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可以是创作者的一种刻意强调，也可以是作品中的自然呈现，通常是后者的情形更多，理论家们从作品中就“国家形象”的存在状况进行归纳和阐释。“国家形象”自然包括国家风貌和民俗风情，是文艺作品的某种风格标签，然而当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命题来对待时，“国家形象”就具有了更加严肃的内涵，“国家形象”就转化成了“国家的形象塑造”。就此而言，相比较“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文艺创作中的国家意识”同样值得研究。电影《勇敢的心》中的华莱士，就是一种“国家形象”，他的个人思想和行动，全部遵从于国家意志和民族要求。华莱士就是文艺作品中的苏格兰“国家（民族）形象”，《阿甘正传》是一部全面展现“美国形象”的电影，阿甘的成长经历牵涉到了当代美国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而且他身上的精神和追求也具有鲜明的类型化特征，这个类型正是“美国形象”的夸张表现。
在中国，“国家意识”在文艺创作中的突显应当是从五四时期开始。五四新文学的作家们明确对“中国形象”给予热切关注，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焦虑。五四新文学最鲜明的口号是个性主义，“国家形象”同个性主义相互融合、交叉，构成了一种带有强烈抒情色彩的“国家意识”。比如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一位中国青年在异国受到挫折和歧视，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国家，发出的呼号是“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鲁迅小说第一次在小说里探讨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是用现代眼光关注“中国形象”并在创作实践中得以完成的第一人。鲁迅强调的是“中国人的觉醒”，他希望通过个人的精神觉醒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国家形象”。青年鲁迅看到中国人被外国侵略者屠杀的情景，最强烈的反应是“看客”的麻木和愚昧。所以才有对“狂人”和“阿Q”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人形象的塑造。
在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中，抗战时期是“国家意识”最强烈、最普遍的时期，“中国”成了文学艺术家们创作时的首要形象和最为关切的主题。这一时期，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具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整体性、要求民族解放的抒情性和全民抗日的指向性。
历史发展到今天，改革开放和和平环境下的当代文艺，有了更加从容地塑造“国家形象”的机会。全面开放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多途径、全方位的，“中国制造”是最广泛、最直接的“中国形象”。在开放的时代，我们也亟须展现出最具风格标识和符号化的“国家形象”，“唐装”和“中国结”就是在情急之下找到的两样文化“符号”和形象“抓手”。文学艺术家们应当塑造更具意蕴内涵、更加打动人心的“国家形象”。就文学领域而言，这样一种“国家意识”正在作家们的创作中体现出来。铁凝的《笨花》、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苏童的《碧奴》，作家们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自觉追求成熟可感。近年来，不少作家以民族地区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如阿来的《空山》、杨志军的《藏獒》、姜戎的《狼图腾》、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等，这样的选择绝非巧合，这是作家创作中对“中国形象”的一种倾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的迎合是开放时代文学家们基于创作实践作出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