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非常重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反复强调应力争经济和社会有较快的发展，要在从建国算起的百年时间里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邓小平对高速度的倡导又不同于毛泽东的超高速赶超战略，他在速度的把握上，始终注意问题的两个方面，以防发生两种偏向，在寻求发展的“度”的问题上下工夫，逐渐形成了适度发展战略。下面对邓小平适度发展战略的形成过程和这个战略的基本内涵以及适度发展战略对超高速赶超战略的超越等问题予以简单考察和剖析。
（一）邓小平适度发展战略的形成
邓小平对适度发展战略的探索是从总结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的。一方面他对我国经济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的情况非常着急，反复强调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另一方面他又以历史经验教训为基点告诫人们，要避免速度问题上的大起大落，防止“欲速则不达”的后果。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存在着盲目追求高速度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在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时忽视了客观条件的制约，步子迈得太快、太急，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连续出现过多次大的波动。第一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使1958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高达22%，1959年国民收入又比上年增长8.2%，1958年、1959年两年的积累率高达33.9%和43.8%，可是，伴随着这种经济大起的后果却是1960年到1962年连续三年的经济大落，出现了持续三年的经济负增长，1960年国民收入增长率比上年下降1.6%，1961年下降29.3%，1962年又下降了6.5%。1961年与1960年之间经济波动幅度为51.7个百分点，这样的波动幅度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经过了“三起三落”，即196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经过1967年、1968年连续两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而急转直下；经过调整，1969-1973年经济又出现恢复和上升的转机，但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又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1975年经过整顿，又有了新的起色，但1976年又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国民经济重新受到挫折。第三次发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主要表现仍然是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存在急于求成和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倾向。1978年初制订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超过我国国力的可能，要求固定资产投资（指国家预算）在八年期间（1978-1985）相当于前28年之总和。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10个大钢铁基地、8个大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型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等等。这种“洋冒进”违背了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违反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邓小平曾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过深刻总结：“由于解放以前的历史状况，也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到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由于过去两年执行调整方针不得力，这就造成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物价继续上涨。如果再不认真调整，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只有某些方面退够，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转上健全发展的轨道。”正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伊始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思考这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出发，邓小平开始了他探索适度发展战略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
1979年4月决定调整以前用“多、快、好、省”来表达适度发展的思想。“多快好省”是辩证的统一，多和快是讲高速度，好和省是讲质量和效益，50年代“多快好省”的口号提出时，其辩证性在决策中是明确的，由于“左”的错误的发展，特别是在“大跃进”过程中，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了，造成了严重的失误，这是历史的教训。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又恢复了对“多快好省”的辩证理解，并用以表达他的发展战略的速度观。1978年10月10日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谈话时，他用“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些毛泽东过去用过的语言来表达他关于适度发展的思想。
2.第二阶段
在实施调整的过程中开始用“比较好又比较快”来表达他的适度发展思想。1975年4月5日至2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党的对策，决定从1979年3月起要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道：“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调整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不是偶然提出的，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分析了当前的情况，为了今后的工作发展得更好、更快而提出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
3.第三阶段
在制订“七五”计划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适宜的速度”的思想，并使这一思想逐渐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适度发展战略思想。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制订“七五”计划的建议，我们党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了“七五”时期内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在7%左右。邓小平认为，这个建议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确定的目标是切合实际的。“七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在7%左右，这是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的，执行中可能超过。7%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正是在谈“七五”计划的过程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适宜的速度”这一概念。他说：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总结过去七年的经验，为我国经济发展确定一个适宜的速度，并通过‘七五’计划，为中国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创造条件。”1984年至1988年是经济加速发展的五年，这五年我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由于经济过热带来的一些问题。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这五年经济发展的成绩，但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从而使他的适度发展思想更加明确。1988年6月7日，在与外宾谈话时他指出：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不算低，如果今后这些年也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1989年3月23日，他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又说：“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把错误纠正过来，就能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6月16日，他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又指出：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像过去想的那么高。要在今后的11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9月16日，他对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我们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1990年3月他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及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时非常明确地使用了“适度的发展”这一概念并解释了“适度”的含义。
（二）邓小平适度发展战略的内涵
综合邓小平的多次论述，他的适度发展战略的思想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从外延上来看，邓小平的适度发展战略是一种从中国实际出发的赶超战略
邓小平提出适度发展战略是在总结毛泽东超高速赶超战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并立足于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实践提出来的，这个战略是对超高速赶超战略的扬弃，而不是对赶超战略的否定。适度发展战略所否定的是超高速赶超战略中的不切合实际以及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成分，它所否定的只是那种不切合实际的盲目的赶超。事实上，邓小平对适度发展战略的思考，从未离开过对于赶超发达国家的理想追求，可以说，他的这一思考也是从赶超发达国家开始并且一直把发达国家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参照的。1978年10月10日，在他会见德国客人提出经济发展要“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的同时，他还谈到了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差距，并基于这个差距和以发达国家为参照谈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问题：“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二十二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不仅以赶超发达国家作为思考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起点，而且也如毛泽东一样用经济发展中重要产品的人均占有量的对比来衡量我国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并以此来预测我国经济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时间以及应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步骤。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的一段话明确地显示了他的这一思路。他讲道：“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煤产量，一九七八年，美国商品煤五亿九千九百多万吨，苏联原煤七亿二千四百万吨。我们去年的原煤也达到六亿三千万吨，似乎不算少。但是，按每人平均占有量计算，我们就少多了。又如钢，日本差不多一个人一吨钢，美国和苏联是两个人一吨钢。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比如法国、英国、西德，大体上也是两个人一吨钢。如果我们要达到两个人一吨钢，到本世纪末，就算只有十二亿至十三亿人口，也要六亿吨钢。这不可能，也不必要。如果我们达到一亿或两亿吨钢，那我们也是十二个人或六个人一吨钢。总之，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也要认识到，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更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作上述数字的推算时也正是他提出“小康目标”的时候，他正是在讲完了我国到本世纪末要实现“小康目标”的设想之后，接着说上述一番话的。上面已经说过，“小康目标”的提出是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形成的起点，邓小平不仅以发达国家为参照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小康目标”，而且也是沿着同样的思路逐渐形成了“三步走”战略，这说明“三步走”战略在本质上就是在百年内赶超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它的每一步都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照。
2.从内涵上来看，邓小平的适度发展战略就是既能保证实现战略目标的需要又具有客观实际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一方面指出，治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同时又提出，发展顺利时要注意新问题，制定政策要从实际出发，要注意切实可行性。本世纪的最后10年是比较关键的10年，邓小平指出，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10年建设，不要耽搁。这10年时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个10年，1990年3月3日他针对这个10年阐述过适度发展的含义。他说：“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要按一九八〇年的固定价格，没有水分的，还要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计算在内。这样算，究竟每年增长速度要达到多少？我们现在的算法究竟准不准确，可不可靠？年增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帐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这里反复强调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同时又反复强调要实实在在，要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动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适度发展的思想。根据这一总体思路，邓小平还从三个层次上谈及了适度发展问题。首先，在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100年历史进程中要做到适度发展。他一方面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比其他国家高的发展速度，否则，赶超发达国家就成为一句空话，但同时他又指出，不能幻想赶超过程的短时间，必须对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及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清醒的认识，要注意现代化发展的切实可行性。邓小平精心设计的“三步走”战略就是他对这两个方面辩证思考的最集中体现，这是我国100年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度发展战略。其次，在实现现代化的100年的历史进程中，应该有阶段性的全国平均的适度发展战略。这就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指出的：“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有了一个个的阶段性的适度发展，才能构成并达到现代化100年历史进程中的适度发展，才能切实完成“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再次，有条件的地区应发挥各自的优势争取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的适度发展。1988年谈到在治理整顿中“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又指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得快点。比如广东，要在全国上一个台阶的过程中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
3.从实践上来看，邓小平的适度发展战略体现为发展速度的安排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条件提出不同的要求，具有明显的从实际出发的动态性
邓小平反复指出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安排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只有在冷静地、全面地估量经济形势，对发展的潜力，对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行细致、科学计算和分析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合适的发展速度。按照这个要求，适度的发展速度就会体现为实践中的动态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年份，都可能有不同的速度。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受多种因素制约，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有经济的因素，也有非经济的因素；有主观人为的因素，也有客观自然的因素，等等。而这些因素都是在在变化着的，因此，由这些因素制约着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速度的变化性正是适度的重要表现之一。邓小平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预测和设计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实践基础上的变化性。在1979年初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时，主张1980年、1981年两年的速度可以低一点，以便为后面的发展准备条件。但是，他又同时指出，如果1982年、1983年，我们的速度不能够快一点，我看交不了账。在1982年谈及“六五”、“七五”计划时又说：由于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所以，各种比例失调，今后10年经济发展不会太快，但我们希望下一个10年也就是本世纪最后一个1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高些。
（三）邓小平的适度发展战略对超高速赶超战略的超越
邓小平的适度发展战略是一种赶超战略，但他强调对赶超的追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因此，他一方面为了赶超强调要力争尽可能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同时，他又一再告诫人们不要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不要盲目攀比，要把速度建筑在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基础上，并时刻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要使经济的增长体现和落实到人民生活水平上。邓小平适度发展战略对超高速赶超战略的超越集中地表现在对以下几个重大关系的正确处理上。
1.速度与人民生活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速度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上，从我国现代化建设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由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所决定了的，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不仅对苏联在现代化建设中对农民挖得很苦的情况有着深刻的洞察，而且鉴于苏联的教训，也明白多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对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但是，他也十分清楚，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和大规模的投资分不开的，而没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生活问题。毛泽东一语中的：“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党和毛泽东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和论证的。据薄一波回忆：“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这是编制计划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也曾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过比较，提出过不同的设想。”“设想多发展轻工业，按一般常识讲，一定是投资省、见效快，又能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国家多积累建设资金。但是没有机器制造业，发展轻工业的装备从哪里来？没有钢铁等基础工业，机械制造的原材料从哪里来？没有能源和交通运输，整个经济又怎么运转？仰赖进口么？办不到。一是我们没有钱，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禁运和封锁。全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援也不现实。特别是当时美帝国主义实际上还同我们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我们急需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这些因素是客观的现实，不是我们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毛泽东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施仁政”的思想鲜明地体现了当时我们党在经济发展速度与人民生活关系上的基本思路：“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党和毛泽东关于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积累与消费关系的这些思想从原则上讲是正确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由于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大跃进”中过分强调高投入，追求超高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速度问题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出现了“一切为了速度”以至“为速度而追求速度”的偏差，改善人民生活则被挤到次要地位。这种把增长速度作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原本也想在经济的高速增长基础上能使人民生活得到较快改善，但却事与愿违，尽管人民的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也提高了，并且改变了解放前广大劳动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状况，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不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学家们分析说：“把重工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并使其高速度地发展，就要求有相当高的积累率。在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率一般占30%左右，最高时达到过43.8%（1959年），1979年达36.5%，投资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79年为31.3%，而1978年印度只有24%，低收入国家只有21%，中等收入国家也只有25%。这样高的积累率自然会较大地限制消费的增长。还需要指出，重工业的利润率比轻工业的低得多，每元投资所能提供的利税（这里有价格因素的某些影响）1952-1983年，轻工业为8.6元，重工业为1.8元，前者比后者多3.8倍。这就是说，用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同样多的投资所创造的新增的国民收入是很不相同的，重工业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所需的积累的能力要比轻工业低得多。所以，只要突出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不变，一般总是要由其他部门向重工业提供积累。积累率很高决定了人民消费增长不可能快，人民的基本需要的满足要受到较大的限制。”
邓小平的适度发展战略，鉴于历史的教训，并从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实现了从以速度为主要目标到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为主要目标的重大战略转变，要求把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统一起来，辩证地对待经济高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生产而不改善人民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要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去进行经济建设，又要在坚持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同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为了使人们在理论上正确理解和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加速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和社会主义本质上对此作出了深刻阐明。他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957年的时候，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七十几元人民币，那是很穷的了。七十几元的年纯收入大约相当于工厂工人的月工资。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农民的年平均纯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比较富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只有勉强解决温饱问题。当然这是旧中国所没有的，也是一个进步了。但是，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说，这是很不够的。二是从个人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上对此作了深刻阐明。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三是为我国制定了体现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100年“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发展战略目标的起点就是“基本需求战略”，换句话说，也就是以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起点的战略，从温饱开始，中经小康，达到富裕，“三步走”的每一步都是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标尺的。
当然，邓小平的这种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决不意味着忽视速度的意义。在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的目标下，在保持国民经济比例的协调性和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应该说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越好，这是邓小平历来所主张的。另外，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邓小平所实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这种转变，除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原因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如果说50年代我国现代化建设启动的初期，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以牺牲人民生活的某些改善为代价的话，那么，70年代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以后，实现这种战略转变已经具备了某些条件。海外著名经济学家喻钟烈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从1949年到1976那二十七年中，中国基本上无外援，全靠自己省吃，省用，累积资本建设工业。既缺乏资本，那么中国唯一可动员的因素只有人力。而要动员全国人力在几乎没有工资的情形下长期苦干，就只能靠精神刺激，靠组织的力量，靠统一的领导、调配去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大规模的兴修水利、道路，去发展工业，尤其是耗资巨大的重工业。如果今天10亿中国人民能多少有所享受，就应感谢那二十几年苦干打下的基础。没有这基础，这一切都办不到的。今天中国虽仍比较贫穷，但已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系统。中国人多地少，可是基本上办到了自给自足。这些都是在资本积累时期大搞基建的成果。而此时期又是任何一个建立工业的国家必须经过的。中国既不能像西欧工业国家那样靠剥削殖民地去累积资本，就不可避免的会苦了自己的人民。”
2.速度与比例的关系
超高速赶超战略是一种重点突出的倾斜式发展战略。实行这种战略的本意是想通过某个或某些产业的重点发展以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但长期实行这种战略的结果却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会由于某个或某些产业部门的重点发展，造成其他部门发展不足，形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和畸形的经济结构，并且由于其他部门的发展不能同重点突出发展部门相配合，最后又会使重点突出发展部门在前进过远以后被迫后退。我国长期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造成的结果虽然对于建立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重要的代价就是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在1979年以前，在中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的比重大约占一半左右，轻工业不过占5%-6%，农业大约占10%左右。这种投资结构造成了轻工业和农业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速度与比例的关系。在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多次阐述过速度与比例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邓小平认为，要保证国民经济顺利发展，必须安排好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搞好综合平衡。1979年3月在谈到调整问题时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因此，他主张我们的经济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平衡。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地、稳定地发展的前提。邓小平的这些论断表明，比例是速度的前提，速度的快慢取决于经济比例关系是否协调，如果不惜破坏比例，盲目地追求高速度，即使速度一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最终还得掉下来。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强调，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是一个动态平衡概念，即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比例在不断地变化着，同时，按比例的平衡发展也并不意味着各个经济部门的等速发展，也不意味着平均分配力量而没有重点。由于技术的变化、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动等原因，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之间的比例关系会处于经常的变动中，变动中的比例要求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发展有快有慢，其中的薄弱环节和新兴部门会成为重点，但这种变化是保持按比例和平衡发展的客观需要，与重点突出的倾斜发展战略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邓小平强调，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这表明，在邓小平看来，强调比例、平衡和协调是对的，但不能将其绝对化，比例、平衡、协调是相对的，它们是为发展速度服务的，不能由于过分强调比例、平衡、协调而丧失时机，影响了发展，安排比例必须体现一定的速度，没有了一定的速度，空谈比例、平衡和协调也就失去了意义。
3.速度与效益的关系
对于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毛泽东在理论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早在1955年他就指出：“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一切经济事业所必须遵循的经营方针，并且指明了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1956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规模展开以后，毛泽东对多快好省建设方针的论述，实际上进一步阐明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体现了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在他看来，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其中，“多”是对产品数量的要求，“快”是对时间的要求，“好”是对质量的要求，“省”是对节约劳动耗费的要求。“多”、“快”直接表现为速度，但是，“好”、“省”对“多”、“快”有制约作用，同时又是实现真正的“多”、“快”的必要条件。三年恢复和“一五”时期，生产发展很快，经济效益也较好。但是，1958年以后，由于超高速赶超战略的实施，“多”、“快”成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好”和“省”被忽视了，生产是增长了，速度也不慢，随着积累的大量增加，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增加了不少，但是，资金产出率则相反，积累的效果降低了。例如，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由“一五”时期的35元，降到“二五”时期的1元，即便是到了1976-1980年的“五五”时期也才22元；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人数大为增加了，但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减弱，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9年和1980年两年平均增长率为4.7%，而“一五”时期平均增长率为6.3%。实践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走了一条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粗放发展路子。从表面上看，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慢，但是，人民生活的提高却比较慢，有的时期甚至下降，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同全国人民付出的辛勤劳动相比，极不相称。从多数年份来看，经济效果很差，而且趋于下降。在基本建设方面，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基建工程占当年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建设周期越来越长，工程造价成倍增加，投资效果显著下降。在生产领域，工业固定资产的利用率降低，物资消耗比重提高，产品质量普遍较低，资金利润率显著下降。在流通过程中，流动资金占用大，周转慢，积压多，并且还在边生产、边积压，造成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紧张。为了缓和物资供应紧张，又促使人们争项目、争投资，扩大基建规模，不得不紧缩消费。过高的积累率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反过来又使经济效果下降。如此恶性循环，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改变这种粗放发展战略，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把速度和效益辩证地统一起来，就成为邓小平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大问题。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时，从速度与效益关系的高度谈到了重视效果和质量的重要性：“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最近在发展速度上，发生一个明后两年工农业总产值是增长百分之八还是百分之六的问题。我的意见，增长百分之六也可以，但一定是不加水分的百分之六，扎扎实实的百分之六，不在乎这两年的速度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数字就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问题，有产品不对路、质量很差的问题。知道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有好处。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如果做到这一点，其他的作风也都会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也会提高，实际得到的利益多得多。”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在制定“八五”计划的过程中，1981年11月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不仅第一次在政府文件里使用了“经济效益”这一概念，而且极为关注讲求经济效益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经济建设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使我国经济更好地持续发展。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又再次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82年11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体现了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在比例、速度、效益的计划安排上突出了经济效益。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在谈到“七五”计划时又强调指出：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全国党代会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中，再次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把正确处理好质量与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作为“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把“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确立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明确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主要支柱。1988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当前，要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有条件能搞快一些的就快一些，只要是质量高、效益好、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就应当鼓励发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不要一讲加快发展，就一哄而起，走到过去那种忽视效益，片面追求产值，争相攀比，盲目上新项目，一味扩大基建规模的老路上去。要真抓实干，大胆而又细致地工作，齐心协力办好几件大事，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也作了十分明确的概括：“快是有条件的，要讲效益，讲质量；快是有区别的，各地发展速度可以有所不同；快必须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速度。”这些概括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关于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思想，也是我国今后处理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关系的重要原则。上述表明，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务必把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既要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又要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上述三个方面说明，邓小平的适度发展战略对于超高速赶超战略的超越，集中表现为实现了三个转变：从以速度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到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为主要目标的转变；从重点突出的倾斜发展战略到平衡发展战略的转变；从以追求速度为主的粗放发展战略到以追求效益为中心的集约发展战略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