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不能理解，我们的祖先出生入死，为实现大一统理想浴血奋战的时候，在为结束某个狂暴而垂死的时代，缔造一个新王朝而英勇奋斗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那么虔诚地翘首蓝天——注视点点繁星的变异，揣摩上天的意志，并用它去指导军事行动。在现代人看来，天上的星宿、人间的战争，完全是两个概念，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年出生入死、杀伐征战的人们，对二者的关系却不认为是拉郎配，而是始终把二者紧紧绑在同一辆銮舆上，形影不离。
于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便与天结缘，高扬天命的旗帜，具有几分神秘的色彩。
由“初恋”到“结缘”
军机与星占本没有必然的联系。诚如一个和谐家庭的建立，大体要经过从初恋到结合的一整个过程，军机与星占的结缘，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是民族文化心理习惯使然。因此，回顾这一过程，对认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特征不无裨益。
一《孙子兵法》的警示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指军事、战争，“祀”指敬天祭祖。古代统治者对战争极为重视，所以，《孙子兵法》开宗明义，说出一番这样的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就是祖先立起的一块警示牌，它提醒为政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因为，它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国家的前途命运。所谓“不可不察”，显现的就是一种极端的审慎、求实态度。
“察”，当然是强调考察与研究。古代战争，战前考察的方面很多，其中长期居于显要地位的考察内容，便是能够显示天意的星象。
原始人已有对日、月神及星宿的崇拜。到了商代，这种崇拜的体系初步形成。赏罚人类，决定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命运的至上神——上帝，开始总领神界，号令八方。在观念中，已经形成一个主宰天地人间的神廷。至西周，“上帝”渐而演变为“天”；“帝令”也转化为“天命”。天命观念已被全民族所接受。
既然“帝令”、“天命”都是不可抗拒的神的旨意，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命运，那么，古人便极力想预先知道这神意的内容，以便在生活中趋吉避凶，争取主动。特别是那些关涉诸如军事、祭典一类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
为此，古人做出了艰辛的努力。
殷商人试图用龟卜来预测天意。巫师根据烧灼过的龟甲或兽骨，分析出现的各种裂纹，推测吉凶，决定日常生活的行踪。当然，其中也包括各式各样的讨伐战争。
到了西周，古人进一步将天命与战争联系起来，通过龟筮卦算、星象占卜综合利用，推算形势的利弊，决定战争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的胜负等。从文献记载来看，周初已经有了一套军事占星术的规范，只是还很不周详、谨严。具体作战前，占卜、观象，吉凶预测，虽必不可少，但在实际作战中，却也不一定事事照办。
传说，当年武王伐纣，龟卜、星占双双不吉，但武王灭商的信念毫不动摇。《淮南子·兵略训》记叙这件事说：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木星），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当战之时，十日乱于上，风雨击于中。然而前无蹈难之赏，而后无循北之刑，白刃不毕拔而天下得矣。《淮南鸿烈集解》（下），载《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99—500页。
这段话的大意是，武王讨伐纣王，黄昏在向东进军时看到木星，这是不吉的征兆。到汜这个地方遇到暴雨，到共头山遇到山崩。天上出现彗星，像扫帚一样，彗尾对准西方周人所在之地，像是将把柄授予殷人，又是一个不吉的征兆。到双方交战时，十个太阳并出，风雨袭击，但武王仍“犯岁违卜”，毅然出兵，终于把握了战机，争取了主动，逼得自认为“有命在天”的商纣王自焚于鹿台。
当然，这故事主要是给“正义之师无可阻挡”的观念张目，但是，也无可否认，当时的占星规范尚不成熟，星占用于战争尚未成为必须自觉遵奉的习惯。天文星象与军事征战此时恰像一对初恋的情人，历史给它们留出了彼此磨合、发展感情的广阔空间。
二信奉与虔诚
军事星占学的推广运用，天象与军机缔结良缘是在春秋时代。
一部《左传》，政治、军事、外交，交叉缠错，互相补益，闪烁着睿智与理性的晖光，浓缩着一段杀伐征战的历史。春秋无义战。无休止征战的需要，带来了军事理论的探讨与发展。天象与军事的关系，于是被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对待，并且，逐渐成为战争中不可逾越的考察环节。
当时的信奉与考察是十分虔诚的。
公元前635年，周襄王的弟弟子带拥兵自重，王求救于秦晋。晋文公不知是否应出兵支援周天子，也不知这位野心勃勃的王弟能否夺权成功。于是决定凭借天意来安排此次军事行动。他派人找来著名占卜师卜偃。卜偃占卜的结果是“吉”，而且遇上了“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阪泉是当年黄帝战胜炎帝的地方。传说，炎、黄二帝本是同胞兄弟，而襄王与子带，也是一母同胞，因此，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象征着襄王胜，是吉兆。但是，生性谨慎、不肯弄险的晋文公还是不放心，又吩咐卜偃筮之，卜筮的结果又是吉兆。尽管如此，晋文公并没有立即下令出兵，直到验之以星象——此时正是“太白（金星）犯泣星”，是出兵大吉的天象，晋文公才最后下决心。于是，晋国军队如出弦利箭，它的右师包围了子带盘踞的温城，左师护送襄王返回王城。这一仗势如破竹，一举全歼子带的军队。晋文公因勤王有功，受到周王的封赏。太行山以南大片土地，从此归属晋国。
《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楚灵王弑父杀君。夺得王位后，灵王把野心指向中原，一心谋求在列国中的霸权。相邻的蔡国偏偏不驯服，自觉做了抵御楚国向中原发展的桥头堡。为圆霸权之梦，楚灵王决定从蔡国下刀。于是，楚、蔡之间爆发了一场持续的战争。
公元前531年，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虎视眈眈；蔡国隐太子背靠晋国，拥兵抗敌、寸步不让。战争一触即发！
此时的星象是“岁在豕韦”，也就是，木星镇守二十八宿中的营室。当时，周天子的大臣苌弘、晋国的谋臣叔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这场战争发出预言。二人都认为，“岁在豕韦”对蔡国不利，而待到“岁（木星）及大梁”时，将又是“蔡复而楚凶”。结合彼此的人事政治，两人讲了各自的道理，并且认为，这就是所谓“天之道也”。在这里，他们揭示的天意是：楚灵王先胜而后败亡；蔡国先败亡而后复兴。
该书记载，战争的结果与预言相仿佛。由此可见，作者对这类传闻深信不疑。不同的占师对同一天象作出相同的预言，说明作为一种理论的相对成熟与相对普及。
这样的故事在《左传》中比比皆是。如《僖公五年》中的“鹑之贲贲、天策煌煌，火中成军”的天象，预言素为周天子肱股的虢国有大难，虢君将逃亡；《昭公十年》所谓“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女宿）”，预言晋国平公的流亡；《昭公十八年》所载“夏五月，火（大火星）始见”的天象，预言陈、许诸国亡国之祸等，都自觉运用星象，预测天意、预言战争的案例。可见，到春秋之后，国人已坚信天象、天意与战争的胜负直接相连。天象与战争的关系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理论，经常性地运用于战争的实践中。而且对这套理论的阐释与掌握，往往已成为当时展示才学的一种时髦。
三兵阴阳家：淈泥扬波
春秋无义战，战国乱交兵。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一个战火四燃，兵革不息的时代。“君臣百姓遭屠戮，饥馑瘟疫相因依”，正是那个战争频仍时代的真实写照。
长期战争的实践，带来军事理论的繁荣，而战争的实践又殷切呼唤预测学的兴起。此外，对于战火中如惊弓之鸟的人们来说，置身这般如此的时代背景，用星象学推算吉凶祸福，无疑是提供了一种精神安慰、心理平衡的方式。越是动乱，生命无着，人生无常，此类法术便越显得需要。这就是当时星占理论繁荣发展的内在原因。于是，尹皋、唐昧、甘德、石申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文星象家在那战争与动荡的年代纷纷出现。
到了战国末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对极为丰富的神秘理论进行整理，他们将本是气象学理论的“阴阳”与“五行”改造成为神学理论，进而推广到全社会。当时，思想相对解放，百家鹊起中的的兵家，创造性地发展了邹衍一派的理论，形成兵家这一重要流派。他们旁征博引、索隐钩沉，专门研究战争中的天候、地理、卜筮与战争胜负的关系。这就是历史书上所谓的“兵阴阳家”。
兵阴阳家认为，阴阳五行理论与天文星象提供的信息在战争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行军布阵的时日、气候以及阴阳向背，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布阵时，指挥者一定要注意，不可忘记与吉祥的天象方位相结合。所谓“左苍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云云，就是天象与行军、布阵方位的规范之一。他们认为，只有如此，方能占有天时，感通神明，获得天助。而用兵打仗，只有占天时、取地利，方能稳操胜券，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
兵阴阳家特别注重“分野说”的运用。“分野”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表现“天人合一”内涵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古人根据自己对天象的理解，把天上星宿与地上州郡地域一一对应，确立起一种祥瑞灾变的对应关系，用来预言人事更迭、战争胜负、自然灾害等，是一种颇有影响的应用理论。
“分野”之说，渊源甚古。《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上古时代掌管观测、记录天象变异的官吏——保章氏，长于用天上的星宿对应九州灾变，各诸侯所分封的疆域，无论大小，都有一个“分星”。他们认为，凡是地下的行政区划，各有对应的主星。占星家只要详细分辨主星的变异，就可以预知吉凶祸福。《周礼》大概是有文字记载的关于用“分野”占验的开端。经春秋到战国，占星家的理论丰富了分野说的内涵。除了星宿对应九州的系统之外，又产生了二十八宿对应十二州各国区域的体系，反映了该理论被中国社会接受的广泛程序。
兵阴阳家在天文与军事结缘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其主要著作，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当时尚有《太一兵法》、《天一兵法》、《神农兵法》、《别成子望军气》、《辟兵威胜方》等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艺文志》说：“（兵）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它说明兵阴阳家注重观察时与势，注意计算节候的变化，根据北斗以及星宿的变化决定进击方略，沿袭五行相胜的体系，借助鬼神的权威以达到军事目的。经过兵阴阳家淋漓尽致的发挥，星占理论广泛应用于战争，军事上的天人感应于是形成传统定式。
四星占与兵书
西汉时，汉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太史公讥之为“多欲”。多欲政治带来长期的征战，也必然会重视星象学在战争中的作用。为此，武帝广泛延揽人才，号称“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数年之间，通此技之士，纷纷自效。彬彬之盛，叹为观止。在北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的历次战争中，发挥了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作用。像丘子明之流长于星象预测的方士，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成为武帝每战必问的心腹，以至于在宫中飞扬跋扈，“富溢贵宠，倾于朝廷”同上。。
一生大抵与汉武帝相终始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生前曾认真探讨了星象与军事之间的关系。他也相信世上发生的大事，在天象上事先都有表现。在《史记·天官书》中，他列举例证说，刘邦进兵咸阳，天有五星聚东井吉兆；刘邦讨伐匈奴，被围于平城，天有月晕参、毕七重之光；吴楚七国之乱，伏尸百万、流血漂杵，是时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汉武帝四伐夷狄，是因为元光、元狩年间“蚩尤之旗”的彗星反复出现。越国之亡，朝鲜之役、大宛之祸等，凡是动刀兵，起征战，都有星象征兆，而且无不应验。作为大学问家，司马迁以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著称。然而，要求他超越时代是不现实的，他对二者关系尚作如此认识，社会上等闲之辈于此问题的识见，就可见一斑了。汉武帝以后两千年间，星象学与古代军事的关系，一直如鱼似水。这一点，在我国古代兵书中作有大量记载。
我国历代兵燹不断，战事绵延，战争经验丰富，理论总结颇丰。因此，我国兵书卷帙浩繁，种类繁多。仅近年出版的《中国兵书知见录》，就著录兵书3380部，存世的尚有2308部。在浩如烟海的兵家理论著作中，星象学占有相当的分量。
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序文说，有一个叫任宏的，他把当时能够见到的兵书进行了认真整理，分为四大类——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其中“兵阴阳”主要讲天象、天候、地理、卜筮等。此外，许多兵书中将星象学内容，列专章、专节解释，这些部分，往往成为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唐代李筌所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宋代许洞的《虎钤经》，曾公亮的《武经总要》，明代茅元仪所辑《武备志》等，大体都是如此。专门的星占书也以大量的军事占卜为内容。唐代的《乙巳占》、《开元占经》，宋代的《灵台秘苑》，明代的《观象玩占》等无一例外。据说，仅《开元占经》一书，就引用兵书13种。
一些精通兵法，同时精通天文历算的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巧借天机的神秘力量，始终能使满朝文武崇敬备至，使自己在皇帝身边如鱼得水，稳保权势。这种大腕人物，历代不乏其人。如明代的刘基辅佐明太祖征战四方，常根据星象变异出谋划策，屡建奇功，被称为张良显世，诸葛再生。据称，这位为王者师的刘基，其谋划都要写成密条，只让太祖朱元璋一人审阅，阅后即行焚毁，不留痕迹。这一手，叫做“托言天机，以秘其术”。刘基是“以秘其术”的高手大腕。后来，他丁忧回家守丧，明太祖尚不远千里，遇事每每派人到刘基老家咨询，颇有使君王视若手足，须臾不可离身的能耐。
中国历史上，诸如此类轶闻轶事不一而足，山外有山，青出于蓝。可见，天文星象之学，在军事实战当中，当年确曾发挥过重要影响。
五永结秦晋的缘由
在中国文化史上，天文星象与古代军事为何会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效应呢？应该说，原因是很复杂的。浅说粗论，则原因主要有二：
1．军事上“知天”理论的产生与信奉。
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思想必定与民族文化及哲学观念相一致。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中，天人合一的文化哲学观对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制约作用，形成了相互协调、同步发展的特色。反映在军事理论与军事著作中，便出现了鲜明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天人关系的文化氛围，便是“知天”军事思想产生的文化基础。
考察“知天”军事思想的产生，由来甚远，而具体年代却委实难以考定。
早在邈远的传说时代，黄帝战蚩尤于冀州之野，双方进行的，实质上已是一场“知天”的天文地理利用战。从传说看，蚩尤长于水战，故调动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以攻黄帝。黄帝初令习水战的应龙迎敌，然而蓄水不及，便改而差遣旱魃出现——在旱季时发挥自己的优长，用最终的胜利唱出了一首“知天”而胜的凯歌。
这一传说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否信史，而在于它以曲折的方式记录了中国文明之初人们遵奉知天原则作战的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