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07年年中，美国次贷风暴乍起，一时间国际金融市场波诡云谲，世界经济阴霾笼罩。这场在当今资本主义核心酝酿而爆发的金融危机，与其被渲染为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危机，不如说是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危机，是被视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与市场经济基础的“诚信”危机。透视这场金融风暴，道德风险遍及金融市场每一个角落。华尔街银行家、美国战略家凭借美国的强势话语体系、强大的金融实力以及缺德的金融操作，将世界一网打尽。
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都在花大力气研究经济领域内的缺德行为，专业唤之为“道德风险”，亦即指经济活动当事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或监管不到位从事损人利己的行动。金融市场因为其越来越专业化，使相关信息出现越来越不对称的局面，而金融业高收益的诱惑使得经济人的自利本性总是近乎处于临界，因此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在经济金融化的态势下愈发严重。长久以来，西方世界一直以坚固的诚信基础、发达的金融体系与严密的金融监管而张扬于世界。但是，相关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问题却层出不穷。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破产，1996年日本住友商社巨亏，2002年爱尔兰联合银行蒙受重大损失，2007年法国兴业银行陷入困境……这些个顶个的“大案要案”，案发时，都给当地甚至国际金融市场投下震撼弹，产生冲击波，在这些光芒四射的大案烘托下，其他“不值一提”欺诈案难以数计。
作为国际金融的核心，美国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更是从末梢延伸到根基，从事欺诈的不仅是个别“害群之马”，而是遍及华尔街整个行当，涉及金融机构的整个管理团队。2003年4月，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华尔街十大投行达成和解协议，收取14亿美元罚金，并勒令其整改。所谓“和解”，就是不扩大事态，不暴露更为严重的问题。频繁“和解”足见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华尔街投行的沆瀣一气。被报道出来的只是一些典型而已，实际代表的只是金融机构道德缺失、疏于治理的“冰山一角”。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惊爆前纳斯达克主席马多夫“庞氏骗局”，诈骗金额高达500亿美元，无论是犯罪的层级、涉及的金额，还是波及社会的广度，都创下历史之最。
长期以来，美国鼓励金融创新，抵触国际社会要求对投机资本的协同监管。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可以利用金融创新与投机从其主导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直接“拿钱”。国际社会应当记得，美国“新经济”神话一度誉满全球，美国利用了全世界的资金，为美国孵化出一大批高质量的高科技公司，从而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为美国人赚取了巨额财富。“新经济”泡沫破灭美国并没有多大损失，被套的却是全世界的投资者。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警告，华尔街金融创新出的系列次贷债券是“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次贷债券是美国金融创新的一个怪物，它使更多美国人住上了房子（美国居民住房的自有率从1995年的64%上升到2006年的69%左右），使美国金融寡头们赚得脑满肠肥，却把金融动荡甩给了世界，把危机转嫁给世界，又一次体现出美国的国家道德风险。
正因为部分美国人的缺德与一直缺德的美国，使这个虽然是危机肇始者，非但远不是危机的最大受害者，而且还有可能是危机的收益者。在次贷危机如火如荼时刻，有记者询问美国国际集团（AIG）的高管有关AIG的前途，该高管却一身轻松：“没事！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收益足可以弥补在美国的损失”。不错！正是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才使得华尔街一身轻松。这犹如火灾保险，买了火灾险的人更有可能去玩火，对可能引发火灾的隐患掉以轻心。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有关高级人士曾于国际场合高调宣布，“我们随时准备与国际社会一道，承担起稳定国际金融的重任”，“救美国就等于救中国”。如今，似乎正是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使中国成为美国危机的主要埋单者。
中国一步一个脚印步入陷阱，心甘情愿自投罗网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追随美国、“以美为师”的必然。我们现在都很清晰，中国大豆覆灭是中国加入WTO接受不公平条件而倒下的第一张骨牌，在粮食安全上，玉米与蔬菜种子已经拉响了警报。诸多专家分析，未来，中国将为加入WTO接受不公平条件付出更多更惨痛代价，其中金融业分外令人堪忧。自2006年12月11日开始，中国就得遵循入世承诺而全面开放本土金融市场。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不得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入世。
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其他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这个人均收入只有450美元的国家，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但是美国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因此应该加快转型的速度。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黄树东在其《选择和崛起》一书中如此叹息：“2001年11月12日，中国签署了世贸条约。这一天将作为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标志性日子而进入历史。这个涉及13亿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条约，不仅以不平等的条件打开了中国的广义市场，还以同样不平等的条件干预中国经济主权”。美国有专家认为，在十几年的秘密谈判中，中国代表之软弱和让步之多，在许多方面比150年以前的中国谈判代表表现得还差。
中国的入世承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市场进入。通过大规模降低关税和废除非关税壁垒，更大幅度对外开放中国市场，承诺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的服务领域，其中最关键的是金融领域；另一类是对西方主导的国际行为规则的遵守，这些规则规定了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交往的方式。由此，中国被迫承诺全面开放自己的金融体系，实行金融全球化。此后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一步确保了中国金融朝着对外定向、单边开放方向大步迈进。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世纪金融大危机并没有使中国放慢与国际金融接轨的脚步，中国金融高官发出清晰的声音：“自由化是一个方向，我们改革和开放的最终目标是让金融行业进一步开放。”
金融危机袭来，中国一些金融高管与高管还自鸣得意，声称中国金融在危机中的“损失很小”，自我与相互吹嘘自己如何英明伟大，有先见之明，而幸免美国掀起的金融风暴。随着事态的发展，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终日幻想与美国“经济共生”的新兴大国“责无旁贷”地成为最大的埋单者，被美国的金融罗网深度套牢，动弹不得。
中国等新兴市场的股市财富“蒸发”远远超过美国。美国借次贷危机推进美元贬值，而美元贬值不仅是美国转嫁和化解危机的有效手段，而且可以直接达到减少债务的目的，中国投资于美国的万亿美元资产正在面临实际缩水的危机。有机构按2005年以来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幅度估算，到2009年底中国已经损失约2600亿美元。未来，美元如果依照普遍估算的20%～30%的贬值幅度，那么中国外汇仍将有3000亿～4500亿美元的损失。
这笔资金，足可以使中国实现军队现代化、填补巨额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欠账、解决所有儿童失学与校舍改造，以及不再让国人乃至世人辛酸的“母亲水窖”；这笔资金，可以填补千万个“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全国民主基金”、“索罗斯基金”等所成就的收买鹦鹉、植入芯片、“颜色革命”等等对他国实现改造所需要的资金。当我们挣扎于美国布置的金融罗网时，我们思考了没有，我们前面有众多车辙还为何投入美国罗网？我们的金融界高级人士为何还在忽悠国人“平安无事”？我们的相关业界高级人士对我们的人民是否太吝啬了，而对一再视我们为敌的那个大洋彼岸的国家是否太慷慨了？
危机当头，美国公开鼓吹“巧实力”，绣出“同舟共济”，一些国人激动得无法自已。但是，危机稍息，美国祭出多个大棒，施压中国依照美国的意志行事，做负责任大国。政学媒与美欧日内外“三合一”，由“小合唱”到“大合唱”，制造贸易摩擦，高压人民币升值，合围中国。或许真是钱多人傻，或许还有里应外合，美国的政策很清楚，吃定了中国！
罗网之一
央行独立：成为美联储第13个区行新自由主义者通过经济自由理论抹平国界，用国家政权与国际组织的强力拆除横亘于国家之间的障碍，却不断鼓励各国中央银行走向独立。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黄树东所著的《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一书指出：美国政府和智囊在许多文件中明白无误地指出，要把中国纳入能保障美国利益的格局里。要把中国纳入这样一个经济框架中，必须做到三点：第一，使中国经济依赖美国，至少是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必须使中国经济走上低技术水平扩张的道路；第三，必须在金融上控制中国。很明显，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在金融上控制中国”，包括央行独立在内的金融自由化是美国控制中国的思想工具与操作手段。
在美国主导国际经济秩序与美元霸权体制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已实际成为世界的中央银行，美国通过各种途径策动世界其他国家央行独立，使之都或多或少扮演着美联储第13区行的角色，因为他们不断积累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购买与管理美元资产，主动或被迫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保持一致或协调，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执行者与金融话语的传译者。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若要推翻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础，破坏它的通货体系乃是最精妙、最有效的办法。而实际上，策动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走向独立，就是美国破坏该国通货体系的最精妙、最有效的办法。
依照新自由主义学者的鼓吹，央行独立是在推广美联储的成功经验。多年来，美联储像谜一样被自由主义者制造的诸多光环遮掩着、烘托着。其实，美联储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神秘与光环，其运作就是“以纸张做抵押发行纸张”，因此被史学家讥讽，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美国众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前主席帕特曼曾经如此表述：“从宪法上讲，联邦储备系统是一个古怪的东西”。而这个“古怪的东西”就是垄断资本的大本营，是自由主义者的圣地，美元霸权的策源地，也是国际金融动荡的滥觞。
美联储这个“古怪的东西”是一家注册在特拉华州的私营公司，根本不是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尽管美联储的主席是由总统任命，国会核准，但是并不改变其私营公司性质，至多不过是金融寡头们的行业协会。宋鸿兵先生在《货币战争》一书中表述：“直到今天，中国可能也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知道美联储其实是私有的中央银行”。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正式建立了美联邦储备系统。根据《联邦储备法》，全国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并设立12家联邦储备银行。为协调12家储备银行活动，于1914年在华盛顿建立了最高联邦储备局，1935年改名为联邦储备委员会。12家储备银行都是由成员银行拥有并由董事会经营的私营公司，成员银行是通过购买本区储备银行的股票而成为会员，会员银行按实缴股本享受年息6%的股息，根据法律规定，美联储大约98%的利润归属于美国财政部，但是在法律上是由其会员银行而不是由政府或民众所有。
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是由该行董事会选举，而董事会成员的1/3来自成员行，所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自然要代表银行界的利益。美联储的核心或实际控制者是作为12家储备银行之一的纽约储备银行。纽约储备银行在成立时共发行约20万股份，其中，洛克菲勒控制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占3万股，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为1.5万股，这两家银行在1955年合并为花旗银行后拥有近1/4股份，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而所谓总统任命与国会听证更多只是“走过场”的表演。此外，保罗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为2.1万股，汉诺威银行为1.02万股，大通银行为6000股，汉华银行为6000股。以上6家银行共拥有40%纽约储备银行股份，到1983年共拥有53%的股份。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实质是私人所有的股份制中央银行，美国政府没有股份，也没有实际的发钞权。在美国中央银行出现之前，以洛克菲勒为代表的金融寡头长期扮演“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尤其是1907年金融危机，以洛克菲勒为代表的金融寡头力挽美国金融狂澜于既倒，功勋卓著。此后，洛克菲勒等金融寡头一手策划了美联储的成立，并长期操纵美联储的运作，这也形成了美联储始终秘密决策的运作传统。因此，作为纯粹私有的“中央银行”，称美联储是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的忠实代表毫不为过。只是有时在国会与舆论的监督下，偶尔适当照顾大众的利益而已。
美国自建国伊始就确立了行政、立法与司法彼此独立、相互监督的“三权分力”的政治体制，但是随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资本作为“第四权力”迅速崛起，而且资本的触角深入行政、立法与司法，由此资本超越政党（行政）、超越公正（司法）、超越民主（国会），资本在扩张、渗透、垄断过程中，为自己确立了新的政治机制，这就是美联储。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中，美联储不属于任何一级，不受国会控制的拨款程序支配，经费自理且有大量节余，能够拒绝联邦政府审计机构的审计，明显独立于行政、立法与司法，因此被称之为“无头的第四部门”，但是它的所有权与服务对象清晰，那就是华尔街、美国的金融资本，是“第四权力”的集中代表。所以，美国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四权分力”。
当今国际，大国决定国际政治生态；当今诸多国家国内，强势利益集团决定着国内政治生态，相关政策主张主要反映的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美联储的独立性是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必然要求。美联储将金融稳定、抑制通胀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能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金融资本通常被认为是高度厌恶通货膨胀的。金融寡头的代表者罗纳德·里根曾经痛斥：“通货膨胀就像抢劫犯一样暴力，就像武装的强盗一样令人恐惧，就像凶手一样致命”。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美联储的独立性有增大的趋势，这与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在国家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是一致的。在实行“三权分力”的西方国家，金融资本的力量一般都很强大，这就构成了“三权”背后的“影子权力”。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总体处于不断增强的态势，因此要求央行独立也就成为世界新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