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还是文学批评家，都愿意称鲁迅为批评家。这个判断自然是不错的，以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的实绩，以他扶持同时代文学青年的热情，更以他毫不留情地驳斥自己周围的“文人”、“学者”的执著，甚至，单以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细致入微和精彩点评，鲁迅的理论学养和批评眼光，足以称得上批评家的称号。但鲁迅本人关于批评的言论，却常常让人觉得他对批评并不那么看重。鲁迅对批评的重视，常常以表达对理想的批评的期待来体现，而他对现实的中国批评界却多有诟病和不满。
鲁迅对中国现代批评界的不满，可以列举许多言论作为证明。这些不满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承认作家与批评家是一对天生的矛盾关系，“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看书琐记（三）》）这里的“厨司”好比作家，批评家则为“食客”，鲁迅的比喻是，“食客”可以对“厨司”品头论足，但“厨司”却不能反过来说要“食客”自己来掌勺试试身手，也正为这样一种关系，作家和批评家总是难以协调。二是批评家总不能做到客观，偏见仿佛是他们让人生厌的品质。“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是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批评家的错上，是在乱骂与乱捧。”（《骂杀与捧杀》）鲁迅慎用“客观”、“公正”等词语来谈批评的正途，但他直指现实中所见的“捧”和“骂”的批评，就足以见出他对批评现状的失望。三是中国批评界缺乏创造的致命伤。“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介绍这名词的含义。”（《扁》）“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对于批评家的希望》）关于批评家“滥用”“权威”的问题，鲁迅在“厨司”与“食客”的比喻中曾进一步说道：“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若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客官痰迷心窍的了。”（《对于批评家的希望》）这里实际上论及了批评的标准、尺度及批评的边界问题。
鲁迅理想中的批评并不在他所处的中国文坛，他声称自己选择外国的批评家为阅读对象，可能是为了表达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失望，这观点与他“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说法相一致。“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文学和出汗》）“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答北斗杂志社问》）“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对批评现状不满，但他对批评本身的作用却从不轻视，他常以希望中的、理想中的批评来表达自己的批评观。关于创作与批评，他说过：“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看书琐记（三）》）关于批评家的素质，他又道：“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我们要批评家》）关于批评本身，他认为“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对现实中的文学批评，鲁迅并非全无理解，甚至对一些关于批评的非议，他也会站出来说说反话。“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词过多，其实却是对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很可感谢的。”（《对于批评家的希望》）针对“圈子批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批评界还有此说呢）的议论，鲁迅道：“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批评家的批评家》）他也不是一味支持作家嘲讽批评家的言论，鲁迅曾说：“如果有人吵闹，有人谩骂，倒可以给作家的没有作品遮羞，说是本来要有的，现在给他们闹坏了。”（《推己及人》）这里的意思是，作家不能把自己创作上的困难推给批评家对他的“吵闹”甚至“谩骂”。
具体到批评活动中的一些现象，鲁迅常以冷静的态度剖析并表达自己的看法。针对时人胡梦华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质疑，鲁迅指出：“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反对“含泪”的批评家》）针对梁实秋《文学批评辩》中关于文学作品价值的观点，鲁迅指出：“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文学和出汗》）他不希望把文学和艺术过分理想化，“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他反对在批评活动中空对空地论争，“我想，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扁》）对各种花样翻新的吹捧式批评，鲁迅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可笑处，而这些现象在今天的文坛其实也并未绝迹，甚至还有蔓延之势，鲁迅的言论因此令人深思。“因为自序难于吹牛，而别人来做，也不见得定规拍马，那只好解放解放，即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术语曰‘摘录来信’，真说得好像锦上添花。‘好评一束’还须附在后头，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仿佛名角一登场，满场就大喝一声采，何等有趣。”（《序的解放》）虽是杂文笔法，却道出了中国批评界至今仍然不能去除的一些病根。
其实，鲁迅是不是批评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关于文学批评的许多言论至今仍然有效，虽是针对自己所处的文坛，但问题的实质却好像今天仍然时有显现。鲁迅的批评观散见于他的各类文章中，这里所取的，只是他直接以“批评”的名义所发的议论片断，从中感受一下鲁迅对文学批评的理解，这对我们今天认识和加强文学批评建设，应是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