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的精神发展的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公民民主权利的保障问题。这次救灾至少就涉及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这次抗灾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知情权的扩大，透明度的增强，尽管在这方面，人们还是可以提出许多批评，但无论如何毕竟前进了一步，人们自然也就期待将非常态的知情权扩大为常态时期的知情权的充分保障。随着民间捐款的日益增多，捐款人如何监督捐款的使用的问题也提了出来。有关部门很快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都可以视为一个历史的进步。
我想着重谈的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的权利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个说法，每个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管好自己的事，而把公共事物的管理放心地交给“公仆”去做。这就在实际上把公民置于公共领域之外，这是变相的对公民参与权的剥夺，同时造成了对人的生命发展空间的挤压。这些年许多人，也包括年轻人，变得越来越物质化与个人化，是和这样的公共空间，政治、精神空间的相对狭窄，只能局限于个人、物质空间的发展的状况是直接相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年不断成长的民间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正是对年青一代生命发展空间的一个扩展。尽管民间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已经得到国家的承认，有了法律的依据，但有的政府部门依然对民间组织心存疑虑，多有限制。正是在这次救灾中，这样的状况有了很大的突破。这都是救灾中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地震发生数小时以后，一只由江苏某民营企业组织的，由120人和60台挖掘机等大型机械组成的民间抢险突击队，从江苏、安徽集结出发，48小时之内已经赶到绵阳参与救灾；曾经于今年春天赶赴湖南灾区，参加抗击冰雪灾害的13名唐山农民组织的“爱心志愿小分队”，也赶赴抗震第一线。在受灾地区更是出现了大批本地与外地的志愿者。许多平时依据不同兴趣形成的网络社群，也集结为网下的志愿者团队，参与到各地的救灾行动。《北京青年报》为此发表了专门的评论：《全民总动员见证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2008年5月21日），对救灾中所表现出的自觉的公民意识，有序有效的公民行动，给予了很高评价；很多志愿者也感到救灾是最好的公民教育的课堂。而这一次救灾，民间组织所显示的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敬畏、尊重生命”的观念，应该包含“尊重和保障人的公民权利”的内容，我们所要建立的是这样的公民社会，在这里，“公民意识落实为公民的普遍自觉，公民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障”，“每一个公民都有充分的自由和有效的途径，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希望这次救灾能够成为构建公民社会的新的开端：我们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五，这也是《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灾难告诉我们，人与人是这样相互依存的》（作者：广西市民范大中，2008年5月17日）。在这次救灾中，许多受难者都谈到，是“一定会有人来救我”的信念支撑自己战胜了死亡。文章的作者却问道：这样的“别人会来救我”的信念的“理由”是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分析：理由就在相信“你的生命与别人是有关的”，“灾难是平等的，不到它发生的那一刻，谁都不清楚谁是拯救者，谁是被拯救者。所以我们必须彼此守望、互为依存，这是个约定。你必须信守约定，以良知发誓让每一个遇难者得到救助，然后，当你某天遇到艰险时，才有理由在黑暗与恐惧中坚信别人一定会来救你”。作者说，“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相互依存的。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都是以这种默认的契约依存的”，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敬畏、关爱生命”的观念，它还包含着一个“生命相互依存”的“约定”。作者说：“或许，只有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面前，我们才有机会看清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相互关系。那就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群体之中，同一片天空之下，每一个人都同时是别人生命的一部分，你的伤就是别人的痛。在这个群体之中，任何一条生命的逝去，都会让所有活着的人悲痛，感到生命的减损”。——这大概是所有的人在这次救灾中的共同感受，由此形成了“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其背后是一个普世价值观念：“每一个人的不幸都与我们有关，每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我们的羞辱，每次对别人苦难的冷漠都是我们为命运自挖的墓地”。
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普世价值观念，也同时存在于中国的传统观念之中。正如一位作者所引述，孟子早就说过：“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这就是古语中所说的“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张载也说：“凡天下之疲癃残疾、茕独孤寡者，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讲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大仁即大勇”（胡晓明：《大地是病，大地是药》，2008年5月20日《文汇报》）。这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传统。这也是我多次谈到的，鲁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说，一个真正的诗人是能够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因此，鲁迅的生命有一个大境界，包含一种博爱精神，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既是独立的，又自由出入于物我之间，人我之间。这是一种大境界中的自由状态。
过去我在课堂里讲这些，同学们听起来总觉得有些隔膜，好像很难和自己联系起来；而现在，经历了这次大救灾，同学们大概就能领悟了。前不久，我和清华大学的同学，有一次对话。大家都觉得，这些天，自己的精神境界仿佛经历了一次蜕变。在此之前，眼睛里只有周围的那个小世界，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发展，前途，所感觉的范围非常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语）。就像大家自嘲中所说，沉湎于“小资情调”之中，自怜而自恋。这回地震，就一下子震出了一个“大世界”，突然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原来是和别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有无数的和自己一样年轻的生命需要自己去救助，自己的生命也只有在和更广大的生命相互依存中才获得意义。也就是说，当你眼里只有自己时，这世界很小很小；当你眼里有了别人，你自己的生命境界就很大很大了。——同学们应该珍惜这由数万人的生命换来的生命体验，将“生命相互依存”的观念化为自己的信念，并转化为更加自觉的义工、志愿者行动。所谓“义工”，就是将从事公益活动视为自己的义务；所谓“志愿者”就是以帮助别人为自己生命发展的内在需要，其内在的理念就是生命的相互依存，“人溺己溺，人饥己饥”，“救人即救己，助人即助己”。
其六，我们说生命视野、境界的扩大，也包括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也是那样充满了仁爱。如一位作者所说，我们突然发现，“这里的‘地’，已不只是中华大地，而是全球各地；‘人’也不只是中华儿女，而是包括了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全球民众”（顾顺中：《大难兴邦，震情唤醒公民意识》，载2008年5月17日《新民晚报》）。于是，有人想起了胡适六十年前留下的名言：“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徐迅雷：《地球可以颤抖，精神不可颤抖》，载2008年5月17日《新民晚报》）。日本参议院议长说得好：这次中国四川的震灾，可谓“全球之痛”（新华社5月20日电）。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之间，既有差异，有利益的冲突；更有利益的相关，以及生命的相通。有朋友说得好，通过这次救灾，我们不仅要“感恩”中华儿女，更要“感恩世界”，人以仁爱之心对我，我更应以仁爱之心对人。
这里，我想讲一件今天回想起来让我们颇为尴尬的事情。——我本来有点犹豫，不知道在此刻谈这些是否合适；但我还是决定讲出来，因为经历了这次地震的洗礼，我们已经更加成熟，应该更能正视自己的问题。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今年龙卷风袭击美国时，中国的个别网民的反应。一位网民这样评论：“活该！苍天为什么不把更大的灾难降到美国呢？这种虚伪的自以为是的国家原该受到诅咒！”我尤其注意到一位四川成都网民的反应：“美国怎么只死22个呀，为什么不死22万呀”。我已经说过，这只是几个人，并不代表大多数中国网民和公民；但它所反映的人性的扭曲，却很值得警惕。这将自己不喜欢的国家视为敌人，“你死我活”的“斗争逻辑”，狭隘心态，这完全漠视他国人的生命，幸灾乐祸的杀戮情结，这样的心灵的毒化，是何以造成的：这不能不让人悚然而思。
其七，当然，人性的扭曲之外，更有人性的美好。这次救灾所展示的人性的光辉，让我们所有的人为之感动而震撼，也是举世瞩目的。我们说人的生命之所以值得尊重，就因为它蕴涵着这样美好的人性。
但是，不能否认，人性中也有恶的方面。“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争论，这里暂不讨论。我只说说自己的人性观。在我看来，人性是“善恶并举”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既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种子。问题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对人性中的善和恶，采取什么态度：是“扬善抑恶”，还是“扬恶抑善”？应该说，这一次救灾，就是一次“扬善抑恶”的壮举：每个人的内在的所有的人性的善良、美好，都得到淋漓尽致的爆发，放大，而且相互影响，形成“人心向上，向善”的环境，气氛，人性恶的方面，就得到了极大的遏止。我以为这提供了人和社会的改造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问题是，我们如何将这样的“扬善抑恶”成为一种价值理念，变成更自觉的行动？我以为，应该有三个层面的努力。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努力“扬善抑恶”，自觉地发掘、发扬自己内心最美好的东西，中国传统讲“修身养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扬善抑恶”。
还有在和他人相处中，能不能做到“扬善抑恶”。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自己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他人；二是在相处中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对方的善意。这也是我经常说的，对方的弱点，毛病，以至恶的方面，心里要有数；但更看重他的优点，善处，以善相处。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相反。我最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看得我心惊肉跳。他说，我们中国的社会里，有太多的违背人性的东西，我们却习惯于此，并且努力去适应它，从而形成一种“自我糟践”，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弄得非常阴暗，并且以敌意看周围的人，甚至以“恶意假设”彼此对待，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自己释放敌意，恶意，又彼此交换敌意，恶意，就极大地毒化了社会环境。这样，就弄得自己活得累，活得烦，活得不快活；同时也弄得周围的人都累，烦，不快活。我想，在座的同学对这样的“扬恶抑善”的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环境，都会有自己的体验，它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生存常态了，以至我们的社会里充溢着怨毒之气，这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之感到心惊肉跳，就是为此。而这一次救灾正是一扫这样的怨毒之气，给我们提供了人与人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另一种可能性：以最大的善意对自己，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同时以“善意假设”看人，把自己的关爱和友善给予别人，又从别人那里收获关爱和友善。这样，热情友善地对人，成为日常生活，成为人与人相处的一般行为方式，至少我们可以活得轻松点，快活点。在我看来，这是并不难做到的，起码我们的义工组织，志愿者组织，就可以以“扬善抑恶”作为自己的基本理念，努力培育友善的气氛和环境，使我们在这个群体中生活得快活而有意义。
当然，还得有制度的保证。我说过，一个健全的社会，总是“扬善抑恶”的；一旦出现“扬恶抑善”，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如何建立“扬善抑恶”的机制，应该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还应该把我们这里讨论的“生命至上”的观念，变成一种治国理念。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很长时期，我们奉行的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现代化路线。这固然是为了满足国家独立与富强的要求，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对于人民利益的忽视，以及“见物不见人”的弊病是明显的，其后果也是严重的。这些年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应该说，这是治国理念上的一个进步；通过这一次救灾，我们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认识，可以有一个深化，应该更明确地指出，“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这里的关键词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与“健全”，其内涵前已论述，不再重复。这次救灾，还有力地证明，只有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为他们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尽职，政府的权力才真正获得公信力和合法性。这都是需要另作专门讨论的，这里只能点到为止。
宽容地对待异己的生命
下面，我想把我们的视野由救灾扩展到今年上半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2008年将注定在共和国的历史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现在，只能就前五个月的发展，作一个初步的讨论。
就我今天的演讲的主题——“当今的中国”问题和“时代精神”与“中国青年”而言，如前所说，救灾所展示的“当今中国”问题，是中国基本实现小康以后，往哪里去，由此提出的价值重建和制度重建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在此之前发生的围绕火炬传递所发生的事件，则是展示了当今中国问题的另一面：日益强大的中国，如何和西方世界相处？西方世界和中国，有着不同的信仰，有另一种价值，制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对我们心怀疑惧，存在误解，甚至会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这样的和我们存在巨大差异的群体，中国，以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如何对待？这是一个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我们必须认真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