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传统思维中的“道”、“理”和“气”，内涵丰富多变，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都是难以言喻的。所以，要解释它们，就需要比推的方法。朱熹曾解释“道”、“理”、“气”等要领的关系。他认为“理”和“气”是相依的，并说：“太极（理）犹人，动静（气）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此所谓所乘之机，无极，二（气）五（行）所以妙合而凝也。”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理气相依”、“妙合而凝”的结果，就是由体悟所得，且无法用言语明喻，只有用类比外推的方法，举生活中的实例——马与人的关系等，加以解释。这是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典型现象。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传统思维的对象，即思维的客体，往往包含广泛而复杂的内容，而内容又往往不确定，这就决定了人们对其把握时的不可解析性，从而也就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认知方式只能是体悟。
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一，直觉和体悟是一种多层次的思维现象。如果说直觉是一种认识途径，那么体悟则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认知方式。它们基于经验而形成，在人们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其优势是以经验为参照，从总体上把握对象，并通过体悟发现逻辑思维所不能揭示的意境。这对于人们把握客观对象的总体，领会普遍联系，尤其是对领会那些难于言表的玄机妙理，具有特殊的意义。
直觉思维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这种思维活动建立在经验范围内，一旦思维对象超出经验范围，就会导致荒诞不经的神秘主义，以致把它看作不可捉摸的东西；或者无限夸大直觉作用，排斥其他形式的思维认识活动，认为直觉才是唯一获得真知的思维方法。因此，就社会发展阶段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讲，直觉思维当年成为中华文化的特色，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理性思辨
尽管中国传统思维是以直觉和体悟为主要特征，以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对事物整体性的把握为主要形式的思维方式，但是，这丝毫不影响理性思维的客观存在。理性思维不仅是获得科学知识的基础，而且，在一切直观信念的领域中，凡要在概念与概念之间建立明白可知的联系时，则不得不诉诸于理性思维。理性思维在各种人类经验中皆有其独立的价值。所以，对于人类的任何族类而言，其认知方式尽管各有差异、各有其本族类的特点，然而，理性思维的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一方面需要以理性思辨为条件，逐步形成各种科学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又需要以理性思辨为认识上的必由路径去把握世界。所以，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始终渗透着理性思辨的因素，使其成为与直觉和体悟不可分离的互补认知方式。
一、儒道学说与理性思辨
思维规律表明，人类思维中的理性精神，总会在思维发展的各个层面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思辨与理性之风大煽。诸子百家中最大的两家——儒家与道家，其理论相反相成，融合各家、博采众长，解释自然和社会，群体与个体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一条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
从思维的角度讲，儒家偏重于社会、人生和伦理的考察、认识与把握，天人关系的比附等；道家则偏重于对自然、个体的考察、认识和把握，在对自然对象的观察思考过程中，逐步形成“道法自然”的理论，并且强调“人之道”要服从于自然无为的“天之道”，社会规律要附合自然规律等。这样以来，道家思想从认识的另一端出发，给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正统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注入了思维活水。
比如，老庄之学通过新的方法构建起来的思维开阔、意境恢弘、观念众多、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思想体系，以及它的法自然、求超脱的人生哲学，浪漫主义的文学，立足于经验事实的理性思辨等，深刻影响、极大丰富了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老庄哲学中的理性思辨特质，不仅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因素，使得以伦理道德为主要特色的中国文化，也显示出理性的、思辨的光彩；而且在人类通向未来的精神和智慧的进步中，仍不失为有益的因素，给人以无尽的启发。
应该明确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思维中，理性与思辨作为与直觉思维的互补方式，并不仅仅限于儒道两家学说的融合方面，它还表现于传统理性往往是通过间接潜在的方式表露出来。传统思维中的理性观念表露于思维和实践的许多方面，其中阙疑求证精神，就是这种理性精神的流露。孔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忧）。”同上。这里表现了孔子对实事求是精神的理性思考，主张看问题防止主观片面，不要固执己见，态度要谦虚谨慎，要充分认识自己的不足，就能少犯错误。再如，孔子主张“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下学而上达”，懂得一事，即可推演知道十件事，学习基本知识，就能进而领会高深的道理。这种论述，颇有点演绎推理的味道。孔子对鬼神的问题也是回避和存疑的。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未知生焉知死。”同上。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在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潮的冲击下产生的这种重人轻神思想，即理性主义表现，在当时，应该说具有积极的启蒙作用。
从思辨方面而言，作出充分研究的，当属墨家学派。在墨家学派的著作《墨子·小取篇》里，对思辨的作用、原则、方式以及思辨中一些易犯错误的原因，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春秋末期的邓析，战国时期的荀子，都曾对思辨作过积极的研究。尤其是荀子，他对名、辞、辨说等思维形式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并发展了儒家正名逻辑，但他的正名逻辑与名家、墨家有重要区别，名、墨逻辑注重对“万物之然”的模拟和对“离形而言名”的抽象分析；而荀子的正名逻辑则带着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尽管荀子的正名逻辑与名、墨逻辑有明显区别，他们的思辨特征却是共同的。
二、辩证思维：理性的晖光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聪慧的民族，因此从早期开始，其文化便已显现出许多辩证思维的明显特征。
所谓辩证思维，是指一种习惯于对任何事物都以辩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的思维形式，它反对静止地看问题，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看成是发展的、变化的、相反相成的。
从《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论述，从孔孟的思辨到庄子的相对论，无不闪现着辩证思维的光芒。而这种辩证思维，首先又是从古人对阴阳变的体悟与把握中总结出来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正是最精彩的辩证总结。
作为中国哲学基础理论之一的阴阳八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概念，如有无、阴阳、祸福、刚柔、动静、进退、大小、内外、损益、盈虚、否泰等。认为世上万事万物都有二重性，阴阳化生万物，万物息息相通，把阴阳交感和转化，视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五行思维模式，被中国哲学的实践演绎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事物运动演变模式，更直接地体现出辩证性。它上配天文，下配万物，中配人伦和社会，考虑任何事物都是多维的，都是发展变化的，比起阴阳八卦的“两仪”模式，可谓更进一步。
这种八卦五行思维方式，经过哲学家、星象学家的运用推广，广泛影响着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历代帝王每逢日食、月食、彗星以及水旱灾害出现，就采取各种方式消灾避祸，或伐鼓于社，或撤膳减费，或赦囚罪己，或改元易政；中国古代民间在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方面，也同样喜欢选择黄道吉日，或遇凶兆，则采取厌胜、禳解的方式，占卜、星命家更乐于教人如何逢凶化吉。所有这些现象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原始辩证思维背景。人们这样做，显然是认为，万事万物可以互相转化，相反相成。所以，他们刻意去创造转化条件，使事物隐含的凶险灾祸向吉祥平安的一面转化。
三、思维观念与文化行为
从大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化之所以表现为我们所熟知的这样一种形态，说到底，是因为中国人基于自己民族的主客观条件，产生了如此这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一套观念体系与方法论。一句话，是因为首先具有了这般如此的思维方式，然后才具有了受它们支配的具体的文化行为方式。于是，观念对象化的过程，创造出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与文化众生相。
如混沌思维方式自然导致不重视严密的逻辑推理与理论论述，导致“好读书，不求甚解”，领悟其意象奥妙，便欣然忘食的文化现象，其归宿也就必然产生神秘主义，产生比推方式、比附方法。于是，中国式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象”理论，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产生，便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根据或抽象或具象的“象”理论去指导人的文化创造实践，左右人们的生活行为，中国文化产生了比附天象、物象的传统。天地之理以天圆地方的形象来表现，方圆之象即成为揭示天理的人文象征。于是乎“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圆以法天，方以法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祭祀建筑上圆下方；帝王的车驾顶圆斗方，生活中的水井、流通用的钱币外圆内方；甚或吃饭用的筷子也忘不掉表现文化观念——前圆后方。真真是前些年上映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啥事都要有个说法”。
是什么在起作用？当然是观念信仰。
作为万物灵长，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这个创造者又被自己创造的文化所创造。在这一过程中，观念是产生文化行为、文化创造的内趋力。比如，天地之间并无天圆地方的关系，然而，中国传统观念确立了这一关系，于是，文化创造与文化行为，便受到了它的制约；文化原型与文化传统便形成了内在的联系。表现这一关系的象征物——规矩（规圆以法天，矩方以法地），便成为一种衡量人或物的尺度；这人规规矩矩，这活儿规规矩矩，你有没有规矩，他讲不讲规矩等，就是这尺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中国社会以“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为祖宗立下的箴言范式，衡量社会的治理水平、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而磨砺出理想的士人格和人的行为模式的评估标准。当一个人有着极好的道德修养，人的外表和蔼平易，内里原则性强时会被评为“外圆内方”。反之，当有些人的行为被认为“外方内圆”的时候，就会给人以虚伪、假正经的印象。
又如，群星与北极并没有主从关系，更没有丝毫的政治与文化关系。然而，中国人凭着自己独到的理解能力，从中感悟到道德和秩序之后，一下子就使这一原型变成了泛文化的东西。这说明观念一旦形成，其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仅政体、官制、君臣关系、家族关系，而且王宫建筑，城市布局，甚或连娱乐用的象棋、围棋等，都受到这一观念模式的制约。因此，当民族文化原型观念形成之后，文化就开始对人实施熔铸作用，一举手，一投足，人们便带有了民族文化明显的痕迹。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过去中国人的文化行为，受文化传统影响甚深。文化传统的承传靠的是观念信仰的支撑，观念制约文化行为，文化行为形成文化特色，文化特色产生文化生命力，最终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一组环环相扣的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