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企业问题的报道稍有偏颇，就会产生舆论暴力，轻则影响商誉，重则关乎存亡。本章提出“媒体舆论暴力”概念并分析其成因及影响，探讨如何把握企业问题的报道尺度，做到舆论监督既反映问题，又不激化问题，有效促进问题的合理解决。倡议新闻媒体坚持“惩恶扬善”的基本原则立场，本着对企业关心、爱护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客观判断和分析正在发生的企业问题，在行使舆论监督、批评权利的同时，帮助企业尽快实现快速有序的发展。
一舆论暴力解析
一、何谓舆论暴力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舆论监督本质上是人民群众利用新闻媒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行使民主权利而进行的监督活动。从这个角度讲，舆论是人民群众的扬声器，而非媒体的私有武器。媒体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是一种“公共资源”，也是公民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掌握有话语权，这种权力是基于公民知情权基础上的公共权力，它应抱着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一些不利于公众的事实和现象进行舆论监督。如果问题报道稍有偏颇，将会给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隐患。
“企业问题报道”是对企业新近发生的重大问题的新闻报道。其报道内容主要涉及企业产品质量、企业商业行为、内部人事震荡等。媒体报道往往成为这些企业危机的导火索，众多媒体跟风更推动了事态的迅速扩大和蔓延，直接或间接带给企业负面影响。舆论暴力正是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悄然产生的。
所谓“舆论暴力”就是大众传播媒介凭借其所把持的“话语权”，对事、对人进行不容辩驳的评论。也就是说观点不管客观与否，但特点是“不容辩驳”。舆论力量的强大，我们从“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等说法中就可以深切体会，而新闻传媒是舆论的放大器，是“众口”、“人言”的发现者、引导者和传播者，尤其在严密的议题设置过程中，受众往往是被牵着鼻子走，特别是在网络传播日益发达的今天，错误信息一旦经过转载、扩散，将为企业带来无法估量的打击。“记者们总是认为这个世界应当是公平的，好人会获得成功，坏人就要受到惩罚。他们确保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为他们狂妄自大的行为负责并受到惩罚视为自己的职责。这就是‘初级审判’”（注：\[美\]萨利·斯图尔特：《怎样和媒体打交道》，朱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二、舆论暴力的危害
美国著名政治记者、新闻学者李普曼认为，媒介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摹写或符号复制为公众营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拟态环境”，或者说是对现实世界的“拷贝”。公众由于直接接触的现象世界很有限，因而其意见或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拷贝”世界的反应。在此意义上，媒介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和发展方向，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一般来说，媒介影响公众舆论形成的机制主要有说服、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
1974年，德国学者E·诺依曼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出发，就舆论与大众传播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的假设。这一假说在1980年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一书中进行了全面的概括。（注：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诺伊蔓认为，舆论的形成与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意见气候有直接关系。因为大众传播有三个特点：多数传播媒介报道内容的类似性——由此产生共鸣效果；同类信息传播的连续性和重复性——由此产生累积效果；信息到达范围的广泛性——由此产生遍在效果。这三个特点使大众传媒为公众营造出一个意见气候，而人们由于惧怕社会孤立，会对优势气候采取趋同行动，其结果造成“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
从上述论述可知，媒介在引导公众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具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媒介为公众提供公共论坛，通过议程设置引导公众就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公众舆论，进而影响政策议程。在公众舆论的形成中，媒介一般是作为信息处理的周边路径被公众使用的，相对于政治精英，普通大众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政治功效感较低，他们对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更易受到媒介报道的影响，特别是当他们的个人意见与媒介观点相左时，往往会保持沉默，隐瞒自己真实的观点，或者怕被孤立故意使自己表现“正常”而发表和多数人意见保持“一致”的观点，以赢得社会支持或合法性的需要。
媒介作为社会正义的实践主体，应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首的，引导公众形成一个维护和伸张社会正义的社会舆论，从而为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媒介和企业之间不应该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应是一种多元关系，包括合作与和谐的关系。如果关系对立，一方面会导致企业越来越多地隐瞒信息或故意保密，另一方面会导致媒介对企业形象的歪曲和偏见，并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民众对双方的不信任。事实上，媒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企业获得信息，如果媒介想要拓展消息源和信息的话，就要强调与企业的合作与友好的关系，这样他们都将会得到更多的收获，新闻界也可以把它提供给公众的信息量或者非信息量增加到最大限度。
如果把媒介看做是公民新闻自由权利和公共利益的代表，那么，媒介和政府之间就应该是一种既对立又合作的多元关系。媒介一方面通过报道、评价、批评、建议，揭露政府当局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或违法行为，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有助于发挥其批评监督功能，督促政府实施政治变革；一方面通过和政府保持一种密切关系，最大限度获取政府信息并将之披露给公众，同时把公众对政府施政的意见通过报道反馈给政府，有助于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公民从政府那里了解到决策或施政的相关信息，从而为作出理性、明智的判断奠定基础，政府也会从媒介的报道中了解民心向背和施政的缺失，以此作为修正和完善决策、处理问题的依据。
一个品牌的创建不仅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事，更是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应深知责任重大，珍惜企业之不易，珍惜社会资源之宝贵，珍惜品牌成长之艰辛，笔下三思，理性地担负起媒体应有的社会公责。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以职业责任进行舆论批评是非常应该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消费者认知不理性的情况下，舆论批评常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一个具体产品和具体事件进行批评时，如果没有处理好局部与整体、个案与全局的关系，往往会影响到广大消费者对整个行业的认识，在打击了假冒伪劣时也常会使整个行业陷入困境。
传媒作为推动和协调社会发展的一支最为重要的软力量，必须自觉地把传播资源的配置和运作，与中国品牌建设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中国的品牌的崛起助力加油是中国传媒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传媒与企业品牌建设之间建立起一种强而有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不是广告宣传这样的摇旗呐喊，而是应该站在更高的基点上为中国品牌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谋篇布局，营造社会气氛，提供社会条件。
二舆论暴力的产生及表现形式
许多记者和编辑都想通过自己的工作来监督政府部门和有权势的组织或个人。他们想帮助和保护弱势群体，希望能够写出一份精湛的新闻报道，不想敷衍了事。而且，他们确实希望了解真实的情况。然而，有时记者只能决定报道事件的表面事实，而在很多时候，事件的表面事实和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不同的。这里引用美国记者萨利《怎样和媒体打交道》书中一则真实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美国一家专门为军队生产铁锤的公司将铁锤的账单递交给美国国防部之后，政府部门起诉该公司要求其承担刑事和民事赔偿责任，原因是每个铁锤竟然价值1500美元（市场价值20美元）。如果仅考虑这个令人气愤的天价，记者很可能马上跳起来指责该公司欺骗政府。然而这只是一方面的情况，并不能说明整个事件。事实是在政府部门自己提出的要求和规定中，强迫工厂按照合同进行一些昂贵又不实用的测试，还要求雇佣一个物理学博士组成的研究小组。这才是隐藏在天价背后的主要原因。因为记者经常要承受新闻报道时间限制上的压力，所以一旦表面情况与背后事实不符，就会导致潜在的危险，使报道的真实性受到伤害。（注：\[美\]萨利·斯图尔特：《怎样和媒体打交道》，朱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一、舆论暴力的产生
1.利益冲突是造成舆论暴力的最主要原因
媒体具有双重属性，即公共产品的性质和产业的性质。在谋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它必须要有社会公益意识，拥有公共产品的一面，要对社会负责，并不完全是惟利是图的，并不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标。
媒体报道做到公平正义的关键是利益关系的协调问题。因此，利益冲突是影响新闻公正的最主要原因。新闻工作者和媒介总是处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中。这不仅是因为新闻工作者和媒介往往也是各种利益关系中的一极，更重要的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是各种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所要竭力争取的对象。片面地追求利润会导致新闻传媒的权力寻租现象和新闻界职业操守的普遍下降。
一些突发事件中，传媒公信力缺失，有公众说“信爹信娘不信报”；有关部门三令五申抵制有偿新闻，传媒的寻租行为却仍然存在。更让人担忧的是舆论监督的窘境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形成强烈反差，促使传媒从业人员趋利避害，媒体的商品属性被渲染得无以复加，似乎媒体仅是一个赢利的企业，媒体的从业人员也成了打工挣钱的“产业工人”，社会责任、历史使命乃至中国知识分子千年相承的济世情怀都淡漠了。此种情况下，新闻工作者更应该避免可能影响新闻公正的利益冲突，维护新闻公正，减少舆论暴力。
2.主流媒体多年建立起来的“权威性”，其结论往往被认为是权威的，客观的
我国媒体与西方媒体的商业性质不同，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重要的“舆论宣传工具”，一方面，媒体受政治因素影响大，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导致批评监督力度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媒体又以强大的政治权威为后盾，极大地影响了司法的过程和结果。一些即将进入司法程序或正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未决案件，经媒体带有倾向性和鼓动性的报道和评论，或通过公众舆论压力，或通过媒体自身的话语权力对案件审判施加压力，从而影响案件的独立公正审判。正是在司法功能缺失和媒体功能错位的交叉作用下，我国才会出现由媒体监督转化为“媒体审判”的非正常现象，媒体审判实质上是人治或权力对司法独立的法治原则的侵犯和践踏。媒体监督的权利逾越，在法律上可以演变成“媒体审判”，在经济上则演变为“媒体舆论暴力”。
3.被评论、报道的人和事丧失话语权，或者话语权被人为“削弱”或“淹没”
公众舆论是公众就其普遍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经过共同讨论后达成的一致意见，会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舆论的形成必须有一个加以组织的公共环境或公共领域，个人的意见只有进入公共领域中进行公开的讨论才可能形成公众舆论。个人意见在公共领域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群体身份、兴趣、情感、利益的认同，群体的情绪感染、意见领袖的权威等，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大众媒介日益成为公众舆论不可或缺的中介，它不仅为公众提供舆论养料，引导舆论，而且为公众政治参与提供了舆论得以形成的公共领域。
4.不负责任的转载、炒作借助网络平台产生舆论传播的“蝴蝶效应”
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蝴蝶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蝴蝶效应”在传播学中用来说明：新闻信息即使略有偏差，如不加以及时地发现、纠正、引导，经过种种传播环节，会以最初难以预计的面貌呈现，给当事人带来极大危害。
网络传播环境更为“蝴蝶效应”的产生提供了便捷平台。网络具即时传递的特点，有误信息首先会通过门户网站刊载的方式或通过电子邮件群发、论坛里反复粘贴传递，进入相当一部分网民的视线。这样一种广泛覆盖的行为使信息能够迅速蔓延，同时也为信息的升温提供了强大的舆论基础。人们为了证实信息真伪或出于想了解更加详细内容的动机，一般会在网络上搜寻较为权威的解释，极有可能进入高人气论坛征询他人意见甚至自己发表见解。于是，围绕该则信息所引发的讨论甚至会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论辩，每个置身于该论坛的网民都会受到某种思想或情绪的感染，形成集中的舆论场。之后，该信息可呈放射状再传递。最终会对有误信息信以为真，并夹带某种评价或情绪直指某些人或事。
5.工作量成倍增加，新闻循环速度加快，使记者没有充足时间调查研究事件的真实情况
随着网络和24小时有线电视频道的出现，新闻报道已经变成24小时工作的行业。记者们的工作量成倍增加，导致压力增加，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调查研究事件的真实情况，并全身心地进行稿件的写作。在追踪新闻时。这种焦虑又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也会造成新闻报道与企业之间潜在的消极的分歧。
6.新闻报道的高度选择性和受众的认知差异是形成舆论暴力社会心理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