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天而治，神道设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文化特色。传统政治长于比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穿透力。天空、伞盖、车轮、政治，原本风马牛不相及。是观念这位政治魔术师把它们穿凿在一起，互喻、比附，长期积淀，在人的心中铸成观念，垂训后世。诸如此类概念的广泛应用，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传统。
万变不离其宗
中国历史上，新老朝代有如日落月出，交替频繁。然而老的退出，新的登台，却无例外地恪守法天而治、神道设教的古老原则，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无形大手在操纵，有一种强制力在不知不觉中发挥重大作用。
这种法天而治的政治实践以人间政治取法上天为特征，以尊天重道，崇尚天理，教化全民为境界。百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向上天索取最高的道德准则和政治准则，以期按照本民族的理想原型建立起一个人间天朝。为此，历代圣贤明君作过许多精辟论述，后世奉为金科玉律。孔夫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卫）之”；《春秋繁露》说：“为人君者，取象于天”；《易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法天而治，以天道阐释人道的理论，催化出一以贯之的文化原型与具体的文化事象。
一、仰观俯察
农耕文明对于时间规律的要求，以及法天而治的中国政治传统的不断强化，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中国人独到的时空观念和观照事物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仰观俯察”。
相传当年人祖爷伏羲氏治理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画八卦，定人伦，规天矩地，制定出万古不变的政治信条，率先开创了中国法天而治、仰观俯察的传统。具体讲就是通过上观天文，下察地理，远悟万物之理，近取身心感受，形成一套中国式的致知途径与思维模式。
该传统长期积淀的结果，使得中国的文化精英——文士政客纷纷附会风雅，一旦置身于大自然，他们每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极视听之愉悦于自然山水之间，由此生发出政治、教化和人生的感慨。
当年，恬然淡漠如陶渊明，弃官归隐，置身竹篱茅舍、山水田园之中，便能悠然唱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妙句。曹魏诗人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也忘情咏出“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诗章。被囚禁匈奴十九年，茹毛啮雪、不辱君命的苏武，归汉时，相传也有与李陵唱和的“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的佳句。这些空灵腾跃，颇富哲理的诗文，无不典型传导着中国文化仰观俯察的传统魔力。
中国人在自然中到底仰观俯察到了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使先民们在政治和生活中分外垂青那深邃的天空呢？
直接的原因恐怕是，当人类摆脱混沌，理性之光开始启蒙，人类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好奇，而又得不到科学解释，于是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与主观想像，牵强附会，勉为解说。从古代典籍和古代宗教仪式的遗留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从莽莽的苍天、盈盈的河汉群星中悟出了许许多多实惠而又具有实用价值的原则。这些体悟，使他们极为兴奋，以为这便是上帝神明在天象中蕴藏的神秘的奥义，它们是用来启示人类的。这种现象，中国古代哲学称之为“天垂象”。根据他们的说法，人类与上天的质性是同一的，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因而可与天地合称为三。这就给人生天地间一个很高尚的定位，同时给中华文化设定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平台与基础。然后，中华文化接着阐释道理：人世间的道理与天理相通，而天理蕴含在上天垂示的“象”中，圣贤与明君通过对这种“象”的观察、体悟，总结出人世必须遵奉的各种原则、道理，用以指导社会、政治与人生，这就叫做“圣人则之”。
“天垂象，见（现出）吉凶，圣人则之”，这种出自《易》学家们的认识，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仰观俯察”文化现象外在形式的形象概括。上天是仁慈的，有意志的。天象现出吉凶征兆，圣人按天意处理事物，于是就天下太平。
古代的圣贤与明君们在与天奋斗、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自然的伟大，滋生了对自然的钦敬与崇拜之情，这种情感使他们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奥秘无穷的自然，尤其是神秘的天空，从而获得了多方面的启迪，进而把这种道理推广到天与地、人类与社会的广阔概念之中。
首先是时间上的启示。瑰丽的北斗，天生一支颀长美丽的斗柄，恰似一只以北极为轴心的巨大指针，规律而永恒地转动，周期性极为明显。这不正是日历与钟表发明之前，上天天然提供的理想的“无字日历”与“天体摆钟”吗？
无论古代还是当今，人类选取记时参照物，都以周期明显、运动规律恒定而准确的速度为基本要求。北斗的周而复始，日月星辰的规律运行，多方提供了记时的理想参照。因此，几千年来，中国的斗建纪历法恒久不废，阴阳合历延以至今，其端点即开始于古人从天体运行中受到的启示。
其次是哲学上的启示。北斗的运转，好像总是围绕着一个点。这个点就是北极。在肉眼看来，浩瀚苍茫的天穹中，北极位处天之中心，恒定不动，而北斗偕同满天的星辰，按部就班，围绕它作规律的运动，好像一群藩臣紧紧拱卫着上天的主子，显现出一种理想的秩序。在原始时代，这一直观感受，该唤起多少神秘的想像，今天已很难说清楚。但是，从那时起，人们就试图理解与解释这一神秘的现象，而且最终我们的民族认同了这些也许起初只是少数人的体悟，这确是一个事实。于是，中国文化开始理性地解释这种天象，认为它在昭示尊与卑、本与末的关系，昭示着人间道德与永恒的秩序。人们在天上找到了至尊的象征，本源的所在，自然对中国哲学是个莫大的启示。这种对苍茫混沌的天体自然的把握，成就了华夏民族颇具玄学意味的哲学本体论，由此升发出无穷无尽的哲学思考。
其三是政治上的启示。人们常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神”与“道”给出的哲学答案，给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提供了最高的原则。于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就是实现上天一样的秩序，支撑这种神道理论的天国框架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型。《论语·为政》中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不正是一个哲学意味、政治伦理色彩十分浓郁的格言式论断吗？说得通俗点，在中国古代先祖的眼中，众星拱卫的北天区，显现了一种理想的等级分明的秩序，提供了一个中央神圣的可以看得见而又高高在上的道德和秩序的范式。中华民族对北极天区神秘性的发现与体认，产生了中央崇拜的宗教性情感，这种情感在诸如父家长宗教性崇拜活动中承传，从而形成流贯始终的政治原则。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观念原型，它制约、影响着政治与哲学的观念，塑造着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色，并仿照北极独尊的格局，建成了为时既久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
二、邈远的遥控：神权政治
这是一条值得回溯、步履蹒跚的心路历程。
夏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中国社会的文明史据信从这里开始。那时，人刚刚揖别蒙昧时代，命运似乎仍然操在自然之神手中：生产极不稳定，完全靠天吃饭。当时，土地归氏族部落所公有；国家还是军事征讨结合成的非稳定军事联盟。要维系这一联盟，最有力的手段，莫过于在人的观念中塑造凌驾于人类之上，掌握人类命运的神明，借助它们为政治服务。于是，神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便产生了。
夏代以及紧随其后崛起的商朝，颉颃比翼，都是神权政治时代。从政治结构上看，关系似乎也比较单一：王、王族成员、世袭巫史所担任的执政官组成政治体制的基本结构，还没有形成后世那样阵容庞大而又执掌明确的职务分工，职官常因事因时临时设立，说明官僚的政治职能还不系统。
在诸官吏中，只掌管祭祀占卜的巫史，职责最为明确，往往以最高执政官的身份，充当人间与上天沟通的神圣媒介。商初名臣伊尹，周初大臣姜尚，传说都是这类人物。至今民间还有“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说法。
那时的人认为，人间的一切均由上天之神主宰；上帝至高无上，是人间之王的先祖；王的权力由其祖先——天神授予；王的使命来自于天，因而神圣不可动摇。这种原始天人关系理论，正是君权神授观念的历史依据。由于以神为主，所以在观念上，神权要高于行政权。夏商周三代，祭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视为头等大事，即建立在这样的认识论基础上。所谓“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供奉、孝敬上帝祖先的神灵。谁掌握了祭祀之权，谁就掌握了国家重权。
后世的政治决定权集于帝王一身，夏商时代的王却并不能像他们那样随意专断。决断大事之前，王必须通过龟甲兽骨占卜，向上帝请求命定。《尚书·洪范》据说是投诚周人的殷太师箕子与周武王谈话的记录。武王伐纣灭周之后，十分注意向前朝学习政治经验，《洪范》就是流传下来的记录之一。其中一段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这里的“卜”指龟卜，“筮”指草占，是两种预测命运的办法。在这段话语中，箕子告诉周武王商朝在一件大事的决断时要通过王、卿士、庶人、龟、筮五个因素来决定，这段话看上去似乎并没有特别突出神权的地位，其实不然。因为，根据当时的占卜规范，我们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
根据占卜规范，王、卿士、庶人、龟、筮五者均表赞同，叫做“大同”，自然万事大吉；前三者有赞同有反对，只要龟、筮赞同，仍然是“吉”，自然万事大吉；不管前三者赞同与否，只要龟、筮中有一方反对，则“作内吉，作外凶“；要是龟、筮共违，即使王、卿士、庶人都表赞同，也只能打消念头，足不出户。否则，必将大祸临头。
从发掘整理的殷墟卜辞来看，商王的一切活动，包括祭祀、战争、田猎、农事、天象、吉凶预测、官员任免、都邑营造、生儿育女等，都要先卜而后行。因此，殷人几乎是天天卜，事事问。遇到重大国事，往往反复卜问，不厌其烦。
可见殷人把最后的决策权拱手交给上帝，超人的神权，遥控指挥着国事活动，而王权，不过是在执行神授的权力。这种政治，便称作神权政治。
神权政治把社会发展、国家命运寄托于龟卜筮占，这是人类还没有认识自我、认识自然，还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表现，它是国家政治的初期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萌动，人治的要求不断修正天人关系的原有格局，于是，至商朝晚期便屡屡出现排斥巫史，由王亲自占卜的情况。而商王武乙大动干戈，举行“射天”仪式，更反映出王权反对神权束缚，追求天人和谐、阴阳和谐的态度。
神权的弱化，为人治的政治结构腾出了空间，于是，离预测神权最近的贵族血缘集团，利用百姓对首领血统的承认、敬畏和信仰，翩翩然捷足先登了。
三、辐辏向心：贵族政治
西周灭商，四海翻腾，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次了不得的大变故：一场以天人关系变革为代表的观念革命爆发。在这场革命中，“天命永恒”的陈旧认识被废弃，围绕“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德保民”的思想，周朝人建立起新的观念形态。在政治结构上，殷商的兄终弟及制的政治继承制度被废止，以血缘为纽带的嫡长子继承大统的宗法制、分封制确立。作为分封的尺度，以周王为中心的宗族，对国家权力、土地和人民实行层层分割。一个类似天国结构的四方边鄙拱卫王畿的分区、分级的政治统治正式建立。
周民族从既讲血缘宗亲，又讲同姓不婚的传统出发，实行与异姓联姻的宗法政治制度，这种政治结构，在同姓范围内，形成兄弟叔伯关系网络；与异姓结亲，形成甥舅关系网络。诸关系联网，结成以周王为中心的巨大的血缘关系网络。
与此同步，分封制则把这张血缘关系具体化为政治结构网络。周王将全国的土地、人民和政治权力，分割给他的亲属——诸侯，自己只留下京都周围一块富庶的绿洲，直接控制，称作“王畿”。诸侯将自己的“封国”留下一块丰饶土地，直接控制，其余也分割给亲属——卿大夫。卿大夫再将自己封得的“采邑”分割给他的亲属——士，作为“禄田”。如此上行下效，逐级分割，建构起由中心向四周辐射，由四周拱卫中央的等级分明的政治结构。
如果将这样的政治格局抽象成为简单图式，其结构很像一个规规矩矩的辐条整齐向心的车轮，又像一个群星环绕北极的天穹模式。所以，当年司马迁在描述中国政治结构时，就用过“三十辐共一毂，二十八宿环北辰”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形象比喻。联系到孔老夫子所谓为政“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论述，古人眼中理想的政治结构是仿照何物而来，不是已昭然若揭了吗？
西周革殷商王朝的命，结束了天命永恒的认识，突出了人以及人的德行，体现了道德在政治上的作用。西周又继承了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关系的传统，追求对于天国的认同与遵从。辐辏向心式的政治结构的建立，正是这一追求的直接后果。
西周建国之初，曾有武王勘测地理考察新都邑的故事。为了争得正统，武王为定立天保，寻求土中，以立神权而废寝忘食。当时，周武王之所以坐不安席，寝无暇寐，就因为当时还没有能够按照群星拱卫北极的理想格局，建立人间的政治格局，没有能够在地之中心正式建立感通天帝神明的宗教场所——天保。
为什么要追求居于土中？当然是为了与天之中心的感通，为了神权的确立。验之典籍可知，在古人观念里，中者，具有上下相通的意义和地位。美国学者米尔希·埃利亚德在《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一书中，列举了世界各地诸如此类的观念，以证古人感通天地的观念，因此，当武王南北考察，终定天保于土中洛阳，何以举国欢腾，经日不息，何以喋喋不休书于国史，就容易理解了。
武王在地理位置上给国家定了一个中心，解决了神权和正统的问题；周公完善周礼，建构宗法制国家大厦，乃是从观念到行政上确立起维护这一中心至上权力的运作机制问题。于是，一个以血缘亲族关系为主线，等级有序、辐辏向心型的政治模式，在天国认同观念的作用下构建完成。
西周政治的特点是血缘贵族共同参政。全国的土地权力，既归王有，又由贵族共同分享。周室贵族政治，不仅表现在全国政权由血缘亲族层层分割，分级、分区实行统治，即使在中央王朝中，也是周王的血缘亲戚分掌政治权力。王的三公、三事大夫、六卿，都是宗族成员，三公是周王的最高顾问，官僚机构的总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单独或共同代替周王行政。历史上著名的周公摄政与“共和行政”，即是最好例证。所以，在西周政府文件中，王与三公的训示，一律称“诰”，具有同等的政治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