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壬戌之冬，余撰《家言》，而有《春明梦录》之刻。次岁，复将《郡斋影事》、《西江赘语》刊成。其时甫赋遂初，略摭旧闻，本有语焉弗详之憾，拟作《客座偶谈》，补其罅漏。乃迟迟十年，屡屡易稿；兼以世变日新，闻见益夥，遂复裒然成帙。而事关国故，居多不忍弃置，因就旧稿。重加编辑，录而存之。盖自辛丑举办新政之后，又三十年矣。三十年为一世，世事变幻，长安一局，古往今来，不过如是，转若无足深悲者。盖旷观大势，不能无所悟也。甲戌冬至，平斋何刚德。
官制随时变更。清初不置相，后乃设军机大臣，行相之事。不定额缺，所谓官不必备，惟其人也。两宫垂帘听政，则军机必以亲王领班，下以数大臣辅之，所谓军机王大臣是也。凡事由亲王作主，商之大臣而定。每日上班，必由领班之亲王开口请旨。所请何旨，即未上班时所商定者，虽偶有更动亦罕矣。是合外国君主、内阁之制而参用之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殆不尽然欤。
清制，京官满汉分设员缺，而满缺每多于汉缺。然员缺虽满汉并设，而办事多以汉员主之。事务之繁，惟六部为甚。六部之中，尤以户、刑二部为甚。户、刑二部分十八司，其余四部皆四司。除堂官外，司员办事者，实缺之员或不敷用，以候补之人充之，其余事简而职之闲散者，不过备员而已。二百余年，未闻事有不举者。外省督抚司道府县，各有专官，每省定额不及百缺。其附属之丞ヘ杂职，大省不过二三倍，小省亦求其称而已。
前清宫俸之薄，亘古未有。或曰：洪承畴有意为之，以激怒汉人。而不尽然也。一因满人占额太多，不敷支配；一因人心厌乱，容易服从也。今试以京官言之：正一品大学士，春秋二季，每季俸一百八十两，一年三百六十两；是每月只三十两。递减而至于七品翰林院，每季只四十五两，每月不及八两也。至于六部，全部公费及官吏廉俸薪工，姑以吏部言之，每季二万三千余两，以数百人分之。其余小九卿十数衙门，十不及一二焉。外官另有养廉，比京官为优，今举其略言之：边省督抚独优，年支二万。东三省新制，加至三万。其余大小省，均在二万以下、一万以上。藩、臬一万，以下递降。府则三千，县则一千二百，亦以次递减。外官俸与京官同，且皆坐罚不领。其余丞ヘ杂职，统计不过数千而已。此为取于国库言也。此外，藩司粮道及知府，有公费，取于州县平余，其余特别差务，亦皆由此项供给钱粮，少则数千，多则竟将十万。粮有多少，即平余有盈绌，盈者年所入可数万计。此外别无所谓政费名目。至若督抚，则有关税、盐务之津贴，然非有明文，受与不受，亦视夫其人耳。惟收粮、收税之机关，由道迄县，不得谓之非弊。凡公款应甲月解者，迟至两三月始解。则此两三月，可以发商生息。公款以关道为多，此项息金亦颇可观。然商欠危险，则责其自理，与库款无出入也。若一归库，则成为库款。藩库道库，皆由首府随时查点，现银向不能轻动。实缺外官支领库款之实数，一省之中，无论如何，大省年不过二十万，中小省可知已。此外，则候补供差各员薪水，皆由各局支管，而以藩司总其成，大概道员知府百数十金，州县以次递减。每班只寥寥数人，归诸二十万之内，亦绰绰有余。是此项支出，二十二行省，四百四十万括之矣。京官自光宣年间，风气渐滥，员缺推广，部用渐繁，然尚不失之远。而外省则依然支绌也。
官俸既薄，而庶人之在官者，薪工亦随之而薄。禄不足以代耕无论矣，而纸张之给价，几于有名无实。论者所以有以弊养人之说。而不知弊之徇于私者，谓之弊；逼于势者，不得谓之弊。明人笔记，于吏部制签，尚有微词，似吏之有弊，莫吏部若也。余官吏部十九年，明知部吏领照有费，引见有费，补缺有费，皆有其不得已之故。然吏之对官不得言费，一言费即以作弊论罪。且费自费，公事自公事，毫不相涉也。至于钱粮之弊，人言全在书差。凡串票零数，固不免沾润，然口口声声，必抱定钱粮丝毫为重一语，谓之尚有忌惮则可，谓其洁己奉公则未然也。总之，官明则弊少，官昧则弊滋，一言蔽之矣，亦不得归咎于立法之不善也。
前清官俸薄，而吏之禄徒有其名。今日者，吏裁而官独存，官存而俸独重，是以常苦不足也。然今日患官多，而专任之官却少。每一事，必使数人分任之；而分任之人，又各有其分任。如科员、股员、办事员，似官非官，其实化吏为官。皆食官禄者也，即《周礼》所谓府史胥徒之类也。《周礼》府史胥徒未曾实行，而今则已实行矣。议减政费者，竞言裁官，不知今之习为官者，皆名为士者也。官多则养士多。然则士可不养乎？报载法国减政，裁官八万人。法国正患失业人多，今又增此八万人，岂不更多乎？此事近成为环球通病，各国方共谋救济，所当择善而从也。
有清入关之初，文字之狱滋炽。康乾以降，崇尚儒术，满汉之见渐融。道光中叶，满人柄政，又复排斥汉才。迨洪、杨变亟，起用林文忠，中道星陨，行省糜烂殆半，ㄈ扰逾十稔。曾、胡、左、李诸公，以儒将风流，削平大难。朝廷惩前毖后，知汉人之有造中国，复壹意向用之。同光之际，外省大吏，满人所占特二三耳。宝文靖师相尝告余曰：“满洲一部人材，安能与汉人之十八省比？”盖满人之达者，固不以排汉为然也。光绪末造，举错渐歧，旋而亲贵用事，不特排汉，竟且排满焉，大事遂不可问矣。
林文忠于虎门之役，焚毁鸦片，朝廷以其办理不善，遣戍伊犁。论者谓权相媒孽，同僚猜忌，致铸此错。事后群引以为恨。其实不止此也。当日英人挟死力以求贸易，不遂其欲不已。文忠仅以一人，独任其艰。而一般之徒，布满中外，进退鲜据，奔走喘汗，酿成五口通商之局。此盖天祸中国，故使之毒痈四海，延及百年。中国兴败之机，关系甚巨，非得以一时一事论也。今者文忠声名洋溢乎中国矣，而流毒未已，九原有知，当必有无限隐痛者。是岂庸俗人所及见哉！
文忠仕于道光一朝。其时满人枋政，公适丁其厄，备历艰屯，而矢以忠纯，卒能以功名相终始。盖其自监司陟疆圻，所至有恩，每莅一事，不动声色，必挟全副精神以赴之。而生平所致力者，尤在农田水利。久办河工，洞悉利弊，尤以筹办畿辅水利，为根本之根本。即遣戍塞外，奉命屯垦，犹大兴农利于新疆。人第以禁烟之名震之，而不知纯臣之经济固别有在也。今者烟毒流行，英人尚且知悔，而国人之犯瘾者，效尤不已。事之可痛哭流涕者，夫复何言！惟当此全球患贫之日，中国根本之计，还在于农。诚举东西迤北闲旷之地，秉畿辅水利之议而推行之，参以大农新法，其规划必有可取，庶亦救国之一道也。
前清八旗，满兵隶京营饷较厚，各省之驻防旗兵次之，汉兵则较薄，且于厢正旗色白黄红蓝之外，别之曰绿营。或曰洪承畴定制，亦具有深意也，升平日久而暮气生焉。洪、杨起事，绿旗各营一败涂地，即仅存者，几不能成军，竟有互相残杀者。自湘军、淮军以乡勇继起，肃清海宇，而军制为之一变。二十年逐渐裁撤，而气势尚雄。余官赣、苏两省，赣则防营凑合约有七千，苏则练添新兵两标，海疆无事，亦尽足以资镇压也。北洋练兵日有声色，然尚未脱湘淮窠臼。今军阀失败，诸将虽变更面目，其意见岂尽销融哉？
曾文正率湘中子弟，起而平难，金陵克复，而捻匪尚炽。文正以湘军渐有暮气，器械亦不如淮军之精，且湘中子弟皆有田可耕，不若退而归田，而以剿捻责之淮军，盖让也，非诿也。李文忠起而继之，盖任也，非争也。厥后，卒以淮军平捻。其时湘军虽未尽消灭，其气势总不如淮军之盛。余到奉天时，过山海关，驻防三千，铠甲鲜明，身材骠壮，恍有临淮壁垒气象。文忠练兵北洋，淮将尚多才，然亦间收他省人，不过示畛域。袁项城重练新军，仍以北洋为名；而北洋虽为北人口头所公用，其根底则仍不脱淮军。后直隶诸将踵起，遂据北洋为已有，于淮将渐起争端，省界益明，而内讧之祸烈矣。
闻咸同之际，军务紧急，朝廷日盼军报。遇有胜仗，即用红旗报捷，飞摺八百里驿递。所谓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驿站遇军务时，每站必秣马以待，一闻铃声，即背鞍上马接递。其忙急至于如此。然奏报中所叙战情，委曲详尽，一若好整以暇者。按之事势，种种可疑。后查知其幕府言，此等奏稿，皆于未战之前，先行拟定；一得胜仗，即行发摺，驰陈其当日如何冲锋，如何陷阵，贼从何地来，我从何地追，杀贼若干，获战利品若干，皆由幕府以意为之。将来如有事实太悖谬处，只于奏报详细情形时，设法补救，亦不必显为更正也。然后来所撰，平定某地某匪方略，皆根据当日奏摺原文，酌量删削，不能自赞一辞。今之战事如此，古之战事何莫不然。读史者不可不知。
同治改元，两宫垂帘听政，以恭忠亲王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大学士桂文端（良）、户部尚书沈文忠（兆霖）、侍郎宝文靖（）、文文忠（祥）并为军机大臣；鸿胪寺少卿曹恭悫（毓英）学习行走。元二年，群盗如毛，旋仆旋起；诸将争功，互相，且有官军互斗之事。曾文正能将将，不能将兵，临阵屡败，而犹能上秉朝谟，制驭诸将。得以决胜疆场者，非得军机诸臣运筹帷幄，知人善任，极力维持，何以得此？三年六月，南京克复。论功行赏，曾文正（国藩）晋封一等侯；曾忠襄（国荃）一等伯，加宫少保衔；提督李（臣典）一等子爵，赏黄马褂；萧（孚泗）一等男；均赏双眼花翎。按察使刘（建捷）赏世职。又以各路剿贼功，封僧王格林沁子伯彦讷谟诂为贝勒；官文忠（文）、李文忠（鸿章）一等伯；骆文忠（秉章）一等轻车都尉；都兴阿、富明阿、冯子材骑都尉；魁玉云骑尉。中兴功臣，戮力疆场，除死亡贬谪外，无不叨恩，所谓有幸有不幸也。八月，复以江南平论功，晋封恭邸子载贝勒、载入八分辅国公，载滢不入八分镇国公；加文文忠宫太保衔；宝文靖、李文清（棠阶）宫少保衔；曹侍郎（毓瑛）赏加头品顶戴花翎；其余宗亲、御前大臣、内务大臣，各赏赉有差。
军机加恩，所以后于诸将帅者，意谓军机特承旨书谕耳，无功可言，政权固操自上也。不知两宫初政，春秋甚富，骤遇盘错，何能过问？所承之旨，即军机之旨，所书之谕，即军机之谕，此亦事实之不可掩者也。恭邸虽总揽大纲，然宝文靖尝对余言：“恭王虽甚漂亮，然究系皇子，生于深宫之中，外事终多隔膜；遇有疑难之事，还是我们几个人帮忙。”当战事吃紧之际，可见王大臣同寅协恭，艰难宏济，为煞有关系也。恭邸、文靖在直二十余年，可谓得君专而行政久矣。光绪十年，军机全体被劾，恭邸家居养疾，文靖原品休致，盖皆念其前劳，未加降黜也。
文靖，吾师也。退居八载，吾常侍杖履。薨逝之日，饰终之典甚厚。及其葬也，吾送之，见平地一块，掘土二三丈，长如之，宽稍逊。旁露一旧棺角，盖其夫人葬在先也。下棺后，即将地上原土覆之，上筑一土坡，绝不加一灰石，盖恐一加灰石，即与地气隔绝。余则封树，自稍有规模。北人厚葬，不过如此。卧龙跃马终黄土，此黄土实际也。人生若梦，此固一热闹之梦；若未成功而殁，或竟遭杀戮，尚不知若干梦也。
沈文肃尝言：“中外在今日，皆有得过一日是一日之势，中国不必遽自馁也。”盖以当时列强，广置兵舰枪炮，用财如泥沙，而暴敛横征，民力不堪，实有岌岌之势，文肃之言非无见也。然文肃此言，亦在于光绪初年创办船政后，阅历渐深。渐有觉悟也。观其作船署对联曰：“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当时亦震列强之强，而毅然为之，后见列强以科学致富，济强政策万不足持久，故发此叹。今乃知其有远见也。
沈文肃任船政大臣时，藩司因买铜不报，谓与税款有碍，用札驳诘。乃立缚藩吏，以“阻挠国是，侮慢大臣”八字杀之。当时因绅士在乡办事，恐滋掣肘，闽省风气，绅弱官强，故不能不杀之，以示威耳。不数时，船厂有一小工窃洋匠汗衫。乃执而告之曰：“汝偷外国人汗衫，太不替中国人做脸。”遂喝令处斩。公余，亦集僚属作诗钟。有一日，未终唱，忽告人曰：“我适有事，少顷回来再唱。”遣人间之。则坐大堂又杀一人矣。当日船政，弊绝风清，洋匠忄伏，亦赖有此耳。
左文襄由浙赴闽，驻节上游，寄书到湘，说闽奇瘠。前阅其所刻家书，大有懊丧之意。且其时各省凋敝。饷源只靠厘金，乃以三千金拨款，动与人龃龉，其困苦情形可想。迨到省城，增建正谊书院，创桑棉局，大有百废具举之概。虽当时建设费省，究非有款不办。余少时，在老屋门口，见其湘勇三人，与肩挑赌骰，失败，怒掷两钱，拿粳米果五粒而去。此是其部下蛮横处。此外并未闻有苛索滥征之举。足见其经画之精，规模之远也。
光绪甲申，法越肇衅，讲官张佩纶、宝廷诸人，相约弹劾权贵，操纵朝政，时人目之为清流。且有不闻言官言，但见讲官讲之语。虽阴主者固有其人，然全体军机同日罢职，懿亲如恭邸亦令退居，朝端气象为之一新，不得谓非钦后之从谏如流也。厥后，法舰闯入马江，海军以不战被，张坐失机落职。滇越陆军失利，老亦以举荐主将非人降调。功罪赏罚，各加其分，在清流无所为荣辱也。惟张于罢官后，为李文忠赘婿，致招物议；宝亦以福建试差归途，娶浙江江山船妓，上疏自劾落职。清流之贻人口实，亦不能一味尤人也。
近年大乱，非人有意为之也，误在“随声附合”四字。一事之起，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倡之者非尽出于无意，而和之者可断其为盲从，阴错阳差，必闹到不可收拾而后已。甲申法越、甲午中日之役，主战者不过一二人。后和之者日众，竟有明知其不可战，而不敢言和者；甚有料其战之败，先搬眷出京，而上摺请战者。及至割地赔款，则鸦鹊无声，瞠目相视而已。此余所亲见之事。拳匪之役，在余出京之后，其倡和情形，亦复如是。此又余所熟闻之事。两事已成隔世，追思之，尚有余痛也。
清流之起，人多疑其挟私意。然其激于义愤，志在救国者，往往而是。特流弊所极，有当时所不能意料，及至事变发生，则必瞠目相视，而有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之叹。夫论事必须洞烛始终，处事必宜熟权利害；旁观论事，与当局处事，要宜易地而观。世之訾人者，每曰成败论英雄，吾独以此论为未允。语云：“毫厘之差，千里之缪。”为英雄者，苟能毫厘不差，即为千里不谬，必可有成而无败。此按诸已事，无一爽者，可不惧哉！
中华开化数千年，中间奇奇怪怪之事无所不备，一一皆有踪迹可寻。承平日久，法度修明，或因事涉猥亵，正史不采；或因说近支离，正人弗道，日久半就消灭。迨纪纲一坠，乱象纷，世人所惊为创见者，实亦不过故态复萌耳。但如梦如泡，依稀恍惚，达者观其通可也。
北洋练兵之议兴，以三十六镇为标准。论者即惴惴焉忧之，以为中国国力，万不能堪此重饷也，今日之兵，何止五倍三十六镇之数，兵额几冠全球。然则饷何自出乎？官筹之不足，只有任其自筹，而苛税杂捐诸弊遂不可制止矣。今之人但苦兵多，而亦知兵之所以多乎？科学与人工互消长，凡兴一事业，便于多数之民，不暇计及少数。且新事业，亦未尝无用人也；不知所用之人，远不敌所不用之数也。是今日之兵，皆此等失业之民渐积而成也。其不容于兵，必趋而为匪。兵匪交哄，民无立足地矣。海国机器流弊，工商恐慌，其乱未必不与中国相等。国际亟亟开会，名曰救济，实则各自为谋，而其意在筹饷，则一也。
庚子以前，中国无警察也。余到苏后始创办。端午桥制军告余曰：“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复不彀（当时岁入未至四万万），何论其他？”渠倡言立宪，喜办新政，所言竟与之相反，不知何意。嗣后各县勉强兴办，小县二三十人，大县亦不过五六十人。民国成立，却逐渐扩充。今者江西剿匪，以警察不足恃，又复劝行保甲。可知国土太广，国力太微，遽废旧法不可也。
《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后代则间用火攻。前清入关，犹以骑射取胜，可见当时火器尚未甚烈也。咸同时，曾文正初见开花炮，则曰：“此器不仁甚矣。然海疆多事，不可不备。”语载《求阙斋弟子记》。文正第言备而已，可见当时湘军并未惯用也。光绪年间，薛叔耘驻使，作《庸庵笔记》。云：“外国科学发明，战器日精，将来必有云间作战之一日。”当时尚未有飞艇投炸弹也。事未百年，战器名目，日新月异，不可胜数，而军费奇巨，虽富强之国亦感拮据。欧战之后，列强觉悟，迭订和平之约。然一面订约，一面购械，以固国防，其费仍不赀，无论何国，杼轴空矣。故列强变计，而趋于军缩之一途，岂能视为儿戏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