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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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到成都，办完该办的事情，总要安排半天时间，邀成都的亲戚一道到去磨盘山陵园看母亲。
母亲去世多年了，那年就是在磨盘山殡仪馆送走了母亲。真是让人难忘的事。我刚到北京不久，收到了家里的电报：母病危，速回。母亲生命的最后都是在医院度过。她得的是肺气肿后来发展到肺心病。每时每刻喘不上气，最后离不了医院里的氧气管，只好把医院住成了家，一住就数年。好在她算“老红军”，能有一间单人病房。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每个星期天都和妻子带着儿子去医院陪母亲。儿子一直进了北京，才知道原先他对“星期天”的认识是片面的，他一直认为“星期天就是人们上医院看病人的日子”。我调离成都后，在外地工作的妹妹调回了成都，照顾母亲。离开成都时，我感到母亲的不舍，但我的调动，可以让在外地多年教书的妹妹回到省城，母亲也就鼓励我到北京工作。母亲名叫张淑容，出生在辽宁西丰的大富商家庭，“九一八”后，只身从东北流亡到了北平，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革命起点就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按组织部门的资历年限计算，人们都习惯称她“老红军大姐”。我离开成都，两年间回去过一次，医院也发过几次病危，但都在事后才告诉我。这封电报极短，让我有不祥之感。收到电报，给妻子打个电话，我立即到东单的民航售票大厅，买了最近的一班飞机票，回到成都已是傍晚。从机场直接打出租到了医院，母亲已深度昏迷了，脉搏微弱。我坐到她跟前，喊她，连喊数声，她的眼皮抖动了几下。妹妹和妹夫说，妈总算等到你回来了。他们让我到医院门口小饭馆吃点东西，大家都没有一天没吃饭了，就留下长期陪同的阿姨守着母亲，出去吃饭。还是不放心，我们匆匆吃碗面条充饥，就赶回病房。前后不到半小时，母亲在我们离开时停止了呼吸。这令我深感遗憾，在她生命最后一刻，还是没有在她身边陪她。同时我也感到震撼，母亲坚持最后一丝气，只是要等儿子回到她身边，听我喊一声：“妈，我回来了！”
然后，就安详地走了。母亲去世后，把母亲的骨灰埋在哪里？有人说青城山，风水好。有人建议安放在龙泉驿，那里春天满山的桃花，风景也好。但最后还是安埋在磨盘山陵园。这是个小山丘，但离城最近，我只要回成都，花半天时间就能来给母亲扫墓。
上次是我们全家和成都的亲友都来到这里，难得聚集在一起。不是节假日，陵园显得宁静而肃穆。山不高，但一排排青松守着整洁的墓碑，空气里弥漫着鲜花和野草的气味，让我感到慰藉。我们在墓前给母亲烧了纸。墓园里有专用铁桶，把纸烧在桶里，不会污染环境又不会引起火灾。又找到香炉，点上蜡烛和香火。把带来鲜花一朵一朵摘下来，摆放在墓座上。有人过来，问，需不需要给墓碑描字？给一百元！于是两个工匠又把石碑上的字全用金漆描了一遍。点蜡、烧香、燃纸钱、摆鲜花、描碑文，一件一件地做，我们又陪母亲度过了半天时间。
总需要一种形式，否则，我们难以释怀！灵魂需要肉体，当失去肉体后，我们说死亡降临了。死亡需要坟茔，因为死亡最好的证明是人们的怀念。送别亲人，这真是人生必修的一课，自从送走了母亲，我感到又走过了人生一道门坎。是她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又是我把她送出了这个世界。母亲走后，常常让我从梦中惊醒，醒来以前，她还和我在一起。我每次回成都，都尽量挤出半天去这个小山丘，因为心灵需要一个实在的证明，不是证明给别人，而是自己。形式是必要的，六祖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必染尘埃。”这是彻底精神第一以至“空无”了，然而在这彻底之中仍需要借助“语言”这个形式啊！
有时，怀念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能闻到那青草的气味，能有一片碧绿抚慰着你的心灵
2
我小时候是喜欢养小动物的。养过鸽、兔、鸡、猫、狗、金鱼、蟋蟀还有蚕。养蚕是在刚进小学的头两年，说起来已是半人世纪前的事了，但记得还很清楚，这一点我也很奇怪，怎么像是昨天的事情……最早的蚕种是向人讨来的，巴掌大的一张旧报纸上，有一片密密的蚕籽。开春不久，还冻手，就把这片纸捂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几天后，黑黑的小蚕宝宝就出来了。找来纸盒，盒盖上用锥子穿出一些小孔。放上一层刚从桑树冒出来的嫩叶子，用毛笔把黑黑的小蚕扫进盒里，也好像把自己的心扫进那小盒去了。那是一种快乐，也许正是这人生最初的快乐，让人同时记住了童年。那一年，母亲因为与地委书记意见不同，加上其他的一些事，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在地委宣传部长的位子上受了开除党籍的处分，调到成都市教育局当中教科长。我们住的地方叫将军衙门，在衙门府后叫西胜街的巷子里。那院子姓王，东面是个书库，南面是个开会的房子，但没开过会。天井里的砖都被雨水绣绿了，滑，也就没人在天井里玩。只是有一丛含羞草长得很喜人，用手一触，它就瘫在地上，像戏里边的美人昏倒在地，你转身过一会儿，它又容光焕发在阳光里招摇。母亲到这里后依然很忙，平时顾不上我们，连星期天也常是和老师们坐茶馆谈事。星期六母亲通常要带我们姐弟俩看一场晚场电影，电影院离家远，那时这城里公共汽车只在几条大街上跑，电影散场后，昏黄的街灯下，回家的路真是太长了。
童年就是简单的快乐加上简单的忧愁。在我养蚕的日子里，我的快乐和忧愁都是蚕。看蚕吃桑是非常开心的事。盖上一层桑叶，蚕先伸出一星儿嘴，啃出一个缺口，露出一头，然后沙沙地出一大块地盘，当它们全爬在上面来了，桑叶已被啃得只剩下叶脉了。它们一个个昂起头，四处晃动，要吃。这副乞食的模样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院子里只有一棵桑树，不久便被各家养蚕的孩子摘光了，一到断了粮，我就眼泪汪汪。母亲冲我吵一句：“哭什么，没出息！”便骑上车，到院里有桑树的老师家里去讨。还不能总去给一家找麻烦，我养一季蚕，母亲要跑半座城。那时，我读的寄宿学校。星期天上学校的时候，要用一只大竹篮，把一片片擦得干干净净的桑叶，整整齐齐码放在里面。上面盖一张湿毛巾，这就是我的蚕宝宝一周的食品。到了蚕宝宝长大了，变胖了，身了发亮了，吃得也更多了，一篮子桑叶坚持不到周末就空了。母亲就在星期四给我送桑叶到学校来。一到星期四课外活动时间，我就在校门边转悠，盼望母亲身影。那时我见到母亲真是快活极了，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愿意为我送桑叶到学校，这违反了校方的规定，寄宿学校平时是不能探视学生的。
我之所以记得养蚕的事，大概因为养蚕对于一个城里读寄宿学校的孩子是有太多麻烦和太不容易了。养蚕只是让我找来这一些小东西让自己去关心，也给在逆境中的母亲添了更多需要操心的事。蚕吐丝了，结茧了，那些茧一动也不动了，我的养蚕事业也就告一段落了。不知道茧能干什么，装进纸盒，收起世界在我心里也就可爱了。这些蚕茧也真神奇，因为它们，我刚读一年级时的情形，也保留下许多珍贵的片断。今天是我母亲的祭日，记得她停止呼吸之后，我从她躺了四年的病床上，抱起她时，她轻得好像吐尽了丝的蚕，能飘起来。
3
成都杜甫草堂外的浣花溪旁，辟出了个开放性的诗歌公园，我们出席公园剪彩仪式。草堂已经成了繁华的闹市区，一幢幢崭新的楼房，将草堂围在中心。草堂变得像进城的乡下人，怯怯地坐在高楼新宅中，保持着安静，唯有安静是草堂最后的尊严。也许这安静也有价，门票六十元一张。于是爱进公园喝茶打麻将的成都市民，难得迈进这个高贵的去处，而把草堂留给外来的游客，让他们在静静的草堂里听杜甫的诗，也发一点天地之悠悠的感叹。
我的感叹不会远回唐朝，只回到半个世纪前。那是刚解放不久的成都。草堂寺、百花潭与浣花溪，这几个毗邻的近郊好去处，是成都市民春节“赶花会”和春天踏青的地方。这片成都西郊的风景地，是我童年记忆的导游图。我与母亲住在锦城西南的“将军衙门”附近，向西就到青羊宫。青羊宫是一座道观，它名气大，因为每年春节“花会”在此举办。青羊宫边隔溪相望百花潭。刚解放时这里是个小型的动物园，从青羊宫到百花潭，浣花溪相隔，那时没有桥，用木船架起浮桥，过桥收门票。我第一个幼儿园“成都育才保育院”，就在百花潭的后面。周末回家和星期天返园，都要路过百花潭。动物园里关小动物，保育院里关小朋友，大概“同命相邻”吧。青羊宫还算是城区，尽管是在城外挨着老城墙。百花潭多了一道溪水与城墙相望，完全是乡下风景了。再往西行，就是杜甫草堂，老成都人都叫草堂寺。原先这里是有一座寺院，后了香火少了，名气压不住杜甫了，草堂寺也就改叫杜甫草堂。当年杜甫在此住了三这个规模，一座很了不起的园林建筑群。小时候我常常在草堂里游玩，原因是父亲所在的大学，位于草堂西面的光华村。新中国成立后，旧大学进行调整重组，十三所大学和专科学校合并成“四川财经学院”，父亲在这所学校担任领导工作。四川解放后，父母从武汉一起进川，分别在川南两个地区工作，父亲在乐山任专员，母亲在另一地区任宣传部长。l952年后，父亲调进成都组建大学，母亲也进了成都，但已被降为成都市教育局的中教科长。父母也离了婚。我和姐姐就经常在“将军衙门--青羊宫--百花潭--杜甫草堂--光华村”，这一条路线上来回往返于父母之间。
那时，这条路线就是野外远足的乡村郊野路线。公共汽车只开到将军衙门西面一站的通惠门，再向西就出了城。我们平时和母亲住在城里，寒假和暑假才到光华村，住父亲处。老百姓往来行走，只有两种交通工具。独轮车也叫鸡公车，多运货物用，也坐人，人坐在车头，推车的人在后面推。这种车走得慢，但载重大，压得独轮叽叽咕咕叫，得了“鸡公车”的名字。另一种就是人力车，成都人叫黄包车，坐起来比鸡公车舒适，两个车轮也大，拉车人一溜小跑，也快。一般人外出难得坐它，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出租车。成都人称之为“包车”，可见不便宜。我们姐俩去父亲学校度假，母亲就要叫一辆黄包车。坐黄包车去光华村，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跑长途了，是件大事。母亲总是在街头认真挑选，一是慈眉善目的老实人，二是要身板好的年轻人。找到车子后，母亲总是再三叮嘱，然后记下车号和车夫号衣上的号码。才扬起手与我们告别，一直在街边望着我们远去。
那时，从城里到草堂再到光华村，很长的路，路上行人也少。砂土的马路，没有铺柏油，难得有汽车开过。偶尔有一辆车开过，就会扬起满天尘土。汽车真少，汽车也没有汽油，驾驶舱旁挂着大炉子烧木炭，边跑边喘，一口气上不来就抛锚。这样的车，一路上也见不到几辆，好在有两旁田野茅舍，“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园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也真是童年记忆中的美如今，杜甫草堂变成城市中的盆景。高楼如去，车水马龙。站在这里，真的找不回我的童年了，还有那个记黄包车车号的母亲。
4
我对于家庭和幼儿园外面的“社会”，最早接触的就是茶馆，是成都的老茶馆。老茶馆是最具成都特色的民俗生活场景，一张木桌，几把竹椅，便可开张迎客。茶馆有大的，比方说，当年的人民公园、武侯祠这些较大的公园，都有大茶馆，茶馆都是雨棚式的开放建筑，有顶没墙，房柱之间有低矮的木栏，木栏不高，可坐，人多的时候也可供单帮的茶客，坐在木栏上，倚着屋柱品茶休息。茶馆四面开放，围着茶馆的院坝也是茶馆的组成部分，摆满了竹椅木桌，院坝里的树木，便为茶客遮阳，太阳斜了，树荫移了，茶客只是把竹椅挪动一下，并不碍事。大的茶馆，茶馆里外，能摆几十张茶桌。小的茶馆，开在小街窄巷子，三五张桌子，都摆在街边上，茶馆小得只有一盘灶，摆着几只铜茶炉。
我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常在茶馆里泡着，因为母亲坐茶馆。母亲坐茶馆是刚解放不久在成都当教育局的中教科长的时候。她在延安时期就当过延安中学的老师，在我印象中，这一变故对于刚三十来岁的母亲，并没有让她的生活变得灰暗。工作中结交了许多名校的老师，周末常和老师们在茶馆里聚会聊天。每次三四位，一聊就半天。
成都的老茶馆规矩好，客人泡了茶，从早喝到晚，随意，如果单个的人来喝茶，要出外方便走动一下，只要把盖碗茶的茶盖放在椅子上。掺茶的师傅就不会收茶碗，你可以回来接着喝。茶钱便宜，一杯有品级的花茶也就一角钱，公园里的这种大茶馆就像大集市，乌泱乌泱一大片人，茶客喊“掺茶啰！”茶师叫“来！来啰！”还有笑的骂的吵的闹的，整个茶馆就像一壶开水，咕咚咕在茶馆里沸腾的声浪就是最好的屏风，让每张桌子上的人几乎只能听见自己同伴讲话，熙熙攘攘的茶客们便各有洞天，相安无扰。和母亲常一起喝茶的老师都是成都几所名校的骨干教师。我想，除了谈工作，还有气味相投吧？他们都尊重母亲，谈话中总用“张科长”这个称呼。大概这是母亲身上的“游击习气”？反正，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没有见到过爱和老师们坐茶馆的“教育科长”了。
老茶馆不像现在的时髦茶楼，摆出一副“饮茶品茗”的高雅，老茶馆是市井的社交场所。据说以前老板会贴一张“莫谈国事”的帖子。这个帖子我在茶馆里没见过。茶馆是个开放的环境，说雅一点是“阳光下的交际场所”，凡是能见光的事，在这里都能做。会朋友、谈生意、相亲见面、看书读报、听评书、晒太阳、捏肩膀、挖耳朵……一听金属镊子划出的声音，那就是掏耳朵的师傅过来了。我跟着坐茶馆，便用小人书打发时间。茶馆里有出租连环画的，一分钱看两本，五分钱便能畅快地看上半天，大人们谈什么，也就从不关心了。
想到老茶馆，是掂量母亲和这些老师的友谊，真是那句“君子之交淡若水”。据说成都的茶馆文化盛行，是与当年南征的“八旗子弟”有关系。清兵南征，一批满蒙子弟留在成都，他们生活的地区便是后来的“少城”，这些闲人，让成都变成消费之都，遍地饭馆茶馆让成都活色生香。我们家进成都就住在少城区，在将军衙门后的西胜街一所公馆里住着全机关的家属。刚进城的共产党不是吃铁杆庄稼的“八旗子弟”，在老百姓心中还真的很清廉。在我记忆中，不知跟着母亲进了多少次茶馆，但从没有和任何老师一起吃过饭。“下馆子”在那个年代是很奢侈的事情，没有人动这个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