：“我们上山了！”
其实，格尔木根本不算山。几乎所有的青藏线人都这么认为。在他们的眼里，这个严格说来是个戈壁小镇的格尔木，是比八百里秦川还要坦荡的平川，是比内地那些省会还要繁华的“小上海”。他们心目中的山是指昆仑山，那儿海拔4700米；是指唐古拉山，那儿海拔5700米；是指喜马拉雅山，那儿海拔6千多米。“山人”有与众不同的山的概念，自然也有与众不同的对山的感情。
一位团长这样对我说：
“在线上呆的时间长了，一旦回到格尔木，看见那些树呀水呀楼房呀，心里那个美劲儿真难以形容。巴不得像抱着儿子似地亲亲它们。我想，这大概就像你们北京人在外出差时间长了，重新踏上长安街一样。可是，说来也怪，如果在格尔木果久了，心头又感到很寂寞很枯燥，像丢了魂儿一样，天天盼着上山！”
“这是为什么呢？”我问。
他回答：“军营在山上，我们的战士在山上，带兵人不能离开部队，心安理得地呆在‘小上海’呀！”
“可是，格尔木毕竟是你们的家，你们的妻子儿女都在那里呀！”
“青藏线人的家应该在线上，连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