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近代社团组织
艾萍
社团，又称“社会团体”，是指为了特定的目的、根据一定的原则、经法律手段组织起来的、从事经济活动或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组织的总称。［1］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团组织也呈现出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形态。考察近代社会急速转型过程中近代社团组织的产生、重组、调整等态势，以及与政府组织、民间力量的关系，有助于以社团为媒介剖析民国时期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近代上海政治力量的多极性、经济结构的多元性以及社会态势的多面性，使得选择以上海作为分析视域更具典型意义。
近代社团的产生
近代以来的社团，是近代中国社会内由成员根据自发的意愿集结形成的社会团体。社团的产生是现代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分化的必然结果。
第一，社会结构的分化使新的阶级、阶层的产生成为可能，为近代社团的产生提供了组织来源。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职业状况发生变化，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分层结构和机制。在此过程中，那些与传统产业相联系的社会阶层的地位逐渐下降或向外流动；而那些与现代产业相联系的社会阶层的地位则会上升。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长久以来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奉行“以农为本”、“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结构。进入近代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上“欧风美雨”的侵袭，田民逐步认识到工商业的重要作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一些新群体开始出现，主要有新式资本家、工人阶级、都市贫民等。人们的利益和需求曰益多样化，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必然要寻求表达，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应运而生并不断调整、重构。这一点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时的商人阶层，特别是绅商、新式资本家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参与者，成为社会的经济精英，地位空前提高。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商人已萌发了“合大群”、“结民力”、“圃结团体”的现代群体意识，并且产生了比较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认识到“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2］。他们对于自己在民间社团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已有充分认识，成为这一时期众多民间社团组织的主角。
第二，职业分层成为社会分层的基础，新的社团组织的基础建立，为近代社团的产生提供了组织基础。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结构主要足一种社会资源、社会机会在不同群体和个入之间进行分配的稳定性模式。”［3］。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社会转型在各个层面卜的进程并不是均衡的，社会各要素间囚利益关系而发生摩擦、矛盾，社会内部因失衡而无序的状态始终存在，由此导致结构的持续分化。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的地位、角色是先赋性的、“既定的”，社会资源往往按照先赋地位以直接的方式进行分配和调节。近现代社会中，先赋性的身份、角色逐渐消失，职业地位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社会地位，人只有借助职业、教育、政治渠道等获得成就，从而拥有某一身份，人们按照职业、阶层被纳入不同的职业系统中，参与竞争，相互依存。地缘、业缘甚至生活方式、文化的认同促成了社团的出现和发展。同时，由于整个传统组织存在的基础开始瓦解，一些传统的组织不得不经过改组，演变为现代的社团组织，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旧时的会馆演变为新式的同业公会、同乡团体，原来手工业工匠之间互助式的组织进入20年代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成立工会。
第三，民国初年社会的动荡、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为近代社团的产生、壮大提供了组织空间。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力主要由政府掌控，政治整合力较强。统治阶层以传统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维扩既存的、高度集中的一体化社会制度，整个社会是同质的。自民国成立至30年代是上海城市变化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自1843年开埠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上海在民国初年已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与此同时，近代上海的行政权被租界和华界分割。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分割的统治结构、传统与现代的共存使上海的政治统治出现诸多缝隙，造成一种多元势差结构：从晚清到民初各种政治势力的轮番“坐庄”和一战、日本侵略等造成的政局的持续动荡，使政府这一社会中心体无法对社会资源、社会关系进行有效整合，更无法建立有力的调控机制以处理和应对急速转型的社会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政府不再是提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唯一源泉，各阶级、阶层可通过契约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资源配置，社会整合力呈卜升趋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民间之间的自由空间开始形成，社团组织的出现并壮大也成为必然。
由于人们的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对社会统一体的要求不同，由此结成的社团也不同，不同的社团系统相互交错，形成联系广泛的社团网络。这一时期的社团组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各阶层的人们结合而成的社团，包括：（1）作为商人团体的新旧同业、同乡团体、商界联合会、商会等。（2）工人的组织——工会。（3）学生会。（4）由知识分子等城市中间阶层结成的自由职业团体。（5）下层居民的组织——青帮等比较特殊的社团。另一类是人们为了特定的目的而结成的社团，主要包括：（1）慈善团体。（2）文化团体和文艺团体。（3）革命团体和政治党派。（4）民族运动团体和社会改良团体。（5）妇女团体。（6）宗教团体。［4］社团与城市的现代化社团组织充分、有序、健康发展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反之，则会成为制约和威胁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障碍。社团在民间整合与政治整合互动过程中，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团组织的发展、兴盛缓和了社会矛盾，支持了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现代化是一场全民族运动，它必须动员全体国民参加。但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中，现代精英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十分重要。当现代化浪潮来临时，依然身处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中的广大民众，往往成为直接利益受损者，因而对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排斥和抗拒。然而，由于社团的成员包括社会各阶层，他们的利益要求和不满情绪能在社团中得到宣扬、发泄，对于社会矛盾起到疏导作用。同时，首先步入并领导现代化的那些经受现代文明熏陶的社会上层人士，作为社会精英，对现代性所持的态度不同，运用现代眼界观察变迁的深度不同，对外来变化的适应能力、合作态度也不同，他们为了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模仿西方的形式组织起不同层次的团体和党派。这些团体和党派以组织化、法律化的形式出现，更容易参与社会统一体，从事现代化活动，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一些社团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如各种慈善团体、妇女团体通过一系列以服务为宗旨的活动，为社会矛盾的缓和、现代城市的发展提供支持，减少转型期社会的代价。
其次，社团组织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公共职能，上海的公共领域在这种环境中得到发展。20、30年代的上海为社团的发达提供了一些重要条件，如人口的多样性与流动性、政治权力结构的多元性等等。这一时期社团很快形成一个密织的网络系统，各种社团组织积极行使公共职能。在经济方面，上海的同业公会、商会等不仅积极开展活动支持本行业的发展，协调同业关系、劳资纠纷，而且踊跃参与政府各项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沟通政府与行业之间的联系。在社会治理方面，各种社团对于政府治理、社会治安等积极发表意见。1905年，上海绅商李平书等人还发起创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这是当时机构最完备、成就也最显著的地方自治团体。社团本身以及它所借以发表话语的报纸、集会、通电都是上海公共领域的主要形态。1931年，“九·一八”事变次日，上海市商会就通电全国，痛陈政府屈辱政策的危害，并致电南京政府，认为如果“国内仍不改变其蛮触蜗争之心理，际此危局，覆亡立见，何异助敌作伥，无论陈义若何，措辞若何，均将为中华民族之大罪人，覆巢完卵，诸公讵得免焉？”［5］9月28曰，王晓籁在上海市商会全体大会上指出：“日本侵入我国之原因，乃为我国人民无团结所造成。苟此以往，不独东三省沦为异域，即我国国土亦随之俱亡。”会后，市商会决议以全体会员的名义致电宁粤双方中央委员，希望他们“以抗日救亡为要务，允宜团结全国力量共赴国难，不容再误，请于一星期内莅沪，会商抗日救国办法”。［6］11月26日，上海市商会再次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和广州胡汉民等人，指出“破坏和平，助长敌焰，自甘为中华罪人，国民当视为公敌”［7］，希望他们摒弃私人利益之争，共赴困难。这里反映了由地方精英人士领导的社团在公共领域中行使公共职能的作用，并以此为中心逐渐培育了地域社会的公共性。
再次，随着社团网络的发达，民族意识也曰趋发达，社团成为国家和社会互相渗透的媒介。“民族运动的发展和社团的兴旺，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那样关系密切，互相对应。”［8］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觉醒促进了社团的纷纷出现，社团通过报纸、集会、通电等各种形式展开运动，促使更多的人结成新的社团投身到运动中。由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欧洲不同，欧洲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是文学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艺术的讨论而聚集起来，随后从文学问题转向政治问题，形成政治的公共领域。”［9］直接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相关，社团的聚集往往直接以政治参与为中介。上海商入之所以发起成立体育会和商团，是因为认识到“国民躯体羸弱，致蒙‘东亚病夫’之诟，欲图强国，必先强种”、“锻炼体魄，研习武课，冀成千城之选”。［10］李平书等商董集议创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也是“惕于外权曰张，主权寝落”，“内政不修，外侮日亟”，希望“以此整顿地方，振作精神”。这些都表明，民族危机的加深是新型民间社团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战爆发后，上海商会不仅多次举办抗日救国演讲会”［11］，一再呼吁“吾国民非从根本自救政策，则吾国前途，势将无法自存”［12］，“靠国际是没有希望的，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否则国亡日到了”［13］，而且发表宣言，疾呼“庶挽危亡于万一，惟祈以剑与屦之决心”［14］，“促彼邦民众之自觉”［15］，“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促和平统一早日实现”［16］。因此，在社团的繁荣过程中，民族运动、民族意识得到迅速发展。
政府与近代社团的成长
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作为民意代表的社团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足自身的组织方式，还是参与政治的整合方式都尚显稚嫩。为了造就与发展积极有效的民间契约性整合力量，并与政治整合系统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尤其需要政府的积极扶持。政府作为社会中心体，不仅应该通过制度框架的构建、调整，服务功能体系的完善，为社团组织的成长、壮大提供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而且要为民间整合力量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好充分的准备，担任“守夜人”的角色。
但是，在20、30年代的上海，这样的一种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有机互补、良性运行发展的正常局面并没有出现。国民党政权并没有认识到社团组织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当社团力量充分发展时，国民党政权却视其为威胁和异己力量，从制度上积极改造各类社团，将他们改组或重组为自己认可的组织。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首先是取消地方自治，强令解散各种民间自治团体。1927年4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发布第1号训令，宦称“上海总商会现任职员非法产生”，着令该会全体职员一并解职，并设立上海总商会接收委员会，办理上海总商会重新改选事宜。12月中旬，蒋介石、戴季陶、孔样熙等一大批国民党要员亲临在上海举行的各省商会联合大会，蒋介石还亲自在会上训话，要求商会放弃独立自主的活动，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指导”。1929年5月在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第17次常务会上，决议呈请田民党中央解散上海总商会，并通缉会长冯少山。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即以所谓“把持商运，破坏革命”的罪名，下令通缉冯少山和总商会常务委员石芝坤。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次常务会议还通过丁统一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组织案，并成立了一个商入团体整理委员会，下令上海总商会暨县商会、闸北商会以及商民协会等团体“一律停止工作，听候整理”［17］，由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负责登记商会及商民协会会员，草拟统一团体之章程，筹备统一团体组织程序。经过历时一年多的强行整顿，上海总商会以及其它民间工商团体都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沉重打击。在此之前，上海的商入团体共有257个，其中隶属总商会者77个，隶属南市商会（即县商会）者32个，隶属闸北商会者3个，隶属商民协会者71个，未隶属上述各系统的商入团体有56个，另还有国货联合团体和商人同乡团体18个。整理之后。获国民党当局承认的团体仅为170个，其余均被撒消。即使保留下来的商入团体，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丁原有的独立自治特征，在许多方面都受到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再也无法充分发挥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