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是一个曾经在青藏公路上跑过车、履历表上有过7年青藏奋斗史的“老高原”。这块高地平均海拔高度为4000米。
当年我刚20岁出头，脚踏油门，西宁——拉萨；拉萨——西宁，哪一年都要跑上五六个来回。下高原内调时，朋友问我：
“在生死线上驰骋七年，有何感想？”我回答：“还没跑够！”
时隔20多年后的1990年夏天，我重返昆仑山；从一踏上西宁的青藏公路零公里处的那一刻起，我就强烈地感到：曾经很熟悉的一切，似乎都变得陌生了！
我的步伐是充满憧憬的，因而有时很轻松：这步伐又难免掺杂着某些怯懦，因而有时很缓慢甚至犹豫。果然，我一上日月山，就阴差阳错地感到：离太阳近了，离死亡也近了。
青藏高原严重缺氧！
按人体正常需要氧气的比例计算，西宁缺氧15—20%；格尔木缺氧20—30%；昆仑山口以上缺氧40—50%。
如果谁把这些当成是耸人听闻的戏言，那么，就请他结识一下他肯定认为是“畸形人”的青藏线人吧！紫红色的脸庞像祖辈生活在雪山的藏家人。指关节变粗、指甲凹陷的手像深埋在沙包里的红柳根；沉默得近乎木讷的神情是因为不少人至少忍受着两三种高原病的折磨……
他们当初上青藏线时并不是这样。青藏线人在改造高原的同时，高原也改造着他们。而且这种互相改造还在继续着。
昆仑山西大滩泵站的窗台上，罐头盒里种着一棵海棠。盒上写着两个字：“忍耐”。
我对“忍耐”二字颇感兴趣。因为青藏线人正是靠着它，才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生存和苦斗过来的。
正在这当儿，江****总书记来到昆仑山下，接见了兵站部的连以上干部。他在讲话中说：“你们青藏兵站部组建以后，长年在青藏线上执勤，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你们在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培养和锤炼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
忍耐，共和国军人独有的品格！
兵站部先后有10多万人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其中的600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在没有枪声、炮声的和平环境中的献身啊！昆仑山下的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陵园，覆盖着密密的白茨和红柳，呈现出一派苍凉、悲壮的景象。
那么，活着的人呢？
他们只知道抗争！
第一节活的雕像
我很吃惊：会有这种事么？如果是在那个“为纲”的年代，这肯定是一个“新动向”。可是，给我讲这件事的兵站部的这位副部长，却非常镇静，甚至显得有点儿冷漠。
他说，在他经过唐古拉山的那天夜里，有人污染了山巅的汉白玉石雕像，将机油粘糊糊地泼在了像身、像座上。他还说，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两次了。第一次的那个人是兄弟部队的一位老兵，他一边泼洒着机油，一边发泄着：“雕像！雕像！老子在西藏干了十几年了，谁给我雕过像？”
副部长说完就走了，像吹了一阵风似的轻淡。
我却陷入了沉思，而且很有几分恼火！
西部本来没有雕像。1989年10月，青藏兵站部上高原执勤35周年之际，青海、西藏二省区动了心思，在唐古拉山建立了这座石像。那是一个顶风斗雪的军人石像，它象征着青藏线的1万多名官兵。
整个一支特别能忍耐的队伍被污染了！
转而我又想：何必动火呢？生活中什么样的人都会有的，那些污染别人的人首先向人们展示的是他自己的污秽；何况真正奉献着的西部军人是不会有雕像的，因为任何刀工精湛的艺术家，都难以塑造出他们的灵魂。
活的雕像是活的灵魂。他们有一颗不怕污染的洁净无瑕的心。
A.西红柿价值的升华
那是一个夕阳久久不肯从山巅坠落的黄昏，昆仑山口某油库壮观、新奇的一幕使我大开眼界。我多日来苦苦觅寻的东西，想不到会在这时候轻而易举地得到了！
我国第一条横跨世界屋脊的1080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地下输油管线就是从这个油库伸出的。它担负着百分之百的进藏油料的输送任务，近10年来共计有150万吨油料从这儿源源涌出，流往西藏。但是，此时我的注意力并不在那气势磅礴的架在山脊的“油龙”上，而是在昆仑山北麓的玻璃温室里。这是一个菜园，它的美景、壮景实在不亚于仙山琼阁。
当它猛然间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竟惊讶得找不出合适的词儿来形容它。碧绿？翠绿？油绿？似乎都显得苍白。后来我发现温室的粗糙的土坯墙上歪歪扭扭地刻着三个字：“雪山绿”，我的心头忽然一亮！有了：绿，雪山绿，军绿。青藏线人之魂！
大饱眼福！这个寸草不生的亘古野滩，千年雪山下的这方绿地。我认为4000里青藏线唯独这里景色最诱人。不信么？
下面一组从这方绿地上长出来的数字，就足以让你理解我的心情为何那样激动！
一个南瓜68斤；一个茄子5.8斤；一条黄瓜4.1斤；一个萝卜3斤；一个西红柿2.1斤；豆角1米长；辣椒27公分仓库马主任站在仿佛洒了一层热糊糊的面汤的玻璃房中间，抹了把鼻尖上的热气，以七分自豪、三分神秘的口气对我们说：
“我们库里共有三个这样的温室，加在一起约一亩半地。昆仑山的暖房是四季种菜，常年收获。吃菜的旺季有三次。第一次在春节前后，第二次是三四月间，第三次就到了国庆节了。现在是6月，你们正好赶上了青黄不接的淡季。”
说着，他摇了摇足有两米高的“辣椒树”，颇有一点炫耀的意思。然后，唐主任摘了个西红柿塞到我手里，说： “上次军报江永红记者来暖房，逮住这西红柿就吃起来，那家伙吃得满嘴淌水，真馋人！重2斤的柿子被他两口就消灭了。他说在这个地方吃西红柿比在北京进‘全聚德’还来劲。江记者这个人痛快！”
我拿着西红柿，却怎么也张不开嘴，怕羞。
我知道他们这菜种得很艰难。羊粪是从120公里外的西大滩拣来的，人粪肥是从180公里外的大柴旦运来的，水是从5公里外的雪水河拉来的。单算经济帐就贴进去了老鼻子！
种菜人说：我们在高原种菜种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
我想到刚才在仓库办公楼前的空地上看到的那一株株“羊粪草”，头发丝一样的叶子，很硬，直扎手。主人说，那是头年从西大滩拣来的羊粪里的草籽落地长成的。够顽强了，羊儿没把它嚼碎，屙出来，它便从昆仑山深处挪到了戈壁滩上。
这就是精神么？
我找到了当初在昆仑山倡导种菜、几经失败，终于染绿了戈壁的这个仓库的原政委、现任兵站部副部长耿兴华。
“你实现了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在这块羊都不拉屎的地方种出了菜。”
“我们种菜与其说是为了吃，不如说是为了看。”
“看菜？太新鲜了！你能不能讲讲你们是怎么看的？”
“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或是夏天里飞砂走石的日子，我下了班就常常蹲在温室里看那红亮亮、脆鲜鲜的西红柿，瞅着它长个儿，看着它变红。一看就是半天儿，忘了吃饭，连抽烟也忘了。身后不知啥时候蹲了好些同志跟着我看菜，我竟然没有发觉……”
“连饭都不吃了，你这可真是看饱了肚子。”
“岂止是看饱了肚子，不少人看了这稀罕的蔬菜，在这儿蹲得住了。原先总有一些人年年闹腾着要从我们库往外挪。这个地方是‘三只蚊子一盘菜’，谁愿意留下？自打这‘昆仑菜园’出现后，便再也没有人提‘外流’的事了。我是政委，平时常常给大家上政治课，教育同志们要在昆仑山扎根。现在我觉得，这个菜园似乎帮我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
我理解。不仅是理解，更多的是对开辟“昆仑菜园”，并把蔬菜的价值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的高原人的发自内心的钦佩。
我对耿兴华刮目相看了，我由此推想他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一定很丰富。去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五集电视系列片《西部没有雕像》后，在全国反映强烈。也许你还不知道，耿兴华正是这部电视片的作者之一。有人不解了，一个管“猪圈、菜地、豆腐房”的行政干部，哪来的雅兴写剧本？不奇怪，把这个耿部长与九年前在昆仑山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菜园的耿政委联系在一起，一切都迎刃而解。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耿兴华不但懂这个，而且会“变”。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需要一种不甘寂寞的精神，而且要把这种精神昭示给高原以外的人。他不需要人们的赞扬，只求大家对高原人能够理解。
耿兴华在青藏线上整整工作了30年。我和他是老战友，曾在一个宣传处的办公室里工作过。他是大家公认的演讲起来具有相当诱惑力的演讲家。容易激动的人能写出好诗，耿兴华的诗作不多，但不乏精品。七八年前，报刊版面几乎全部被那些朦胧诗充斥着，耿兴华认真研究了其中的代表作，不懂，就是读不懂。他去请教一个对朦胧诗相当欣赏的人，竟然也说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熬了几个晚上，写了一组从青藏线的生活海洋里打捞出来的诗，发表在《青海日报》副刊的头条。大家说：“盖帽了！”没有想到这次我见到他，他还不显老，近50岁的人了，当年那血气方刚的小青年气质并没有减少。人嘛，就应该这样，即使100岁了，也不可把18岁的风流磨掉；也应该跳舞，也应该写诗，也应该女的穿短裙男的戴戒指；也应该像耿兴华那样有“看菜”的勇气和写诗的雅兴。
活的雕像就是要活得这样滋润！
B.32年，暖块石头也孵出鸡娃了
我想起了兵站部王根成部长，他是在另一种夹缝里生活，并不断获得安慰、信心和乐趣的青藏线人。
这是一个八百里秦川的苞谷渣支撑起来的一米八个头的烈性汉子。不认识他的人，只要瞅瞅他这个头儿，看看他那古板中渗透着几分森严的脸，你就会得出结论：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他干不成的！
他在青藏线上呆了32年，和他一起上高原的人都早已下山了，他却还欢欢实实地干得很起劲。有人说，全兵站部翻越唐古拉山次数最多的人是王根成。他是从班、排、连，到营、团、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上来的；光在师职的岗位上就已经蹲了8年。用一个战士的俏皮话说：“八年暖块石头也孵出鸡娃了。”那么，他在青藏高原上这32年呢？又能孵多少“鸡娃”！不论在哪个岗位上，王根成都是黎明即起，不停地工作；他只记得今天哪些事情要急办，明天又有哪些事情要筹划。他仿佛永远也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什么叫艰苦，什么叫牺牲；仿佛他天生就该在这个世界屋脊上扎根、苦干似的。
我和王根成是一个火车皮拉来的战友，我们都是那个全国人都知道的法门寺所在地陕西扶风县人，入伍后又在一个部队开汽车。1965年我调到首都工作，他仍像西藏的牦牛一样在雪山上超负荷行进。这期间，他作为青藏线上的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的代表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们匆匆地见过面，但却未及深谈。这次，我一到西宁，他就赶到招待所来和我寒暄，当着众多的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的面将了我一军：“还记得不？当时我在六连当排长，你是代理副指导员。一次检查内务，你提溜起我们一个驾驶员扎得松松垮垮的背包批评我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带的这兵能打仗吗？’”这事我确实记不得了；即使当时批评过他，那也是有口无心。30年前的事他还记得这么清楚，可见他没有把老战友忘掉。
我的这位老乡没有给“江东父老”丢面子，他在青藏线上是干出了名堂的。开汽车时，他是全团唯一的万里车驾驶员；当连长时，他们的连队被总后树为标兵连队；当团长时，全团的出车率提高到80%，这在青藏线上是少有的。最近，中央军委还授于他们“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的光荣称号。还要怎么样呢？确实“够意思”了！
每一次成功都必须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又不能不和相应的痛苦甚至眼泪连在一起。
这次，我和王根成关起门来做了一次谈话；当然是推心置腹的了。
“你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我问。因为这次我们见面后我就发现，他虽然还是那个黑脸大个的王根成，但已经不那么壮实了。宣传科王志雷同志也给我通了个“情报”：“去年在唐古拉山顶举行雕像落成典礼，他讲话时好个喘哟！当晚他在沱沱河兵站住宿，半夜里断了氧气，差点出了麻烦。”
王根成回答：“身体是有点不如当年了。去年春天我到了拉萨，几个单位的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我听着听着，忽然脑袋‘轰’的一声，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大概只过了几秒钟，我又清醒了，我看到汇报的同志依旧在讲着。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我什么也没说，继续听汇报。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事后，我问自己，是不是不行了？50岁的人了！这使我想到上次去北京的事：一住进宾馆就感到头疼，想吐，接着就是发烧，什么也不想吃。难受了好些日子，后来回到高原才好了。”
他是笑着讲这些事的，一声叹息也没有。我看到的还是我们从闷罐车上下来进军营时的那种笑。
“身体的事马虎不得，你还是到医院认真检查一下为好。”
“就这个样了，身体没什么大病，一下子还要不了命，但也不容乐观。总之，我不想那么多，干事要紧。兵站部这一摊子头绪多，事情杂，没有人挑头是不行的。”
青藏运输线离开了兵站部这支部队是要瘫痪的，而这支部队又离不开一个好部长。根成的担子是很重的。
1989年12月25日，王根成在兵站部上高原执勤35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动情，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