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金融博弈的确给“钱多人傻”的中国人开阔了眼界——金融原来还可以这么玩！——把你卖了还替人家乐颠颠地数钱。但是，与美亲善的人士有另外的解读，即中国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登上美国这艘大船应付的船票钱，也就是“同舟共济”应当付出的代价，而“同舟共济”被视为中国崛起的捷径，更何况中国也有直接经济收益——
拿到了“优质资产”？美国人寅吃卯粮，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欠下巨额债务，由此不断向国际社会透支。中国在美国的软硬兼施下不断增持美国债券。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一直有70%～80%。在截至2008年年底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就包括80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5000亿美元的机构债券、1200多亿美元的企业债券和1000多亿美元的美国股票。与美亲善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鼓吹美元资产、美国债券尤其是国债是“优质资产”。然而，所谓的“优质资产”，不过是印有美国总统头像的绿色纸张（美元钞票）以及一系列电子符号而已（美国债券），每个美元资产的综合生产成本不足一美分。而且美国还不断通过美元贬值、通货膨胀来缩水债务。此遭美国稳定金融与刺激经济，直接向经济系统投放数以万亿计的美元，美元贬值而且是大幅度贬值不可避免。由此，中国“不知不觉”但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入了“美元陷阱”：中国若继续持有或增持美国债券，其价值则会被美元逐渐贬值所“风干”；中国若减持美国债券，则会加速美元贬值，手上美元资产又会立即大量蒸发，这就如同“对着自己的脚板开枪”。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就此评论，中国一手把自己推向“美元陷阱”，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最大风险为美元贬值，预计中国遭受的投资损失最终恐达20%～30%，也就是至少有3000亿～4500亿美元被无端“蒸发”。
获得了“管理经验”？美国金融业“百年老店”甚多，而且不少一直叱咤国际金融风云，当中自然有一套值得学习与借鉴的经营之道。但是，相关与美亲善的人士囫囵吞枣，良莠不分，而且从实际结果来看，所学到的经验是良少莠多——股东资本主义，只强调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股东利益，不管社会责任与国家利益，高薪但不要道德与法律约束的职业经理等等。中国诸多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以及机构通过“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的方式，聘请德勤、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美国金融机构长期担任顾问，帮助中国管理财政、金融，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正在美国金融机构的悉心顾问下，中国金融业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中国的金融业价值终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消长逐渐与国际同步，金融高管酬薪迅速与国际接轨。在一个人均收入只有几千元人民币的国家，金融高管6000万元年薪也被视作市场规律调整的自然。更为突出的是，改制后的金融机构的目标只有利润，所谓的“马太效应”也被视作理所当然，服务对象越来越集中于大中城市、大资本与有钱人，危险的农业、贫苦的农民、落后的农村与市场化、国际化的金融机构似乎越来越没有什么关系。
引进了“先进技术”？与美亲善的人士一直在协助美国金融人士鼓吹，美国金融业内的先进技术与其军工制造技术一样先进，美国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一样值得学习。实际情形是，近二十多年来，由于金融业不断提供巨额薪酬与回报，美国的智力、物力与财力纷纷集中到金融领域，各类金融机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近乎不受任何监管的金融创新如火如荼，设计、制造、流转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这些衍生产品高级、复杂到连美国金融监管者以及诸多金融行家里手都不甚清楚其结构与功能。但是，美国凭借在科技创新上的一贯的神话与光环，使金融衍生品同样套上了“美国制造”（等于“高精尖”）的外衣，推销给世界。孰知美国的金融创新已走火入魔，他们创造了“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巴菲特语），由此不仅杀伤了美国，也杀伤了世界。中国高山仰止地膜拜与孜孜不倦地获取的就有这样的先进技术——美国华尔街的炼金术。
进入了美国市场？在美国压力与忽悠之下，中国金融业愈发坚定地走一条单边、定向的开放之路——美国对中国是“前庭后院式”的开放，而中国对美国则是“登堂入室式”的开放。中国对美国金融机构承诺开放的、应该开放的都开放了，没有承诺开放的、不该开放的（如信用评级、会计审计等）也开放了。而且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地位，趾高气扬，为所欲为；而中国在美国开设的金融机构屈指可数，凤毛麟角。自1991年美国《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颁布后，除了中国银行（1981年）和交通银行（1991年）外，中国也就没有第三家银行获准进入美国市场。此后，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下，美国犹如“挤牙膏”般允许招商银行（2007年）、工商银行（2008年）进入美国市场，而且所有被允许进入美国市场的银行，在开设分行的地点、数目乃至业务上都被严格限定。在三大评级机构于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控制中国2/3以上市场份额时，中国自主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在叩门美国市场三年之后，2010年4月被美国金融管理当局正式拒绝。除了殖民时代外，环视当今国际，在独立主权国家之间尤其是经济大国之间，博弈基本是平衡的，市场准入基本是对等的，然而中美金融博弈的结果失衡得的确过于离谱。
当然，说中国在中美金融博弈一无所获也是有失公允，除了巨大代价、深刻教训外，也获得了不少其他非经济收益，诸如：“负责任大国”，“stake holder”（利益攸关方），“Chimerica”（中美利加），G2，在IMF与世界银行中增加投票权（目前依然是一个“期权”）等等，罗列起来还真的不少。尤其是给中国的“芝加哥男孩”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中美经济通过“共生”，可以实现对国际社会进行“共治”以及对国际秩序进行“共管”，也就是巧借美国外力实现“和平崛起”。但是，这个美梦并不新鲜，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愿望（通过“共生”实现“共治”与“共管”）比我们今天要强烈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