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野心较大的有才能之人，在给了其一定的权力让他行使之时，同时为其设定一些限制，这就是亦方亦圆之领导艺术的高明之处。
忽必烈所采取的措施、使用的手段都似乎是在宽容博爱的气氛下进行的，他对帝国政权的收拢、对分裂趋向的消除都是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的，比之宋高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来说，更巧妙，更将智谋运用得出神入化。
不妨让我们瞧瞧他所采取的操纵措施与运用的手段。
第一，不动声色地疏远汉儒旧臣。
当时，忽必烈认为，像王文统这样信任的太臣，都能背叛自己，那诸多汉儒出身的大臣，谁又能保证他们以后不会背叛自己呢？出于这样心胸狭窄的考虑，忽必烈此后一步步地走上了疏远汉儒大臣的道路。
第二，削弱汉人世侯，实施官吏迁转法。
忽必烈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汉人世侯军权太重、威胁帝国的问题。他认为，对待这些重兵在握、占据许多地盘的汉人世侯，绝不能像对待儒臣文士那样简单，必须运用很得当的手段，既要不引起他们的叛乱，又要使他们心服口服，在被削夺了兵权与地盘之后又能心甘情愿地效忠大元帝国。这的确费了忽必烈一番心思。
忽必烈对参加某次叛乱的张邦直以违犯制度、擅自贩马的罪名而略加惩处。对与叛乱头目有书信交通的世侯张荣的孙子张宠，以及张柔的儿子张宠略等人也给予宽大处置，或者不加追究。这样，首先稳定了他们的情绪，使他们打消了猜疑不安之心。然后，召集文武官员，让他们分析叛乱的原因。在这次讨论会上，或许是忽必烈事先授意的吧，一位官员指出是由于诸侯手中的权力太重，一语破的。这一语也惊呆了当时与会的史天泽等人。现在考察起来，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是忽必烈所精心设计的一幕，目的就在于使握有重权的汉人世侯有所醒悟，尽早聪明地交出权力，免得遭到被杀戳的下场。谁又能否认这次所谓的讨论会不是一场更高明的“杯酒释兵权”的故技重演呢？尽管没有摆下美酒宴席，但却更富有浓浓的戏剧性。因而，当时心中不安却立即醒悟的史天泽首先表明了态度，他说：“掌军、管民的权力，不能够让一个家族中的人同时担任，请改正这样的做法，那么，请从我家开始吧。”史载，当时仅史氏一家就同时有17人交出了兵符，而其他像张弘范、董文炳等人都仿而效之，汉人世侯的兵权在无声无息中被削夺了。这就使忽必烈暂时松了一口气。
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维吾尔族出身的廉希宪进一步指出说：“国家从开创以来，凡所纳请的士人与开始任命的大臣，都让他们世代相传，到今天已有六十个年头了，这些世侯的子孙们把部下都当作奴仆，都邑中的官员们也都是他们的皂隶僮使，这是前代所不曾有的，应该加以改正，对官员应通过考核优劣而加以升降。”姚枢也同样向忽必烈上疏讲了“罢世侯”的重要性。这些都正中忽必烈的下怀，因而被他采纳。接着在1264年十二月，忽必烈正式发布诏令撤销世侯制，规定各家世侯除一人担任官职外，其他子弟的官职都要例行解去。这项制度此后成为一循不改的定制，它对于“裂土分民”、擅自征敛并私自设置牢狱、为霸一地的世侯家族，从根本上削夺了他们的权力。这一措施甚为有效。接着大臣宇子贞又奏言：“现在的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征收百姓钱财，百姓穷困却告状无门，应该实行迁升转任的方法来革除这一弊端。”于是，官员迁转法从此代替了蒙古的世袭官制。从这一点上讲，这一制度的确立，又使忽必烈沿着汉法道路前进了一大步。从此后，对官员的任命、迁转的权力基本上收归了中央。至元十四年，中书省官员向忽必烈奏上制定的《循行选法体例》，使官员的铨注、迁转、升降等更加有规可循，使得元朝封建官僚制度更加具体、系统。
罢世侯、立迁转，不仅解决了封建割据、叛乱的问题，也使得百姓从世侯的统治下变为国家的民户。据说，世侯们的权力被撤罢以后，老百姓有将曾经是自己的主人的世侯看作路人的现象，甚至于“追咎怒骂，如仇雠者”。这足以反映了百姓对罢世侯的欢迎，也说明了世侯的权力、威风顿时大减。
第三，实行军民分治，制定易将法。
这项制度本来也是为了改变世侯们的“兵民之权并于一门”的状况而设的。早在平定李瑭之后，忽必烈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尝试，他命令自己宠信的董文炳掌管益都的军队，让撒吉思管理民政，从而使军权、政权分离。在此基础上，1262年七月，忽必烈正式颁布军民分治的诏令规定：“各路总管兼职万户的官员，只是治理民事，不能参预处理军政事务。其他的州县宫兼职千户、百户的仍然如旧。”同年十二月，忽必烈再次颁布诏令强调：“各路的管理民众的官员治理民事，掌管军队的管理军队、负责作战事务，各有自己的职责范围，互相之间没有统摄关系。”进一步将军、民致权的分家推广到了州、县一级。这一制度，起到了防止地方上长官独擅权力的作用，更奥妙之处就在于能使军政长官互相牵制，从而受制于中央，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集权。
尽管如此，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忽必烈不仅取消了汉人世侯的封邑，削夺了他们的军杈，还出台了“易将”法，建立了枢密院。易将法是为了防止将领长时间地专擅兵权会造成对抗中央的现象，而使军队归于中央指挥。这项制度，连马可·波罗都意识到了它的实质所在。他在自己的书中描写说：“大汗每两年命令军队换一次防，对于指挥军队的将领们也是如此。”显然，这种措施都是针对汉人的，而对蒙古将领，则没有这样的要求。
设立枢密院，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军权分散于各地的局面，使军队的调拨更具制度化。枢密院的建立，标志着忽必烈已完全把帝国的军权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为进一步加强军权，他派出皇太子真金出任枢密院使，枢密院其他的职务也都由他的贵胄亲信担任，将汉人完全摒弃于中央军事机关之外，从而使蒙古帝国的统治日趋严密。
第四，实施民族歧视、民族防范政策。
中国本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无论是哪一个封建朝代，都存在着民族歧视，但把民族歧视推向峰巅的却是大元帝国。这是因为大元帝国的统治主体蒙古族在汪洋大海般的华夏民族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为了顽强地生存，也就不得不用民族保护这层铁幕将自己圈禁起来，而民族保护的另一极则是民族歧视、民族防范。
从民族统治的利益出发，忽必烈从不对汉人、南人轻易地相信，除非是死心踏地地为蒙古帝国充当马前卒的一些官员、将吏。因而，为了控制军队，忽必烈也是绞尽了脑汁。他的办法之一就是在统兵打仗时，主帅一般委任蒙古人担任，为了防止汉军、南军叛乱，他又煞费苦心地在各地设置万户府，选宿卫士来监视汉军、南军，始终把汉军、南军摆在“伪军”的位置。因而，在战场上，也就时常会出现汉军南军在前冲锋、蒙古军在后督战的场面。
为了进一步防范汉人、南人的起事，忽必烈时曾多次命令汉人、南人不准佩戴弓箭，只有蒙古人才有这样的资格。对于民间的各种私造私藏军器的行为，都要严惩不贷。1262年，忽必烈便发布命令，严禁民间私藏军器。1263年，又再次强调，私造军器者处死，民间兵器不交官府的与私造军器者同罪。自然，绝不是让蒙古人交出军器，而只能是要汉人、南人无条件地交出所有武器，以防止他们的武装起义。
在民族压迫下，广大汉人、南人的政治权力实在少得可怜，“四等人”的分化政策就是有意识地把汉人、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对立起来，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的确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起到一定的维护蒙古统治的作用，但最终却加速了元朝的崩溃，这种结果也许是忽必烈所不曾想到的。
[智慧方圆]忽必烈的政治举措有不少消极的方面，但是从巩固统治的领导智慧方面考量，他以亦软亦硬、一方面削弱与限制，一方面宽大与施与的策略稳定了局面，可以说深得中国传统领导智慧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