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葛水平的《黑口》也同样选择了三人世界的心理决斗为主题。差异在于，葛水平笔下的人生世界是远在太行山区的偏远村落，三个主要人物都是底层农民。私开小煤窑的五牛、外来打工的“兰州李”和李强，在金钱欲望和生与死的代价面前，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从乡村煤矿到大学校园，从女研究生到年轻的农民，从利益谋求到心理波动和行为处事，为何如此相似，如出一辙？这个看似偶然的主题选择，其实映照出当代人的普遍隐忧，心灵的高贵与低贱。应当说，这样的小说阅读经验常常让人产生一种深刻的怀疑。不过，小说仍然应当是给人以温暖的艺术，黑暗中的心灵决斗当然不一定非得要被突然到来的强光驱散，但透过那幽暗的隧道，我们仍然极欲看到希望的光亮。幸运的是，我从孙春平和葛水平的小说里都看到了这一丝光亮。在《怕羞的木头》里，赵小穗在知晓自己得来的“省经委”工作机会是丑恶嫉妒和心理拼争的意外果实时，她毅然作出了拒绝的选择。《黑口》里的李强最终选择了逃亡，这是一个弱者唯一能够作出的求生之路。
打开心灵的缺口，透视内心的隐秘，并让它们尽可能地朝着有限的光亮流动，这是当代小说家们或自觉或天然的创作追求。也许是因为对这种主题的思考所致，麦家的短篇《成长》（《花城》2005年第3期）也给了我同时的印证。这个有关成长的小说，表现了两个少年为了争夺一个舞台主角而发生的争斗。这个在回忆中显影的故事，它的平和结局，在于多年之后的回味，只剩下对青春的美好记忆和对命运的感慨，是时光让义气之争褪色。
在今天这样一种文化与艺术资源配置越来越精细与苛刻的时代，小说家们能够在保存小说故事的同时努力向心灵深处探究，在垒筑心灵的篱笆的同时，又试图打通由此造成的障碍与隔绝，精神的亮光尽管稀微却仍然闪现，这是一种令人欣慰的努力。只是，我们期望这种对心灵隔绝的描述和对精神沟通的表达，能够在一种更具张力的情境中展开，让心灵的碰撞最终能够成为一场漫长而曲折的精神取暖过程。如此，小说将更具打动人心的魅力。
全知的自由和看不透的魅力
小说叙事的方法通常就是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全知全能。另一种是受限制的观察。如今，还流行另一种写法，就是让两个以上的人物去描述同一个故事，共同完成一次完整的叙述，不过，更多的情形是，作家通过这样的描述让故事呈现出更多的主题侧面，在分裂与聚拢间达成某种张力，这样的写法多见于长篇小说。
还是让我们回到前两种叙述方法。一个固定的视角究竟如何在小说里发挥作用，并能够不露痕迹地完成一次艰难的叙述，这是小说家对故事的控制能力的极大考验。武歆的中篇小说《天车》（《中国作家》2005年第7期）是一个值得剖析的文本。这篇小说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叫李美玲的年轻女性，故事的场景集中在一部天车的操作间里。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发生的故事，却是由一双“看不透”的眼睛来观察描述的，这是一种让人着急、也极具难度的写作策略。“小何”虽然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但作为李美玲的学徒，他对人生世事的了解更加稀少。高高在上的天车里，小何本人毫无制造故事的能力，而且他也看不透那里发生的一切，但一点一点，他单纯得有点犯傻的眼睛，为我们完成了一次有序的描述。李美玲被车间主任“罗主任”霸占，电工马福海求爱无功而返，男女工人通过巴结李美玲而谋求在“罗主任”权力棒下的生存空间。故事稍一延伸，老到的读者轻易即可看穿其实质内容，于是小说里的叙述人“小何”的看不透本身，倒成了阅读者感兴趣的要素。
作者武歆始终让叙述者小何的眼睛停留在恍惚、懵懂和略有所悟的交叉中。借着这双没有穿透能力的眼睛，去穿透故事的外壳，展现一个更加复杂的人生世界。李美玲和罗主任的故事如果直接去讲述，很可能就是一则平庸不过的绯闻，正是小何这双看不透的眼睛，和我们一起忽略了铁定发生的事实，天车里发生的一切没有一次得到直接呈现，而因此生发出的种种传闻、议论、反应，让故事拥有了小说性。于是，与其说叙述人“小何”在向我们讲述故事，不如说他是在把故事背后生长着的枝杈一点一点道出。于是，一个发生在工厂里的男女故事，变成了一个关于生存和为了生存人们如何挣扎、努力和付出的人生主题。这就是叙述技巧的作用，看不透的魅力在于可以保持单纯，又呈现复杂。当然，就《天车》本身而言，武歆太过注重控制，连地球人都知道的事也借小何的懵懂半露半掩，使故事始终在一种情调和张力下推进，缺少必要的转折和高潮。他还应当尝试适度放量。
正巧读了马步升的短篇小说《新的一天来到了》（《飞天》2005年第6期），我以为在叙事上与武歆的《天车》正成对比。这是一篇以全知全能叙述故事的小说。乡镇长陈阡陌在一个周末的遭遇和转折，不但透视出他积郁已久的心理紧张，而且也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选择和命运结局。这是传统短篇小说最大化的主题张力，即“一次遭遇改变人的一生”。对陈阡陌来说，这个特殊遭遇就是一向谨小慎微的他，突然间疯狂地把一杯酒泼向前来“视察工作”的县长。这个意外之举没有让陈阡陌这个小人物吓死，反而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干起了早存心底的欲求之事。小说的结局是，泼酒的行为不但没有带来可怕的命运，反而还成了一次双赢的举动，县长镇长同时被提拔，讽刺性里含有说不清楚的奥秘。“泼酒”成了小说的高潮和转折点，这是传统短篇必须要具有的文眼。小说采取了全知全能的叙述方法，既为作家带来自由，同时又很容易让他在剪裁上陷入困境。就马步升的这篇小说而言，当陈阡陌下定决心踏上“燕娃娃”的家门时，对两个人的遇合过程的描述就显然是个棘手的问题。描述过重会使主题偏失，描述不足又会影响可信度。马步升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后一种更简捷的方法。小说主题方向得到了保证，不过情节本身的真切性很难达到应有的表达。
每一篇小说的写作都是一次艰难的跳跃，姿态、分寸、力度、平衡，动作的专业化和连贯性都会受到考验。这也正是小说写作的诱人魅力所在。
逃离与徘徊
小说里的人物，要么在希望中寻找，要么带着伤痛逃离。寻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不灭的人生旅程；希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状态，是生生不息的象征。逃离，是一次心灵的放逐，意味着精神的休整；失望，是伴随这种逃离与放逐的心理高潮，是生命正在徘徊中重新寻找起点的巨大伏笔。今天，在小说家特别关注人的现实生存以及这种生存带来的心灵隐忧的时候，表现一种在惊惧中逃离的命运轨迹，就是一个特别容易集中的主题走向。这种惊惧与逃离，既可以发生在物欲横流的都市，也可以出现在仍然停留在贫困中的乡村。
阿宁的中篇《米粒儿的城市》（《北京文学》2005年第8期）中，乡村女子米粒儿从进城务工开始，迅速陷入了精神的困顿中。年轻女性的角色，情爱与欲望的表面主题，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物身上蕴涵的普遍法则。小说可取的一点是，作者并没有过度渲染米粒儿与高知“曹老师”、老板“三哥”、有权人“柴行长”这些对她有用却在地位上悬殊的男人们的欲望结合与宣泄过程，始终将米粒儿对城市的感知、对自我的反省作为故事中不断的线索延伸，她总是善良地对待每一个未必从骨子里善待她的男人，她没有大爱，也无大恨，她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最终，疲惫的米粒儿放弃了更多的诱惑和可能的利益，背起行囊踏上了返乡的旅程。“像海一样神秘，海一样深不可测”的城市不属于她，她的唯一选择是回乡，像地里的庄稼一样从容生长。
城市的巨大压力自然是表现逃离的最好、最方便场所。但是作为一种抽象的小说主题，任何情境中都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充满惆怅和悬念的结局。王祥夫的《婚宴》（《人民文学》2005年第8期）就是一个例证。王祥夫以他一贯的绵密铺陈的手法，表现一个漫不经心的庸常生活片断。《婚宴》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一对厨师父子，如何满怀兴致和诚意地去为村人做一场婚宴，这种高昂的兴致甚至已经在动作上有了夸张和表演色彩。整篇小说均匀地向前推进的就是这个看上去缺乏故事性的做饭过程。悬念在结尾处出现，逆转与爆破，是短篇小说最容易传承的手法。父子俩精心打造的原来是一场冥婚的菜肴，主人的排场和场面的热烈，无法抹去父子俩的内心惊恐，在一切就绪的时刻，他们选择了逃离。婚宴仍在继续，厨师却了无踪影。王祥夫没有告诉我们，厨师父子究竟害怕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逃离现场。但很显然，突然的发现，悲喜的逆转导致了这样的结局。与父子俩的惊恐相对应的，是村子后面的河流仍然流淌着。大半篇厨师表演的过程，既有一点讽刺，又不失生活的常规。当然，我认为王祥夫的笔墨还应当更简练，主题寓意更集中、更穿透一些。
现实的场景可以方便地逃离，但这并不是寻求心灵安宁的最后选择。镕畅的中篇《当阳光变冷》（《黄河》2005年第5期）就是一个只有徘徊、没有逃离的主题。首先，人物身份变了。梅函子不是米粒儿，她本身就是城市的主人，她不必在生存上作痛苦的挣扎，所以她寻觅和选择的主动性加强了，她的怀疑更深切，痛苦更具心灵性，她的感受也更飘忽不定，与物质和金钱，与现实的距离似乎更远些。画家范友申、医生吴文彬以及远在南国的Q友，梅函子的纷乱不是生活的秩序，而更多地来自她的心绪。她需要和寻找一种稳定，但寻找的过程中却充满了漂泊不定、犹豫不决的幻觉。这种痛感不是可以量化的得失，却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它可能出现的情形，要么是更具深度的痛感，要么就是一种自我夸大的呻吟。这二者之间只隔一层纸，写作者的表现力因此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将小说引向内心的努力是可取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影像”发达、“纪实”成风、“奇闻”不断的时代，小说的传统功能正在趋于弱化，选择深度，挖掘心灵，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