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鸦
那时，我确实是没有听到什么歌声。我不是个聋子，为了证明我不是个聋子，我指着脚底下的那条马路，那里车流如织，马达声和喇叭声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这些声音离我站立的地方至少有五十米，但我仍然能清楚地分辨出来。
我说，喇叭叫得最欢的是辆红色大巴，是吧？石岩点点头，他也听到了那个路口塞起来了，一辆红色大巴正在焦灼地催着堵在它前方的车辆，喇叭声有点撕心裂肺。可是，哪里来的歌声？我说，你大概是听走耳了。
不可能，石岩说，我不可能听走耳的，石岩要我再听听，他耸耸肩膀，把灰浆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腾出一只手来捅捅我的胳膊。你得再听听，认真听听，骗你我是狗娘养的，她真的在唱歌，他说，听到了吗？
我停下来，竹架板在我脚底下晃了晃，它总在晃，我们走在这上面，就像走在一座铁索桥上。我竖起耳朵，努力从那片嘈杂声中寻找歌声的来源，最终一无所获。我耳里杂乱鼓噪着的声音，把整座城市的喧嚣都装进去了，就是没有歌声。我毫不怀疑自己的听力。我再看看远处，在那里，海天相接，银色的浪涛起伏着从海面上滚来，一层层涌向岸边的沙滩。这座城市的海岸线很长，被浪涛镀上一层银色，曲折着从南边延伸过来，拐个弯消失在一座山的背后，潮汐声若隐若现。
那时，我和石岩是两个建筑工，石岩听到歌声传来之时，我们正挑着装满灰浆的黑色塑料桶晃晃悠悠地行走在高空。我们沿着固定的轨迹来来回回，一整天都是这样，一整年也是这样。有时我会怀疑，在这里，时间是毫无规则的，有时静止不动，有时跳跃着前行，呼啦一下，就从我们忙碌的间隙中蹿过去了。这得看我们的心情。
那时，我和石岩的心情都很好，所以时间过得相当快。太阳从头顶走过一遍后，由白亮转为橙色，沉到我们脚底，像只硕大的橘子悬在地平线上，被晚霞紧紧包裹起来。目光再拉近一些，是被视线浓缩后的城市，头一低就可以俯瞰到。我眼中的街道，就像镶在田野中的阡陌，纵横交错。很多次我都有这样的错觉——这座城市就是个棋盘，而那些高楼大厦和街道，是棋盘上的格子，坚守在各自的位置上，岿然不动，我们则是棋子。
那时，我满脸是汗，我抹了一把汗甩在脚边，一低头看到许多细碎的水珠从高空往地面跌落。石岩也满脸是汗，他用袖子直接擦掉。他从头到脚都是灰和泥，那张脸就像块沾了墨汁的玻璃，越擦越花。他妈的，听不到算了，他说。他把肩上的担子卸下，指指我的耳朵，说，你那里肯定有问题。他怀疑我的听力。他说他分明听到了歌声，很清晰的歌声。他把袖子卷起来，又擦了把脸，坐在那里喘粗气。他在等天黑下来。他的脸更花了，有点像京剧中的脸谱，只是毫无章法。
天黑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地面。那是最后一天，那时，我们只要干完手里的活，石岩就可以离开工地，回到湖南老家去结婚。而我也没打算再干了，我准备用手里的积蓄，回家乡去做点小本生意。我是来帮石岩的，结婚是件喜事，我们心情好，就是因为这件喜事。我们最后的任务就是那两担灰浆，从吊车里舀出来，挑到这个楼层的房间里去，粉刷工人会将它们粉刷在墙壁上。这段距离也不近，围大楼走一圈。可是对我们来一说，只不过是一支烟的工夫。为了回家结婚，石岩向工头请了一周的假。工头答应了，条件是在一周之内把两周的活干完。在工头眼里，石岩跟一台机器，或是一头牛没什么分别；当然，我，以及许多像我这样的民工，也跟机器和牛没什么分别。
石岩答应了。为了完成工头分配的任务，石岩已经咬紧牙关，不分昼夜地干了七个白天五个通宵，眼睛肿成了两个灯泡。像他那样干下去，是个铁人也会垮掉的。更何况他不是个铁人，他有血有肉，体格看上去还没有我粗壮，所以他快要垮掉了。挑着担子的时候，他像个建筑工人，担子一卸下来整个人就像是纸扎的，我担心随便一阵风都能把他吹起来。
给我根烟，他说，他把手伸到我面前，他是个烟鬼，那几天他光顾着干活，很少抽。我已经有四五个小时没抽过烟了，他说，奶奶的，嘴巴里快淡出鸟了。说话的时候，有风呼啸着撞过来，将大海的咸湿气息带到我们跟前，他就像被搡了一把，身躯晃了晃。我伸手去扶他。又吹过来一阵风，我鼻腔里开始弥漫着大海的气味，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无数的死鱼、海藻、珊瑚、贝类，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在海水中安静地腐烂。石岩说过，腐烂也是有声音的，他的听觉很敏感，他说腐烂的声音很轻微，像是用手术刀在肢解某个器官。想到这里，我胃部有些难受，就像突然间装进了许多把刀子，一股酸水涌上来冲到嘴边，我耸耸喉结将它咽下。
起风了，我对石岩说，你休息，我来。我眺望远处，一股风贴着海平面疾卷而来，掀起巨人的浪花，一层叠着一层，将大海的磅礴气势展露无遗。我把烟递到石岩的嘴边，弯腰去抓他的担子。他看上去就快撑不住了，摇摇晃晃的，像是要散架。我怕他会出什么事，我想一个人把剩下的这点活干完。
去你妈的，石岩说。他屁股一撅把我拱开，叼上烟，把火点着，猛吸一口站起来，一弯腰，再直腰，把灰浆担子甩在肩上，他振作精神从我身边绕过去走到我前面。他说，要是连这点力气都没有，回家后我怎么跟我女人洞房？
他又吸了口烟，脸前腾起一阵白色烟雾，在空中摇曳两下被风擦掉。他走得更快了，两条腿频繁地交替。我的目光从他肩膀两旁掠过，前方是另一栋正在动工的楼房，被绿色的安全网拦着，暗灰色的水泥墙面若隐若现。在我想象里，这些尚未完工的建筑，就像些披着薄纱的裸女，等完工之后，她们将换上由瓷砖，或者玻璃幕墙做成的华丽衣服，仪态万千地装点这座城市。
我挑着担子跟上石岩的节奏，竹架板又晃了起来。它总在晃，只要我们还站在上面就停不下来。天有些黑了，我们脚下的城市被依次亮起的灯火辉映成五彩的颜色，就像是童话中的世界。可那是别人眼中的城市。我们是建筑工人，看不懂这些。我们眼中是一条条由竹架板铺就的道路，总是那么漫长，左看右看看不到尽头。我一步也不想挪动了，脚像钉子一样沉甸甸地往下扎。我想石岩也是，可我们仍然得走下去，明天，我得陪石岩回家，去参加他的婚礼。而且，我也想看看他的女人。那时，我还没见过石岩的女人，只见过她的照片。石岩在深圳待了五年，那张照片也寸步不离地跟了他五年。在深圳，这张照片就是石岩的老婆。而我，连张照片也没有。
夜更黑了，暮色像铁一样往地面沉坠下来将我们罩住。工地上的路灯亮了起来，仿佛一群萤火虫在围着楼房飞舞。我和石岩挑着担子，像两条鱼一样无声无息地在昏黄的灯光里潜行。石岩突然停下来，很突兀地问我，你睡过女人吗？我心里摇晃一下，一股热气从裤裆里升起来。当然，我也是有欲望的，而且很强烈，但我只能把那些欲望强行压住，就像用灰浆覆盖斑驳的墙面。
石岩扭过头，把肩膀上的灰浆从右肩换到左肩，还没等我回答，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我他娘的睡过，就是跟她，一个晚上睡了七次。他指了指口袋，再把那担灰浆从左肩换到右肩。女人的照片就在石岩的口袋里。在我看来，那已经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或者，是他身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器官，离开了它，石岩也许活不下去。照片上的女人样子不错，白白净净，脸上半边酒窝，头发很端庄地披在肩上，微张着嘴唇，从照片上向我们露出浅笑。照片的背景，是一栋两层楼的瓦房，外墙镶着白色瓷砖，看起来不小，在如今的农村里，算不上气派，但也绝对不差，那是石岩的房子。石岩干建筑已经有十多年了，以前的时间，变成了这栋瓦房，而在深圳的这五年，则变成了照片上那女人的医药费。也就是说，那张照片，把石岩半辈子的奔波劳累全收括进去了。那就是石岩的女人，是个哑巴，后天造成的，石岩跟我说过，她七八岁的时候就喜欢唱歌，歌声悠扬婉转，成天就像只活泼的夜莺穿梭在村庄里。石岩从八九岁起，就爱听她唱歇。到二十多岁的时候，女人唱不出了。女人生了一场病，把声带生坏了，成了哑巴。石岩想把她治好，他相信这辈子他一定能把她治好。我佩服石岩的精神，他的性格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坚硬。可是，让一个哑巴变成正常人，这谈何容易？在我看来，照片上的这女人，简直就是个无底洞，把石岩五年来的时间和血汗，一声不哼地全吞噬了。石岩耳中听到的歌声，就是那女人唱出来的。这让我难以置信，歌声远在千里之外，而且竟然是出自于一个哑巴之口，这无论如何是种谬论。石岩能听到，我却听不到。我多少懂点医学知识，无论先天还是后天的，哑巴治好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石岩却坚信这世间会有奇迹。
我相信她已经好了，石岩说，你听，她在唱歌。他蹙起眉头，努力向我描绘着她唱歌时的样子。他说她的歌声很奇妙，歌声轻柔的时候，从她的歌声里，他能听到雪花鹅毛般往大地飘落，能听到夜风吹过苍翠的竹林，还能听到蝴蝶振动翅膀绕着花丛飞舞；当歌声由低音转往高音时，他能听到滔滔洪水奔过河谷，水花怒卷起来击打河边的堤岸，能听到有一辆火车从铁轨上隆隆驶过，他还能听到牛群甩开蹄子在田野间竞相狂奔……他用手势向我比画着。说完他闭上眼睛，如同老牛反刍一般细细回味着这些声音。
他描述的这些声音我都熟悉，那是属于家乡的声音。可这里不是家乡，我听不到。这里是深圳，深圳的声音是什么？我往夜色里倾听，我耳朵拥挤着的，是这城市里即将开始的夜生活前奏——来自于酒吧的轻音乐、海边的喧闹、夜市的嘈杂以及汽车在停车场泊下时马达逐渐熄火的声音。诸多声音交杂在一起，就是没有女人的歌声。我不是石岩，我听不到那女人的美妙歌声。也就是说，我耳朵里没有女人，也没有家乡，只有深圳——一座繁华而又快节奏的城市。这些关于深圳的声音，我倒是听得很真实，我耳中的每一种声音都像是一条粗大的鞭子，抽打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向前奋力奔跑，这闹闹喳喳的声音里面又哪里来的歌声？
真的没有歌声，我对石岩说，也许是我听不到吧。我腾出一只手来，指了指耳朵，说，它可能真的有问题。我把灰浆担子换了个肩，脚下的竹架板又是一晃，它总在晃。
你不相信奇迹？石岩停下来，把灰浆担子往肩上耸了耸。他妈的，他指着对面的那些高楼对我说，这么高的楼房，我们都能把它建起来，哑巴为什么不能治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