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读皆含于句之内，然亦有非句非读而读时辞气应稍住者，则谓之顿。顿之式不一：（1）起词往往为意之所重，提置于先，读时应略顿者。《史记·蔺相如列传》云：“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矣！”臣头一顿，掷地有声。如云今臣头与璧俱碎矣，便弱。《淮阴侯列传》云：“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今臣一顿，有力。臣，起词；败亡之虏，臣之表词。（2）语词有为顿者，然既曰语词，则动词与其所系者皆举焉，即句读矣。何以顿为？盖单行语词之句读，固矣，有时语词短而多至三四排者，诵时必少住焉，此其所以为顿也。《汉书·儒林传》云：“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礼贤，以风四方。”今陛下后，三字二字一顿者四，四字顿者一，要皆为语而有外动止词等字。至《庄子·齐物论》，于形大木窍穴之后，而记其声，则云：“激者，者，叱者，吸者，呌者，者，宎者，咬者。”共八顿，皆内动字，衬以者字，以为表词也。盖窍穴非有激等声也，惟其声之似耳。（3）表词为意之所重，提置起词之先，含咏叹意味者，不可不顿读。《论语》：“大哉！尧之为君也。”大哉，表词，应顿读；尧之为君也，起词。（4）句中咏叹字不顿读便失神理。《史记·廉颇列传》云：“吁！何见之晚也。”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云：“虽至愚者不忍为。鸣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耶？”（5）不论起词止词，连用数名字者，每名字作一顿。《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颖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帅师围徐以惧吴。”使后止词，四本名，排作四顿。又云：“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爕父、禽父，并事康王。”与，介字，后四本名，与熊绎同为事之起词，四顿。（6）句中有用而字则字等连字（凡字用以为提承展转字句者曰连字）者，则而字则字以上应顿读。《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虽三字一顿，然入字出字，亦必顿读，神气乃出。（7）句中有也字者字等助字者，则也字者字必顿读。《论语》：“柴也，愚。参也，鲁。师也，僻。由也，谚。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虽三字句，然读也字者字，必小作停顿，语气自然之理也。要之句之所由成，至为繁赜，举一三隅反，是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博）尝谓诵读不留心句读，于古人句子妙处便少体会。（博）素常读书，未尝不细分句读，用“、”符顿，“。”符读，“。”围句绝处以醒眉目也。愿同人有以起予。
（丙）读宜审篇法而符识之。湘乡曾国藩谓读古人文，须寻一篇义绪脉络、反正宾主、轻重浅深、前后疏密、详略纵擒、分合明暗、断续承卸转接处，此即所谓审篇法也。顾篇法讲求，不厌精详，而所以为之符识者，必欲与之相应，势且繁如牛毛，苛细缴绕，徒乱人意，诚不如疏纲阔目之为一目了如也。兹以（博）言之，则审篇法之要有四：
（1）一篇主旨所在，用单竖“∣”符句侧识之。昔人尝譬篇法之妙，如置阵然，虽有百万之师，而中坚所集不过数千人，其馀则去中军数里或十数里，任吾指挥，无不如意；不善用兵者，置于一处，不戢而嚣，故往往一败而不可收拾。行文之法，虽盈篇累牍，而其注意所在，恒不过数十百言，馀不过旁敲侧击，推波助澜而已。故读古人文，必先审其主旨所在，譬如万山旁薄，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明侯朝宗曰：“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细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归含蓄，若当快意时，听其纵横，必一泻无复馀地矣。譬如渴虹饮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见，瞬息灭没，神力变态，转更夭矫。”而曾国藩则谓：“作文从四面写来，似无伦次，如入汉武建章宫、隋焬迷楼，而正言止瞥然一见，在空际荡漾，恍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声。”其言可谓深得此中三昧者也。必于此参透消息，乃能于文字有所悟入。
（2）通篇前后呼应处，用连三角形“△△△”符句侧识之。古人文字前后连络呼应处，往往有不必为主旨所在者。盖一篇主旨所在，譬之画龙之点睛，睛点不可太多，或举一篇作意而点明于发端之数语，或合通体大旨而结穴于最后之一言。至其连络呼应，所以求骨节之灵通也，犹人身之有百脉，不可不息息相通。此则二者之所为异也。
（3）文字纡徐曲折处，用连瓜子点“、、、”符句侧识之。文有纡徐为妍，事义本不如此，而偏如此说者。上元梅曾亮谓：“诗阅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非佳诗也。文气贵直，而其体贵屈，不直则无以达其机，不屈则无以达其情。”此语说得最好。盖古人论文明必情深，其意深可玩味，然而不屈则不深，非用情之挚，亦不知所谓屈也。（博）谓委曲求全，乃自古孤臣孽子之操心，而径情直遂之徒，决无仁人孝子，岂厪以文字优劣论耶？书此不禁喟然。
（4）甲乙两段紧相衔接处，用双竖“‖”符句侧识之。（博）谓文人谋篇，譬如大匠作宇，望衡数十，而无倾覆之虞，只缘闘笋紧也。此宇与彼宇，此栋与彼栋，节节相衔，闘笋处无些子松，缝连钩合，岂有土崩瓦解之忧。曾国藩谓：“谋篇须层见叠出，不使人一览而尽。”而究之要其归曰：自首至尾，义绪一线，亦言闘笋不可不紧也。盖文章闘笋既紧，不论横竖说去，下段紧与上段衔接，局势自尔团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论文不过曰“文从字顺”各识职。夫所谓从顺云者，毋亦曰下一字句跟定上一字句下去，下一段意思跟定上一段意思说云耳。匪是谓之不职，惟是此段与彼段闘笋处须如草蛇灰线，着迹不可太粗，粗便臃肿不灵，譬之夏屋渠渠，未见如椽之笋，此则不可不知耳。
（丁）读宜体会古人神理以因声求气。桐城刘大櫆谓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而武昌张裕钊则曰：“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馀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绲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宁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间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尝有见其营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从。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观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后有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则务通乎其微，以其无意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气与古人诉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若夫专以沉思力索为事者，固时亦可以得其意，然与夫心凝形释，冥合于言议之表者，则固有间矣。故姚氏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辞气与法胥从之矣。
（戊）读宜熟，熟必以背诵为度。治国文无他谬巧，惟古人所谓文入妙来无过熟。又曰：“熟读百遍，新意自生。”此理不易。即如初学作文，非无一二意思，苦于说不出。何者？以肚子中记得古人句式不多，无相当之语句表之也。实则中国虽文无定法，而其习惯用句式，长短不愈五六十式，号称能文者，不过能颠倒搭配，介以承转字而活用之耳。果能于古作者之文，熟读而强探，长吟而反复，记得古人句式，悟其参差搭配之法，火候到时，自然汩汩其来。要之读古人文，非熟无以生巧。安邱王筠称乡有一秀才，家贫须躬亲田事，暇即好樗蒲，然其作文，则似手不释卷者。或问其故？曰：“我有二十篇熟文，每日必从心里过一两遍。”此以见读文之不必多而必不可不熟也。孔子以斯文自任，而读《易》至“韦编三绝”，则其熟读可知也。古人读必兼诵。诵即背诵，《说文·言部》：“讽，诵也。诵，讽也。读，籀书也。”许君以讽与诵转注，是合讽诵为一，与《周礼·大司乐》“国子讽诵”注“倍（同背）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微异。又许君叙云：“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段玉裁亦引《周礼》注“倍又曰讽，谓能背诵尉律之文”。《竹部》：“籀，读书也。”《毛诗传》：“读，抽也。”《方言》：“抽，读也。”抽即籀，籀读为转注。谓能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至九千字之多。太史公读《秦楚之际》，读《秦纪》。诸读字，皆谓绎其事以作表也（均本段玉裁注）。然则读必熟，熟必能讽诵，自《周官》国子以来，未之有改也（《教育杂志》载杨君仲达恩湛译英文教育家司密期原著《教授诵读法》一则所云：“教学生练习各种诵读法，以能脱口而出为度。”杨君有案语，“此论固专指西文而言，西文字以字母而组成，华文字以象形音义而构造，西文横行，华文直行，中西文字构造组织虽不同，而适用其理法则无异。读者试以所论按之华文，确能语语中的”云云，与此相证极合），惟是所熟这部书。安溪李光地谓：“要实是丹头，方可通得去。倘熟一部没要紧书，便没用，如领兵却亲待一伙极作奸犯科的兵，交友却结交一班无赖的友，如何联属得来？”此言读之不可不择也。据鄙意衡之，莫如曾国藩《经史百家简编》矣。
何也？是编有三善：（1）选文导源经史，正李安溪所谓丹头也。（2）体类明备。（综合各体，分为箸述、告语、记载三门，每门又分若干类。）（3）约而易守。曾氏自序其书云：“余选经史百家之文，都为一集，又择其尤者四十八首，录为简本，以备朝夕讽诵。约而易守，收温故知新之益。”其用心可知也。惟读书如炊火，而熟则其火候也。炊火可以着力，火候着力不得，只久久纯熟，待其自至。然炊火亦有法，火力断续，则难于熟，此孟子之所谓忘也；火力大猛，则易至焦败，此孟子之所谓助长也。勿助勿忘，会有熟之一日。熟矣，尤必时温，譬之烧肉，用武火煮过，尤必用文火细煨，乃能透烂。邢懋循尝言其教师之读书，用连号法，初日诵一文，次日又诵一文，并初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诵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亦无不烂熟矣。
斯五者读之大要也。朱子教人读书曰：“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二语尤扼要。何谓切己体察？平湖陆陇其教子，称读书做人不是两事，所读之书，不能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理会，则读书不亲切有味。何谓虚心涵泳？曾国藩谓涵泳二字最不易识，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左大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此固善喻，而（博）则谓虚心涵泳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加之以毋欲速毋强记之谓也。
第二项看
治国文之道，两言尽之，曰积理，曰养气。积理富，则言有物；养气盛，则辞毕达读。养气之事，而看则积理之事也。曾国藩谓读书宜熟宜专，看书宜多宜速。然四部书籍之浩浩，箸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兹拟经看朱子《四书集注》，史看乾隆御批《通鉴辑览》，子看武进李宝洤辑《诸子文粹》，集看桐城姚鼐、长沙王先谦编《正续古文辞类纂》。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诚以为莫大乎是也。看书之要道有四：
（甲）看书须以我看书。李光地论读书博学强记，曰：“记诵所以为思索，思索所以为体认，体认所以为涵养也。”若以思索、体认、涵养为记诵带出来的工夫，而以记诵为第一义，便大差。必以义理为先，开卷便求全体大用所在，至于义理融透浃洽，自然能记，故朱子曰：“以我看书，处处得益；以书博我，释卷茫然。”何谓以我看书？曰：看古人书，处处须切近理会作现世观，不读死书以应现世之需要而已。《春秋左氏传》所载赋《诗》凡二十五，引《书》据义二十二，言《易》十有七。当时经学昌明，君卿大夫，泽躬尔雅，举动有占，酬答有赋。穆姜以一淫妇人，而占易知筮史之非，赋诗拜大夫之辱，类皆援据经义以剖析时事，即当时之现世观也。后来说经者，往往亦有此旨趣，但笺注之体谨严，不溢出于经义之外，如郑笺《桑巵》、《小宛》诸诗，多感伤时事之语，是也。何休注《公羊》，率举汉律，郑君注《三礼》，亦举律说，此以知汉儒穷经，无不作现世观者。至先儒读书劄记，如王深宁《困学纪闻》、顾亭林《日知录》，则古称先，无非规切时敝。而今日欲不读死书，尤须有全世界眼光，仅拘拘于邦域之内，尚不足以尽之也。
（乙）看书须首尾通贯，虚心静虑。朱子曰：“读书之法，须是从头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时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时如不知有后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从头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贯，然方其看此段时，亦不知有后段也。如此渐进，庶几心与理会，自然浃洽。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而徐理之。此读书之法也。”
（丙）看书须作数过尽之。宋苏轼曰：“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凡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馀念；既讫，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