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个宁波籍买办是穆炳元，也是上海最早的买办之一。据《上海闲话》记载，穆炳元在鸦片战争的定海战役中被英军所俘，后随英军进入上海。上海开埠后，由于穆会讲英语，颇得外人信任，“无论何人接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由于业务太多，穆开始招收学徒，传授语言和经纪知识。其所招收者大多是沪上甬籍子弟，这就为宁波人从业买办创造了条件。沪上宁波商人中较早受雇于外商的是杨坊。杨是著名丝商，由于为怡和洋行设计了一种用来收购生丝的“苏州制度”而受到器重。英国汇丰银行的首任买办也是余姚人王槐山。此后，宁波人充任买办者日益增多，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叶澄衷、虞洽卿、朱葆三、邬挺生、周宗良、刘鸿生、傅筱庵等大批著名的宁波籍买办相继活跃于上海滩，增强了沪上宁波人的经济实力。
到上海开设各类商业店铺，从事商品零售的宁波人更不在少数。上海开埠后，素负“无宁不成市”美名的宁波人将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上海，大展鸿图。由于宁波人在沪上从事的贸易活动遍及各业，实是纸不胜书，仅其在上海成立的商业同业行会就有：1870年的四明敦厚堂（酒业）、1890年的四明诚仁堂（肉业）、1892年的同新会（竹业）等，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8—522页。组织的建立是从业人数增加、势力增强的表现，可见宁波人在上述各业中已颇具势力。另据四十年代初出版的《甬光初集）》统计，甬人在沪工商行号（包括甬人投资、经营、管理）计有文化用具类98家，饮食品类415家，衣着物类325家，建筑材料类114家，燃料物品类28家，交通用具类30家，五金物品类203家，日用物品类144家，美术装饰类60家，运输报关业88家，公众服务类29家，医药物品类160家，介绍买卖类5家，其它事业类21家。《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第36—37页。
这尚且不算在沪上摆摊设点的小贩，“在沪上者多在菜场摆设鱼鲜蔬果等摊，亦有在轮舶或沿途叫卖食品杂物者，约数千人”。民国《定海县志》。这些统计虽不是非常全面、准确，但宁波人在上海工商界从业人员之众，势力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三十年代末，甬籍律师约有107人，其中方椒伯、余华龙、夏功楷、项隆勋、魏伯桢等都是名扬沪上的大律师；甬籍会计师有26人；国医有姚和清（眼科）、董庭瑶（痧痘儿科）、严瑞钦（外科）等101人；西医有方子勤等33人；牙医有黄秉瑜等10人。《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第38—39页。海还有许多挟艺来游，以卖画鬻字为生的甬籍书画家，如咸丰时侨寓沪上的镇海人姚燮工于画梅，“于卖画之外，绝无所求于人”。杨逸《海上墨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众多旅沪宁波人中，既有居于“塔尖顶”的成功者，但更多的是职员、工人、小摊贩、手艺人及体力劳动者，诸如车夫、挑夫、仆妇之类，如在外商轮船上的杂工、专做西服的红帮裁缝、往来黄浦江中供应外轮杂货的舢舨业，以及人数众多的挑水业中，宁波人所占的比重都很大。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第50—51页。再据《定海县志》载：“各乡男子多有在沪上轮埠充当苦力者，谓之码头小工，妇女则多佣于沪上住宅。”民国《定海县志》。
还有一些举目无亲、目不识丁又一文不名的宁波人来到上海，一无本钱二无技能，只得进入帮会或沦为无业游民，从而使宁波人在近代上海空前勃兴的帮会势力中占据一席之地。早在19世纪40年代，“宁波帮”就与福建帮、江北帮、广东帮等并列为沪上颇具势力的民间帮口。苏智良《试论上海帮会的发展及其特点》，《上海：通往世界之桥》（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11页。20世纪初年称霸上海滩的“三大亨”中，黄金荣（余姚人）、张啸林（慈溪人）都是广义的宁波籍人士，鄞县人黄振世、宁波人金廷荪亦为上海帮会中的重要人物。黄为上海鱼行业领袖，身跨“青”“洪”两帮，他组织的“振社”在当时也是较有影响的帮会组织。金廷荪先与杜月笙同为黄金荣的得力助手，助黄理财，从而跻身工商界；后依靠杜月笙，投资沪上金融、房产等业，成为一身兼数任的“海上闻人”。
虽然人口迁移的现象可以视为个人行为或人口现象，但更是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社会现象，因为迁移的重要性并不只限于人口本身的再分配，每一迁移者的特定构成，如自然结构、地域构成、社会构成，即其年龄、性别、家庭、职业、来自地区、教育程度和价值观念等，与迁移动因、迁移作用都有密切的关系。迁沪宁波人的个体素质、本土特征、文化传统决定了其社会角色大多是择定的，与上海其他几大移民集团相比，其地域构成、社会构成自有独具的特色，由此也决定了他们在上海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转化与传承：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比较考察李瑊1911年前后，天汰专制，人竞共和，同乡组织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也有一些传统同乡团体并未因社会环境的改变而被淘汰，而是与同一府属的新型同乡组织相依并存。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是旅沪宁波人的代表性组织，在近代上海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二者转化传承，经历了不同的发展理路，完成了良好的衔接过程，对宁波人在上海的发展非常有利。
宗旨、功能的比较
成立于嘉庆二年（1797）的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商人出于敦睦乡谊、互帮互助的目的，在上海创建的同乡团体。四明公所最主要的活动是为同乡办理寄柩，推行善举，其章程明确规定：“本公所以建殡舍、置义冢、归旅榇、设医院等诸善举为宗旨。”四明公所另一项主要的活动是遵循家乡习俗，举行祭拜神灵、供奉祖先活动。类此虔奉一致、意识合一的祭奉活动，增强了寓居沪上的宁波人团结的情感和意志。
宁波旅沪同乡会是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加速，中国社会“合群结社”思潮的影响下应时而生的。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在四明公所召开成立大会，标志着宁波人在上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也象征着宁波旅沪同乡组织的现代转型。
新兴的宁波同乡会的章程明确规定，以“集合同乡力量，推进社会建设，发挥自治精神，并谋同乡之福利”
为宗旨上海市档案馆藏：《宁波旅沪同乡会章程》，1923年，档号：Q117—4—l。，概而言之，同乡会的事业可分为社会福利、社会教育等方面。
同乡会的社会福利活动，包括遣送同乡、赈灾救护职业介绍等。旅沪乡人无论其是否是会员，只要向同乡会提出申请，由同乡会出具证明，即可免费搭船回甬。如同乡会于1922年设立的心畲社每年资遣同乡回籍1754人上海市档案馆藏：《慈善社会团体调查表》，1928年，档号：Q117—4—1。。宁波旅沪同乡会还积极参与救援遣送外埠的遇难同乡。如1931年汉口爆发特大水灾，同乡会即成立“急救汉灾会”，派遣船只，赴汉接送被难同乡董心琴编：《甬光初集》，上海：甬光出版社，1941年版，第13页。。同乡会还为同乡提供无息小本贷金及职业介绍等帮助。无息贷金的目的是“藉以救济、扶助同乡失业、无业营生和流离海上者”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波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1987年版，12页。。“职业介绍”即由同乡会为无业同乡提供担保，多是介绍至甬人经营的工商行号中去工作。
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教育活动也颇具成效。1914一1927年间，同乡会共开办了十所小学，范围遍及全市各区。同时附设“问字处”、民众夜校等机构，传授乡人最基本的知识技能上海市档案馆藏：《私立宁波旅沪同乡会各小学校董会规程》，1931年，档号：Q235-1-1203。。1921年同乡会新会所落成后，又在三楼开设了图书室及阅报处，且不限制读者的籍贯。到1928年，此举受益人数达三千余人上海市档案馆藏：《慈善社会团体调查表》，1928年，档号：Q117-4-1。。同乡会还经常在会所举办各类讲座。如1921年5月29日举行的演讲会，主要内容是请英国留学生朱葆元硕士演讲人类进化之个人进化问题《宁波同乡会消息》，《申报》，1921年5月28日，第三张第十一版。。
由此可见，从四明公所向宁波旅沪同乡会的这种“组织外”转化并非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而最主要表现为组织功能的变更。社会组织功能的演进是“紧随着组织本身的需要和组织以外的助力的变动而变动的”窦季良：《伺乡组织之研究》，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67页。。宁波旅沪同乡团体的转型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环境因素的推助。转化使组织获得了更大的能量，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更加广泛的作用。
结构机制的比较
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结构建置、组织机制等方面也有明显的不同。与四明公所相比，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组织原则、组织程度、体制形式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现代社团的特征。
四明公所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其握有议定各事及执行的权力。公所采取董事总管，各帮轮值制；日常事务由各帮推选的司月董事当值处理。
在成员构成方面，四明公所肇始之际，即是“合四明同乡之游宦服贾者”组合而成，此后章程中对于会员资格并无明确规定，即凡是同乡人，均可加入。公所平时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只是从赊棺寄柩、会员会费及房产出租中收取部分钱赀，维持日常开销。凡遇紧急事件，一般都由董事带头捐输，同乡自愿募捐相助。
在组织结构方面.四明公所具有一个明显的与众不同的特点，即它是一个内部包含近百个同业或非经济性小团体的“复合联合体”。这些小团体虽然各各章程，相对独立，但一旦有要事不能处置，或事关全体同乡时，便提交公所；而且为了防止人事变迁，难以持久，长生会等都将钱款、房产等助入四明公所《四明公所长生会章程碑》，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页。，“凡甬人旅沪各业各帮大率有会，按其名业共计百余，皆总汇于公所，故上海各社会以甬人为巨擘”《上海四明公所档案选（一）》，《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这种被研究者称为“复合结构”的组织模式，大大增强了宁波人在上海的影响力和实力。
而新型同乡组织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最高权力则属于每年召开一次的会员代表大会，这与四明公所董事会决定一切的情况相比，无疑有了很大进步。至于同乡会领导层的产生，从一开始就废除了世袭制，改由民主选举产生。如1911年3月19日同乡会召开成立大会时，由与会的2000多名会员直接投票，选出得票最多的57人，并从中推举出会长剧会长及会董等《宁波同乡会开会续志》，《申报》，1911年3月21日，第二张第一版。。
同乡会创立之初，机构设置相对较为简单，除了正副会长及董事外，下设审查经济等六科；1923年设立理事长，另有评事胡查等16位委员分管各项事务，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此后随着会务的日渐繁杂，其组织结构也日趋完备。
同乡会对会员资格亦有明确的规定。1929年的章程规定：凡旅沪同乡品行端正，经会员一人之介绍，年纳会费洋五角者为普通会员，洋壹元者为特别会员，洋二元者为维持会员，洋五元者为赞助会员，洋拾元者为基本会员；一次捐资在一百元以上者为永远名誉会董。当然，各级会员在权利上并无差别：“凡会董会员一律平等，均得享受本会各种利益，并有选举及被选举权。”上海市档案馆藏：《宁波旅沪同乡会章程》，1929年，档号：Q117-4-1。
由此可见，与四明公所松散的组织结构相比，宁波同乡会显然更加规范、开放而制度化。诚然，四明公所的组织结构也绝非一成不变，1902年担任四明公所经理的沈洪赉针对以往的弊病：“用人十分糊涂，卖材无具数，买木头无根数，木行往来，则有付银子并无进货之数”《四明公所沈洪赉启事碑》，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431页。，于1911年创建公义联合会，规定凡公所中大事的决定或重要人事的任用皆须由董事会与公义联合会共同决定。这一举措，为四明公所的机构建置增添了一些民主色彩。尽管如此，四明公所的组织结构仍具有相当的“传统痕迹”，正如研究者所认为的：“传统势力终究非常之大，组织也失于陈腐，于是依新兴的势力开始树立新式同乡团体的运动了。”《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02页。
目标一致，旨趣相同
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虽然宗旨不同，职能各异，但体现了共同的目标指向，即它们都是旅沪宁波人精神汇聚的场所，是乡人们有力的喉舌，是国家的基础组织《宁波旅沪同乡会第十一届征求会员大会纪念刊》，1939年8月，第88页，第87页。，以下即从此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是乡人精神汇聚的场所。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是“家国同构”，这使得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格外浓郁、执着，而宁波人更是富有“乡土情结”，“宁波人所到之处，必有集合其同乡，组织一帮或一会社，以谋互助发展”庄智焕：《宁波纪略》，《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93期，1931年4月。，其仅在上海一地就建立了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镇海旅沪同乡会等同乡团体。同乡组织本身就标识并强化着地缘意识和乡土观念，这对群体的构建也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以小农经济为根本的中国，“葬无所归，祭无所赖”是旅外生活的痛事，四明公所以此项关系每个人的事业为核心，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被人们视为同乡利益的代言机构。民国创建后，四明公所并未解体或与其他团体重组，反而有所拓展：1921年建成北厂，浦东分所亦于1922年竣工，这说明出于实际和礼俗之需，“联乡谊而安旅榇”的四明公所尚具有存在发展的基础和必要。同样，宁波旅沪同乡会施行的社会救济、中介服务、文化教育等全新的社会化事业更是对不同阶层的旅沪同乡有着很大的凝聚、团结作用，因而，它当之无愧被人们称誉为“乡人保姆”《宁波旅沪同乡会第十一届征求会员大会纪念刊》，1939年8月，第88页，第87页。。
二、是乡人们有力的喉舌。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等组织都是“团聚精神的表现”，皆以“谋取同乡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