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从《艺文四季》里辨出了书卷气和泥土味。
这“书卷气”大概是与生俱来的：从刊名，到装帧设计，更重要的是作者和文章，无不追求雅致，大方，笔墨趣味，文化意味，诗情画意。意在喧闹，浮华，浮躁中求得一点宁静，几分自在自得，如许从容澹定。在这个新的“斯文扫地”的时代，如此自觉追求“书卷气”，自是不合时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未尝不可说是一种文化坚守，以至文化抵抗。
而“泥土味”可能是在编辑过程中逐渐明确，最后也成了自觉追求：从“认识脚下的土地”命题的提出，到有关专栏的设置，文章的组织，对贵州地理文化，历史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文化的持续关注，都可以看出刊物和脚下的土地越来越贴近了。文化坚守也因此有了坚实的基础。
既心志高远，又脚踏大地：这个刊物终于立住了。
而且，成了和贵州文化建立了血肉联系的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刊物了。——其实，“书卷气”与“泥土味”是分别展示了贵州文化的两个侧面的，即从东汉尹珍开始，中经王阳明、杨龙友、谢三秀、周渔璜、郑珍、莫友芝，到近、现代的李端棼、姚茫父、蹇先艾、谢六逸一代一代的努力，所建立起来的“文人传统”，以及长期流传于大山深处，存在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民间文化、民族文化传统”。忽视这两个文化的任何方面，都是片面的。
而强调刊物的地方特色，不仅关系刊物的个性，而且也关系一个更大问题，即作为贵州的地方文化刊物，也就必然要承担“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任务。这个问题，是何光渝先生首先提出的；这些年，安顺的许多朋友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安顺的报纸、刊物，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我看来，安顺的经验实有推广的价值：贵州全省各市、区，都应该做本地文化（典籍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同时大力推动文化散文、地域风情小说的创作，“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和思想，去认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真实而真诚地描写我们自己”。这不仅是贵州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而且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而我们的努力，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因此，我想借《艺文四季》出版十周年的机会，发出一点呼吁：希望《艺文四季》发挥省城刊物的优势，为贵阳，以及全省的“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提供平台，做更多的鼓吹，介绍，推动的工作，把展现，诠释和守护贵州文化作为刊物的使命之一。这关系贵州文化的健全发展，又泽被后代，功德无量，是值得为之尽力的。
我期待着更加浓郁诱人的书卷气与泥土味！
2007年4月17、18日
老实人做老实学问
——李光荣、宣淑君《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
文学社团研究》序
作者在本书后记里提到在确定选题时，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樊骏先生。李光荣曾作过文研所的访问学者，樊骏先生是他的导师，按说樊骏先生应该是最恰当的序作者，但樊骏先生身体不好，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了。作者也提到我对他的研究的关注；这也是事实：我和李光荣的交往已有十多年了。那么，我就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来谈谈读了以后的观感吧。
我拿着这本厚实的书时，首先想到的是：“有人在默默地研究，而且是在遥远的山城”。这是我十年前为贵州的年轻学者一本鲁迅研究著作写的序言里说过的一句话。我还很动感情地谈到，二三十年前，自己也在贵州做过研究，“为寻找一条资料，解决一个难题，不知道要费多少周折，这其中的艰辛，非亲历者绝难体会”。我因此说，自己“对边远地区的研究者，总是怀有特殊的敬意。而且我深知，在如此艰难的几乎是孤立无援的处境下，要坚持研究，并作出成绩，是需要有一种强大的内在精神的支撑的”。（《袁荻涌〈鲁迅与世界文学〉序》）这大概也是我十数年来一直在关注李光荣的研究的原因所在。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李光荣的云南老乡、老师，我的老学长蒙树宏先生。王瑶先生在为他的专著《鲁迅年谱稿》所写的序言里，也说到蒙先生“身处南疆，默默耕耘，历时十载，反复修订，这种精神十分可贵”（《鲁迅生平史实研究的新收获》，文收《王瑶全集》8卷）。这说明，在云南、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默默研究者是大有人在的，我们在考察“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地图”时，是不能忽略这一方土地的。而且它们也是自有传统的：本书中多处引述蒙树宏先生的论著，显然受到教益和启发，而且不只是具体的学术观点，更有着学术精神、方法的影响。
那么，这是怎样的精神与传统呢？我想把它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老实人做老实学问”。
首先是“老实人”。应该说，在边远地区进行学术研究是有特殊的困难的。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孤立无援的学术环境之外，也还有边缘地区特有的相对懒散、闲适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人的惰性，烦琐而又温煦的人事交往对人生命意志的销蚀，视野的局限，由此造成的既自大又自卑的心理等等。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要坚持学术研究，是很难很难的，它需要特殊的素质。第一要有对学习、学术的特殊爱好，以至痴迷，有强烈的精神追求，这样才能以读书与研究作为生命的内在需要，作为精神的支撑，才能如本书作者在《后记》里所说，对学术有实实在在的“生命的投入”，使读书、研究、写作成为自己基本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也才会有鲁迅所强调的“韧性”，即所谓“慢而不息”的精神与意志。此外，还必须甘于寂寞，拒绝诱惑，淡泊名利，特别的勤奋，超人的努力，有鲁迅所提倡的踏踏实实“做小事情”的“泥土”精神（《未有天才之前》），等等。这些就构成了我所说的“老实人”的精神内涵。鲁迅说，这样的人，“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忆韦素园君》）。
其实，一个真正的学者大概也都是具有“老实人”精神的，并不只局限于边远地区的学者。只不过边远地区的学者要坚持学术，就更需要这样的“老实人”精神的支撑。我还要补充一点，当一个边远地区的学者，有了这样的“老实人”的眼光、胸襟以后，那些一般人看来边远地区的不利因素，又都可以转化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我在贵州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很多事情都要从两面看。比如相对来说，贵州发展机会比较少，但也因此没有多少诱惑，认准一个目标，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做。贵州比较空闲，生活节奏慢，有的人因此变得懒散，但对另外的人来说，这样的闲暇，正可以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悠悠闲闲，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地做学问。贵州外在的信息比较少，这自然需要用加强对外交流来弥补，但外在的东西少，却又把人逼向自己的内心，开发内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悟性好的人，正好把自己的生命和学问引向深厚。因此我经常说，贵州是一个练‘内功’的好去处”（《我的书院教育梦》）。处于学术中心位置的学者也是要练“内功”的，他的办法，就是身处中心而自我“边缘化”。边远地区的学者却因地理位置的缘故而被客观边缘化了，这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把它变为好事，完全没有必要因此而怨天尤人，如果进一步身处边缘而总想自我中心化，那就更是南辕北辙，走岔路了。这本身就是违背做“老实人”的原则的。
应该说，我们面前的这本《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就是一部“老实人”写的著作。没有持续五年的生命投入和“慢而不息”的精神与功夫，是写不出这样厚实的著作的。更重要的，这里还包含了做“老实学问”的精神与方法。
首先是老老实实地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选择研究对象，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其实就是本书《后记》里提到的樊骏先生和我当年建议李光荣选择西南联大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的原因所在。这里，就涉及到这些年许多人都在关心的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地方学者的作用的问题。我刚参加了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中心、文学院主办的“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建构下的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有一个发言，特别强调了作为西部落后地区的地方学者研究本地文化的意义：这是摆脱长期以来的“被描写”的地位，“自己来描写自己”的自觉努力，同时这也是一个“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的生命的“寻根”过程。而这样的研究，不仅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文化重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建构无疑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我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本书对西南联大文学、文化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文学、文化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下，所形成的云、贵地区的本土地方文化与联大师生所带来的外来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中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一次历史性的相遇，正是这样的有着多元文化因素的新型文化，既成为今天云南地方文化的有机组成，又具有全国的，以至世界的意义。它的研究内涵是丰富的，研究的天地也应该是广阔的。因此，我建议作者还可以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非文学的社团，当年许多西南联大老师和学生深入云南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方面、多学科的调查与研究，这都是非常有意思，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的。
强调地方学者对地方文化研究的责任和意义，绝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只能局限于此：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前面所说的边远地区外来干扰少，便于逼向内心的特点，倒反有利于作形而上学的追问和思考；当年王阳明最终在贵州“悟道”大概不是偶然的。这或许是我的一个浪漫想象：在边远地区是最适合于做“最实”与“最虚”的这两头的研究的。在这两个方面，地方研究者都是大有可为的。
本书的研究，大概是属于“最实”的研究。于是，我注意到，作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和研究策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从研究文学社团入手；研究文学社团，从弄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所谓“基本事实”，包括每一个社团从何时，因什么原因而开始；有哪些参加的成员，其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主张；进行了哪些活动，特别是办了什么刊物；选择什么文体，发表了一些什么作品；在文学创作方法、艺术形式上有什么追求，做了哪些实验；各社团之间又有什么关系？等等。一切分析、结论都应该建立在基本事实基础上，一切研究都应该建立在准确、全面的史料基础上，这本来都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常识。所以，一切严肃、认真的学者都十分重视史料的工作；鲁迅就强调，他的小说史研究，在史料上是有“独立的准备”的。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经验。王瑶先生在为蒙树宏先生的著作所作的序中，就强调了史料搜集、考订的“基础”意义，并特地提出蒙先生为云南大学研究生开设“鲁迅生平史料研究”课，对“青年研究工作者打好基础，掌握治学方法”的重要意义。李光荣、宣淑君两位显然是延续了这样的治学传统，给本书的写作订立了“以史料说话”、“尊重基本事实”的原则，坚信“见解人人可发，而材料（事实）是唯一的”。本书在有关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史料的发掘，搜集，爬梳，辨析，整理上，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不仅查阅了可以找到的一切文字材料，而且对可以找到的当事人都进行了采访，获取了大量的“口头历史”材料，并且进行了认真的考订。这样，本书就基本上弄清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基本事实，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不仅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而且包括西南联大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而且为穆旦、汪曾祺、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等作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研究线索与思路。比如本书提到了对这一时期汪曾祺的十多篇小说的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贡献。可以断言，后来的研究者要再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和文学，是无法绕开本书的。——这又使我想起，当年我们作研究生时，王瑶先生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每一篇重要论文、著作都要做到别人再作同样或类似的课题，都绕不开你，非要参考你的文章不可，尽管后人的研究必然要超过你。我想，王瑶先生这里所说的“不可绕开”，不仅是指你的研究，是否达到、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研究水平，也是指你在史料上是否有鲁迅说的“独立准备”，为后来研究提供可靠的基本事实。
或许更加可贵的是，这背后的学风，研究精神。王瑶先生在前引蒙树宏书序里，也是给其“反复考核，力求准确”，“务求翔实”的“严谨的学风”以很高评价。本书的作者在后记里谈到他们“为寻找一则资料寝食不安，为求证一条资料费时数月”，我也深受感动。这同样是有一个传统代代相传的。本来，学问就是应该这样做的，我会这样的大受感动，就是因为这样的做学问的常识现在被抛弃了，学术研究的底线被突破了。许多的“研究”，可以不顾基本事实随意乱说，或者依据未经考订，并不可靠的材料，危言耸听，大加炒作，或者抓住片面的材料而任意发挥，大做文章。在这样的虚假、浮华的时风影响之下，像本书作者这样，甘坐冷板凳，做“老实学问”的“老实人”，反而显得不合时宜，并常常被忽视。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愿意借本书的出版，聊抒感怀，给边远地区的寂寞的研究者以慰藉，为这样的老老实实的研究作鼓吹——尽管未必有多大作用。
2008年11月24日
发出自己的，真的声音
——在“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师生文学联谊赛启动仪式
暨校长座谈会”上讲话
（2008年3月15日）
到了我这个年纪，最害怕开会，因为一开会，就要让你发言，弄得很紧张。今天一大早，我就醒了，躺在床上，琢磨着该讲什么。最后，总算想出了六句话。
前两句，是对着今天座谈会的主题而讲的。
第一句话：要充分认识“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它不仅关系着打工子弟的健康成长，关系着他们父母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关系着城、乡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它不是一时之需，而是长期的教育和社会课题。它不同于一般的教育，而有着自己的特殊问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新的教育领域。流动儿童教育向中国社会和教育提出的问题和挑战，是我们必须面对和高度重视的。
第二句话：要使流动儿童教育朝着健康、持续，有质量的民办教育的方向发展，关键在于要建设一支稳定的，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而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维护打工子弟教师的地位和合法权利，以及教师生命的自由和健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