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
中西电影的“巴别塔”
一九九九年，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上举办了我的纪录片《疯狂英语》的国际首映礼，全场观众几乎是在笑声中看完了这部片子。李阳如传教士、人生导师般的教学方式在西方人看来夸张滑稽。在影片最后，李阳中英文混杂讲了一段预言式的话：Nextcentury，alltheworldspeakChinese.（下个世纪，全世界的人说中文），引得全场观众哄堂大笑。
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疯狂英语》的海外放映，观众的反响始终都是特别强烈的。直到二○○九年，在葡萄牙纪录片电影节上，《疯狂英语》再次放映，与在多伦多放映时一样，场内座无虚席，但在这一次的放映过程中，现场鸦雀无声。我坐在现场，几乎感觉到一种压抑的恐怖的气氛。
一次圣诞节前后，我与威尼斯电影节的主席马尔科一起去意大利拿波里，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当地院线的老板。这个老板讲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当时意大利影院放映的几乎都是西方每年最为重要的贺岁喜剧片，但一个意大利人走错影厅，误入正在放映王家卫《2046》的影厅里。在厅里坐了二十分钟以后，这个意大利人突然哐当跳起来，狂叫着：怎么全是中国人！
从一开始的嘲笑到现在的恐惧，东西方的关系正处于变化之中。我从一九九○年第一次参加国际电影节，在那些年里，我们还有机会与张艺谋、黄建新、田壮壮、杨德昌这些师长辈的导演在西方电影节中相会。一九九三年鹿特丹电影节，同时放映了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我们当时正在剪接的《北京杂种》的四十分钟片段。两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同时出现在一个电影节上，反映出那时候中西方文化正如海绵与水一般，互相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但回过头去看那段特别热闹的历史，这种吸引力更多是建构在双方互不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我最早对于西方电影的理解都来自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苏联的电影。直到我一九八五年进入电影学院学习之后，看的第一部西方电影就是施伦多夫的《铁皮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被这部电影震撼了。而过去西方对于中国电影的认识，就是中国只有一种类型片：功夫电影。
在以往的好莱坞电影中，中国人也多以小丑的形象被嘲弄，但随着这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的衰退，又有奥运会开幕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好莱坞的价值观也在不断调整。可以说，近二十年，是中西方文化语言的“巴别塔”不断建造的过程，也是中西方文化真正开始对话、交流的过程。最近我参加意大利乌迪内电影节，欧盟在电影节上组织了一次东西方对话的讨论会，我们很快达成一个共识：不管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还是伊斯兰教文化基础上，人类的几大文明归根结底都指向同一样东西--共通的人性。
电影，归根结底还是表达人性的艺术。当关注点落在这个基础之上，过去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便也消退了，中国电影面临的挑战也更为严峻。以猎奇为诉求的中国影片无法再满足西方观众的需求。在意大利远东电影节的这次讨论会上，一位曾发行过《花样年华》、《看上去很美》、《悲情城市》的意之后，欧洲观众最终发现，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人性方面与西方人并无根本区别。
想通了这一点，便不难发现如今中国电影所遭遇的真正问题。观众需要的是中国电影提供更新的、对人类社会有建设意义的价值观，建立更新的美学范式，例如中国的哲学之道，在所谓“儒家思想”背后，实质到底是什么东西？恐怕有很多人与我有相似的疑惑，为什么在中国社会环境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很多旅居国外的导演都回到国内，大量的港台导演进军内地，仅仅是中国市场大这个简单的解释恐怕不足以说明问题。实际上，这背后是否还因为中国依旧有它独特的魅力，现在的中国还是拥有一种沸腾的生活？
这次在上海电影节上也组织了一场讨论，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国导演如何应对好莱坞影片。在去参加讨论会的路上，我和同行的贾樟柯、娄烨聊天，他们都说，咱们这次不要变成祥林嫂和怨妇，但最终讨论会的基调依旧不可避免地滑向这样的气氛。而陆川的哭泣，再一次证明新闻记者关注的并不是大家真正讨论的思想道理，而是一个愤怒、哭泣的表情，聪明的陆川当然掌握了这种心态。但“好莱虎”实际上并非华语电影面临的唯一的对手，好莱坞正在占领全世界。面对好莱坞，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抗拒，还要客观地接受。也正是有了好莱坞，中国的电影院增多、银幕数量增多、票房增长，并且完成了整个院线的建设。也许电影审查等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回避，但归根结底我们要关注的还是电影艺术的核心--我们究竟要表达怎样的人性。
“老实”的第六代
用今天的话来说，王小帅是个很“纠结”的人。原本我在做第一部电影《妈妈》的时候，计划找王小帅一起来拍，他帮我做了很多筹备工作，也参与了剧本的修改。但就在开拍前，田壮壮也盯上了他，打算拉他和娄烨一起加入王小帅犹豫半天，最后怕好果子都被娄烨一个人给摘了，所以还是去了田壮壮那边。结果他们电影还没拍，几个人正在北京电影学院楼里打牌呢，警察突然来了。后来他们知道这部电影的投资人是个逃犯，片子自然告吹，而我的《妈妈》也已经开机，王小帅扭捏一下，不好意思再回来。好果子没捞着，连我这颗“烂果子”也没吃上，当时估计够他郁闷一段时间的。
其实小帅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和娄烨、路学长都是和我在北影同一届的同学，我们俩关系也特别亲近。那时候我一边上学一边给人打工挣钱，小帅经常同画家刘小东一起过来蹭饭。小帅那时候有个女朋友，后来，又有个女朋友。同样的，他们也看着我换女朋友，我们就是这样一起成长起来的。王小帅虽然走路特别慢，但模仿能力强，比如有段时间他喜欢戈达尔的电影，脸上就故意挂着戈达尔的表情。有一次我们拍个短片，去了趟香港，回来之后就觉得他走路的姿势有点变了，一年之后，我发现香港有个导演就是用这种姿势走路。
除了小帅以外，所谓的“第六代”导演里，娄烨、路学长都和我一起拍过片子。小帅第一个短片是我帮他拍的；娄烨那时候自己想拍一个好玩的东西，也是找我帮他拍；路学长的毕业作业也找到我做摄影。一起玩儿久了，拍片自然也会互相影响。在我拍完《妈妈》以后，他们觉得黑白片这个路子挺对，小帅就开始拍《冬春的日子》，还有何建军，也拍了一个黑白片《悬念》。当时娄烨已经在上海拍出了一部电影，主演是马晓晴，小帅也参与了演出。当然，我觉得娄烨真正形成自己视觉美感和风格的作品，还是他后来用十六毫米拍的《苏州河》。拍摄《苏州河》的时候苏州河还没有改造，娄烨所采用的移动摄影的方式，让观众能够闻到当时的一种气味。比较遗憾的是路学长，他因为生病，片子拍得少一点。有时候，我挺喜欢看同年龄或者处于同种状态的导演的作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能得到一些非常亲切的感受。
我们刚进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给我们震动最大的电影应该是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因为从整个视觉风格来说，这两部电影是对过去中国电影史的一种割裂。它们用视觉的方式淡化了叙事，或是所谓的“用视觉来讲故事”。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的优点，但同样也是一种破坏。在我自己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我就想有没有可能用摄影机更加贴近生活，让电影带着一种强烈的纪实性。这可能也是许多“第六代”导演的一个创作倾向。拿宁浩举例，他最广为人知的《疯狂的石头》，虽然有很多人说他在叙事和影像结构上模仿了《两杆大烟枪》，但这部片子最了不起的一点在于，它用一种幽默化的方式抓住了今天中国的一些现实。这种功底是从哪里来的？大家都没注意过他以前的影片，他以前拍过一部《蒙古乒乓》，还有《香火》，包括一些小惊心小动魄的MTV，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功底。再比如说张扬，他拍得最好的片子是《洗澡》，《洗澡》以前，《爱情麻辣烫》这几个小故事也非常扎实。事实上，我们这拨人还是挺老实的，宁愿不声不响，真正地拍点好故事给观众。我能够和这样一批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同样也是对他们心存敬意。
当然，用简单的“老实”这个词肯定不能涵盖这些电影的品质。我在拍《北京杂种》的时候，尝试丢掉剧本，希望能够有非常真实的东西出现在我的面前，闻到胡同里的那种味道，像小帅早期的《冬春的日子》，对刘小东和喻红之间关系非常真实的描绘，包括《苏州河》里面的气味。在今天来讲，这些东西在电影史里是占有一定位置的，它们应该会作为优秀电影的品质最终保存下来。
电影最后拍的实际上就是真正的思想，而不是简单的技巧。西方许多老导演，即使年龄很大了，他们拍的片子依然非常好。越是老了，把整个世界、人生看得越准，价值观越来越正确。这让我有点震动，也对未来充满希望。今天咱们的“第六代”，也就是四十岁左右，在导演这个行当里，还算是年轻人。
我是怎样挑选演员的
我曾听杜可风讲过一个笑话，说香港一个导演不喜欢戏里的某个演员，却迫于压力不得不使用，于是只要这个演员出现在镜头里，坐在监视器前的导演就立马把眼睛闭上，嘴里嘟嘟囔囔就骂开了。
为一部戏挑选演员是一件复杂的事儿，但说白了也挺简单，首先导演要欣赏和喜欢这个演员，才会乐于和他一起完成特别有意思的工作。但更重要的，则是演员一定要适合他（她）所演的角色。
在《过年回家》的选角过程中，我对此深有体会。当时初做演员经纪的王金花将李冰冰和李涓推荐给我们，其中李涓很快定下来饰演片中的于小琴，李冰冰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一些。她希望能出演陶兰这个角色，但我认为她并不适合。而她最终扮演的女警一角，在原来的剧本中是一个年纪稍大的警察，因此定下来由徐守莉来扮演，李冰冰实际上已经被我们放弃了。
一切筹备完毕，我们按照原计划在天津开拍，但就在拍摄第一天，当徐守莉饰演的女警在画面中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当场绝望了。因为她走过来的样子跟我想象中电影应该呈现的感觉相差太大。我立刻让剧组停下来，徐守莉自然也非常不开心，实际上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名好演员，她的演技无可挑剔，但我也知道，这部电影要是继续这样拍下去就完蛋了。我意识到，这个女警应该与陶兰年纪相差不多，甚至俩人之间应该能够产生姐妹之情。
我立刻想到了李冰冰，但一联系才知道，她已经计划好去国外，机票订了，行程也已定好，再加上这个角色并不是她最想要的，因此她表现得十分犹豫。就在陷入僵局的情势下，王金花当场对李冰冰骂道：“如果你放弃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你这个人太傻了，我以后也不会再跟你合作。”听了这席话，李冰冰才最终接受了这个角色。
李冰冰演的第一场戏便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场戏是她与刘琳饰演的陶兰在路边吃饺子，我让她扔掉剧本，讲她自己在家里是怎么过年吃饭的。
几句台词下来，她一下子就进入到电影的情境中，电影的情感与味道便都出来了。这时候我庆幸自己做了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
有的时候，一个特别契合角色的演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比如《东宫西宫》中阿兰的选角。这部戏筹备了很长时间，一来当时还没有直接反映同性恋题材的华语电影，因此在剧本和故事的把握上必须仔细推敲；二来演员的选择是个难题。关锦鹏当时看完剧本就提醒我说，你这部戏很难拍。在阿兰这个角色上，我试过许多人，包括已逝的贾宏声，甚至导演孟京辉也参与了很长时间的排练，但始终找不到这个角色的感觉。最终选定出演阿兰的司汗，他原本是剧组里干财务的，有一天我正好看到司汗站在我身边，便让他来试试。没想到司汗是个有心人，已经偷偷将剧本很多段落背了下来，在看完他跟胡军演过的一场对手戏之后，我立刻拍板，阿兰这个角色的的确确只能是他。
拍摄《东宫西宫》的另一个收获是赵薇，那时候她还没上电影学院，还是个好奇的来片场玩儿的小孩儿。我一回头看到她，当时她给我的感觉就是两只巨大的眼睛挂在脸上，带有几分漫画人物的感觉，非常有灵气，让人过目不忘。正好戏里有个“公共汽车”中学生的角色，让赵薇来演非常适合。而等到我们再合作《绿茶》的时候，赵薇已经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