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26日—2月16日，在四川省委直接布置与领导下，首先省城成都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以后又推广到全省各专州、各县。据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批转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中等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运动主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争辩”的方式，“对于放出来的反动言论或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在学生中当作典型思想认真地加以批判，并列为操行评语内容，作为这个学生升学、就业审查的内容”。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批转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中等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1957年11月27日），《五八劫》，267页。运动的结果，划为四类（“立场反动，有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三类（“立场动摇，认识模糊”《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普通中学委员会关于对高、初中毕业生进行排队的通知》（1958年6月13日），《五八劫》，374页。）的中学生一律以“操行不及格”为由，严禁录取高校。四类则定为“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及坏分子”（又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明确为“敌我矛盾”，《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二》（初稿，时间不详），《五八劫》，345页。“根据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右派分子处理的指示精神”进行处理，《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一》（1958年3月1日），《五八劫》，338页。有的遣返农村，劳动教养，有的则和三类学生及所谓“家庭与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一起分到基层生产单位“锻炼改造”，“不给予干部和工人称号，一律叫试用人员”，并明确“限制使用”：“绝对不能分作党团、人事、保卫、计划、财务和重要业务工作”，“不能提拔选送入学，个别培养”，“政治上应时时对他们提高警惕”《四川省林业厅关于1958年未被高等学校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125人工作分配通知》（1958年9月17日），《五八劫》，378页。。这样的“限制使用”的“变相劳改”的高中毕业生有3200人，《省委组织部召开的研究58高中毕业生分配问题的一次会议记录》（1958年9月5日），《五八劫》，376页。而当年四川全省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也就是说，1958届四川高中毕业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被诱发出的言论，不但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而且成为“政治贱民”，受到了“准专政”。而一些县市还将运动扩大到初中，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编者按》，《五八劫》，381页。
如黄一龙先生在《跋〈五八劫〉》里所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宝贵的生命，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因此，黄一龙先生将五十年前发生在四川的这一历史悲剧，称为“摇篮惨案”：“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悲剧更在于，“没有抵抗，没有哭泣，整个社会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自己的’政府在摇篮里谋杀”。“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可悲最可耻的一次投降”，“此情此境，只有千百个赤裸的母亲怀抱自己的婴儿默默走进纳粹的毒气室，可与相比”。
我们再不能沉默，我们必须和这些受难者一起，来“追问‘摇篮惨案’”黄一龙：《追问“摇篮惨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0—241页。，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社会主义分子”
从表面上看，这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非“反右运动”。在正式文件里，也明确规定：“不搞反右斗争”，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1958年1月28日），《五八劫》，265页。所以运动中被划成四类的中学生也不叫“右派”，而称“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反动学生”。
但仔细考察，却并不这么简单。
首先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是毛泽东。他在1957年7月反右运动刚开始时，就发布指示：“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他特别强调：“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意指出：“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则批判之”。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5卷，457页，45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毛泽东提出要在农民以及工人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建立在他的下述分析和判断基础上的：“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一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中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他又强调：“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有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共青团支部，那个共青团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毛泽东最后仍不忘强调：“坚持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选集》5卷，482—483页。
毛泽东这一段话，对我们理解1957年毛泽东的部署，关系重大。它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毛泽东心中始终不忘两个数字：“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六千万人与“顽固反社会主义”的一千二百万人，“不赞成社会主义”的，是他要争取的，而“反社会主义”的，则是他要打击、镇压的，底数是“一千二百万”。其二，这样的“不赞成”或“反对”者不仅上层有，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而且底层社会，工人、农民中也有。其三，在毛泽东看来，同时存在于上层和底层的“不赞成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力量，都是巨大的隐患，必须在它们尚处于“分散”状态时，就地（工厂，农村，学校）解决。这就是他所说的，“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5卷，432—433页。
这就是说，1957年下半年，毛泽东当决心来解决他所说的“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性”时，是有两个部署的，一是发动“反右运动”，主要解决上层社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一是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解决基层社会（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城乡劳动者）的问题，争取其中的大多数“不赞成社会主义”者，打击其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7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要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8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的社论；9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军发布了关于在连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9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在全国工业企业中开展纠正工作作风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11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在各高校和各级党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安排计划。据时为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党委书记的胡锡奎的说明，大学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课是反右派斗争的继续和深入，也是全民大辩论的组成部分”。——尽管由于在具体执行中发生了混乱，又规定不在工人、农民中“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中共中央对辽宁省委请示的批复（1958年9月18日）：“在工人中出身成分好，历史清白，但有突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对这种人只作批判，但不要戴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这种人只能是个别的。他们为什么会产生突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一定有其主客观原因，应该细心地找出这些原因……改造这种人。对于农村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突出分子，仍按他们本人的情形加以确立为好……但是不要在农村中去专划一项‘反社会主义分子’，因为这样很容易形成乱戴帽子，特别是对一部分富裕中农容易搞得过头……”。《五八劫》，199—200页。但指导思想未变，这样的限制规定实际上未得到认真执行。邓小平1957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里，就明确提出：要“把斗争方向引导到……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五八劫》，201页。这里所说的，正是上层与社会基层的不同打击对象，更准确地说，是不同的命名。
我们从这样的大背景来看四川在高中毕业生中发动的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管自有其我们在下文会详加讨论的“创造性”，但总体是符合毛泽东的上述意图和部署的。不仅早在1957年8月27日，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就发出过在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中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指示，多少有些依据；而且当时的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就是将高中毕业生的“社教”与在此之前已经在工人、农民中开展的“社教”同视为“三方面的社教”。据具体主持这次高中毕业生的社教运动的，时为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肖菊人回忆，当时的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就明确指示：“在知识分子中是搞反右派，工人、农民和高中毕业生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来搞”。《揭发材料》（肖菊人）（1968年1月13日），《五八劫》，402页。
在1957—1958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许多工人、农民、中学生等基层人员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一事实，是可以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为证的——
“反右派斗争时，在劳动群众中，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被戴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有关单位应宣布取消，并且认真进行团结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690号，1961年10月28日）。《五八劫》，200页。
“全省在1957、1958年农村、城镇街道和其他基层单位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经过群众批判斗争，戴了反社会主义帽子的约有XX万人左右。……对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小商贩、乡以下基层干部、武装民警、学生和国营企业单位营业员、售票员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当参照中央1962年‘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通知’的精神，由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召开会议宣布取消，并认真作好团结教育工作……对国家供给的区以上机关干部、小学教师、医生和企业单位职工中本人成分资产阶级分子或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劳动教养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均应参考摘右派分子的‘三个条件’按摘帽处理”（中共四川省委文件总字（62）183号：《关于反社会主义分子问题的请示报告》）。《五八劫》，387—388页。
“58年以来个别地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给少数职工戴了一些政治帽子，如反社会主义分子，同四类分子一起集训……”（中共四川省委文件：川发（65）224号，1965年10月21日）。《五八劫》，200页。
这里，最引人注目之处，是1958年在基层划“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范围，竟是如此的宽，遭遇“五八劫”者，岂止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更让今人吃惊的，是所透露出的数字：单是四川一省，“反社会主义分子”就达“XX万人”，即使按低线算，也应是二十万人左右，那么，全国最少也在二百万。这些年大家一直在讨论，1957年罹难者究竟有多少。有学者认为，1957—1958年间，大约划了“一百一十万各类右派，六十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十万‘右派言论’引致的各色‘分子’”，共计“一百八十万”。丁抒：《反右运动中派发了一百八十万顶帽子》，《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203页，田园书屋，2007年出版。根据《五八劫》提供的新材料，“反社会主义分子”当不只六十万，总数大概还要增加。但也没有达到毛泽东宣布的“一千二百万”的底线。
为什么向“高中毕业生”开刀？
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大抓“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应该算是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省委的一个“创造”。——其实也不尽然，如果放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背景下看，也是事出有因的。
黄一龙先生的分析，一语道破“天机”：“事情的诡谲之处，还在这个（摇篮）惨案的主动一方，其作案的动机依然是恐惧：害怕孩子，害怕孩子长大，害怕自己的‘专政’经不住长大了的孩子摇晃”。结论是：“原来在专制体制下，连专制者自己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啊！”黄一龙：《追问“摇篮惨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1页。
这里只想作一点申说与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