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必然具有支配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但这种普遍规律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作用的方式和形式又是由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决定。对于如何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目标以及以什么速度实现这一目标，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既要考虑到现代化运行的普遍规律，又要着眼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国情。“考虑问题要胸怀全球，行动要始于足下。”
（一）毛泽东：“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
建国前夕，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并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目标指向的同时，从中国国情的现实性出发，首次论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毛泽东在作出了“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间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这一著名结论后，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为：第一，中国已经有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第二，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第三，中国现代性的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但它却极为集中，它将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五，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发展的；第六，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忽视第一、三两点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忽视第二、四两点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错误，忽视第五、六两点也要犯绝大的错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的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尽管毛泽东在当时还不可能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作出比较精确的预测，但中国现代化建设要获得比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高速度，这点认识是比较明确的。
建国以后，随着现代化目标的日益明确和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展开，毛泽东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高速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详细论证。
作为一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毛泽东有着一种时间上的强烈的紧迫感，他把速度问题当作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来看待，当作政治问题来看待，当作关系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来看待。他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时候，反复阐明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选择高速度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1.着眼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来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中国是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就更加迫切。毛泽东牢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教导，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先进的工业国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工作重心应转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应体现在尽快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社会主义是在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基础上诞生的，比资本主义有许多优越性，经济建设一定会比资本主义快得多。1956年8月30日，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针对国内外一些人对党的路线方针不甚了解的情况，毛泽东通过回顾党的历史道路，尤其是七大以来的发展进程，指出，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七大以来的11年，我们的成绩是很大的，全国承认，全世界承认，甚至连外国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毛泽东不止一次强调，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使自己停留于这种由于两个革命的胜利而激发出的豪迈之情上，而是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把这种豪迈之情转化成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既然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赶上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
2.着眼于变被动为主动的巨大压力来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备受苦难与屈辱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但是，由于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破烂摊子，所以，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的贫穷大国。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曾坦率地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对于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讲得更加概括：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现代化建设是一张白纸。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比我们发达，资本主义在经济实力上还处于明显的优势，他们正是凭借着其经济实力在国际交往中要挟甚至封锁我们。经济上落后是我们在国际社会受歧视的主要原因。这种由于长期受欺凌受奴役的境遇所产生的一种被动感、压力感，即便是在完成“一五”计划建设之后，也没有丝毫减轻。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从变被动为主动的角度透彻地阐述了实施高速度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要性：“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实行高速度发展战略的迫切性。他在读到列宁关于在经济方面赶超先进国家问题时的警语“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时说：“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开足马力奋勇前进’”，“现在我国工业化的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又通过总结中国100多年的历史，阐明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以激发人们高速发展工业的使命意识。
3.着眼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迫切需要来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伊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通过实行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禁运、军事上的恐吓包围，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原有的落后工业是极不适应的，必须快速建立现代工业基础，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1957年7月，他又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谈到了现代化建设高速度发展对于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建立和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1958年9月，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中，他又指出：我们还有台湾问题，美国还在威胁我们。即使台湾收复了，美国的威胁还会存在。这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其次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的共同的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在毛泽东看来，加强国防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快速发展经济是基础。
4.着眼于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来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1956年8月，毛泽东指出：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国家，但是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是年11月，毛泽东又指出：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由此可见，毛泽东强调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度发展还着眼于中国人民应尽快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1.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50年代中期我国现代化建设大规模开展之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作了深入研究，认为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会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他说：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越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所作出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著名论断，也是基于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一根本点而发的。毛泽东还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速度问题的有关论述，毛泽东指出：“教科书只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这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有需要，而没有可能，那怎么能高速度呢？”“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产阶级的命，进行得比较彻底，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一切迷信，把人民群众从各方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2.党的正确领导为实现现代化建设高速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证
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应当相信，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最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3.人民群众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社会主义的创造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度，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在于人民群众。列宁曾经讲过：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毛泽东认为这句话讲得好，并指出：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1955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1956年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八大报告指出：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6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1958年4月15日，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他有感于人民群众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看到了做了主人的中国劳动人民的极大的创造力，满怀激情地写道：“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1928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曾经强调指出：“只有加速发展工业和实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认为“决议里面的这些话很好。我们现在就是执行这个决议”，并指出：“教科书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4.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历来主张革命和建设要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但并不否定外援的重大作用。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和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谈话时指出：苏联在36年前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坏人，建设了36年才有现在的成绩。我们建设起来比苏联还要快些，因为我们有苏联的援助。1956年9月15日，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明确地把获取外国的援助和支持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外部条件：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获取外国的援助，不仅仅表现为物质上的支持，还包括正确吸取外国的经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发展还在于有苏联的经验为参照。“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
（二）邓小平：“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
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必要也有可能实施高速发展战略。
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心愿，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并不在于他确定了现代化这一目标，恰恰相反，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他的失误在于在致力于现代化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犯了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邓小平是毛泽东现代化伟业的接力者，尽管时代不同了，他所追求的目标与毛泽东的目标指向是一样的，正如列宁所说：“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后继者的使命在于认真总结前辈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规划达到目标的具体途径。邓小平正是以总结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为历史起点开始了他对现代化发展速度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正处于恢复、调整时期，改革也刚刚起步，现代化建设已重新正式启动，邓小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和分析了现代化发展速度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建国以来，由于“左”的错误的不断发展，尽管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绩，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但整个说来，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针对这种情况1980年4月他通过总结经验指出：“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当1982年5月6日与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谈及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邓小平又重点谈及了速度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我国正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第七个五年计划也有了个设想。今后十年经济发展不会太快，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各种比例失调。五年至十年以内，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达到百分之五就了不起了。我们希望下一个十年也就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高些。”这里，既谈及了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在速度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又根据实际情况对未来20年现代化发展速度作了预测。后来，邓小平又反复谈到“左”倾错误与发展速度的关系问题，认为，“左”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但是，邓小平对纠正现代化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如此重视，并不意味着他主张经济发展的低速度，他对于急于求成“左”倾错误的不断反思，正是为了寻求和摸索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度。改革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198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左右，大大地超过了原定的增长4%的计划。邓小平对这个增长速度非常敏感，他立时提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他要求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并原则性地指出：长期计划留的余地应该大一些，年度计划可以打得积极一点，当然也要留有余地。他总结前段时间的工作说，总结历史经验，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注意。现在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邓小平所说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指经济快速发展问题。这一切充分反映出邓小平作为党的领导对于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的迫切心情。出乎意料的高速度经济发展的事实，使他开始考虑能否进一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1984年6月30日，他在会见外宾时发表谈话，在提出我们的构想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要论断的同时，指出：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走了五年半，发展得不错，速度超过了预期。这样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现在可以告诉朋友们，我们的信心增加了。显然，邓小平已经将小康目标连同实现这一目标的高速度构想共同纳入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了。1984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开始向全面、系统、纵深发展，邓小平在逐步形成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设想。1984年12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曾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个文件作了高度评价，并结合这个文件谈道：我在同外国人谈话时，讲了一句大胆的话：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这个话，我们过去是不敢讲的，只是讲翻两番有可能实现，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经过4年的时间，“六五”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三年完成，今年的计划也将超额完成。过去说，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6.5%，20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7.2%，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看来我们前10年的势头可能超过7.2%，因为前3年已经接近8%了。4天之后，他在会见外宾时满怀信心地指出：“如果按照决定所制定的方针走下去，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加快。”从此以后，邓小平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加深，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反复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1986年6月，他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提出当前要解决好农业、外汇和政治体制改革三个问题，以免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年8月，他在视察天津时的讲话中指出：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1987年6月，他针对社会上对快、慢问题的议论，坚定地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可能放弃，甚至不可能放慢。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1987年10月13日，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他又强调：“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在1990年3月《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谈话中，他提醒人们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的滑坡问题，认为经济发展速度的滑坡，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这是真正使我们睡不着觉的大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谈话，他立足于国际国内经济的发展全面论证了加快经济发展问题，明确提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从80年代初提出要“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的最初构想到90年代初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加快发展思想，表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始终是邓小平关心的大问题，高速度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始终是邓小平探索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对于经济发展高速度的重视，根源于他对于经济发展速度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意义的深刻认识。他基于这种深刻认识对我国实施现代化高速发展战略历史必然性的论述，既继承了毛泽东高速度现代化战略的正确思想，又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并结合新的实践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着眼于时代的发展来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整体而言，仍然是由十月革命为起点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为主要矛盾的时代，但是，就过程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却步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的阶段。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邓小平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着眼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深刻地把握了当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并以此为根据来设计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他从时代的发展看到了加速发展经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首先，就世界整体而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日趋深化，对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既提供了新的契机又使我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时，由于清朝的闭关锁国而使中国丧失了参与世界生产力调整的机会；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由于缺乏第一次科技革命所应奠定的产业基础和处于两次鸦片战争后的贫困，使事实上已经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再一次丧失了大发展的机遇；第三次科技革命在20世纪40年代拉开了序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50年代至70年代我们已经丧失了20多年的大好时机，进入80年代的中国必须赶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头。因为，新的科技革命犹如跨世纪前进的高速时代列车，只有抓住跃上这辆列车飞速前进的有利时机，才能加快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速度。邓小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30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变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产生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借助科技革命的浪潮加速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他告诫人们：“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其次，就局部而言，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也使我们面临着一个“友好的压力”。邓小平不仅从整个世界的发展谈及我国发展面临的压力，而且非常注重从与周边国家的比较中看到我们的差距。面对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东盟四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快速发展，邓小平在1990年3月就指出：4%、5%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是年4月7日他又谈道：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30亿人口，中国内地就占11亿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1991年8月20日，他更鲜明地指出：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作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再次，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实力地位的压力。在国际交往中，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大小，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发展起来。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又说，我们现在还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在邓小平看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应该担负着重大的国际责任。他说：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但是，作为重要的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我们现在这个力量还小，只有等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
邓小平不仅从时代的发展角度强调了中国加速经济发展的必要性，而且还从时代的高度论证了中国实施高速发展战略的可能性。这种快速发展的可能性首先表现在从来未曾有过像现在这样有利的国际环境，用邓小平的话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一方面，世界格局经历了大的动荡之后，旧的两极对峙的格局瓦解了，尽管在当前世界格局的转换和过渡时期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战争和动荡还时有发生，但世界形势的总体趋势是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合作，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这就为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1983年3月他就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不久，他在全面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七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有些人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邓小平及时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整体化、一体化、国际化速度加快，生产国际化，贸易国际化，技术国际化，投资国际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这是因为，不仅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而且发达国家也面临着继续发展的问题，他们为了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也需要为其剩余资本寻找新的出路，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这些问题不解决，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同时，少数发达国家的持续发展，绝不能建立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的基础之上。他们必须关心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这一切为中国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这种快速发展的可能性还在于我们具备了快速发展所需要的有利的国内条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也出现过某些波折，但整个政治局面是稳定的；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化，党和人民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趋自觉和深化，在发展理论上更加成熟；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实践经验，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线；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前期成就，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等等。对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因素为我国经济加速发展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邓小平总结说：“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2.着眼于民族的自强来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从致力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角度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全部近代史的最基本的教训和深刻的启示就在于：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受欺侮。中华民族的过去和现状要求我们尽快发展起来。邓小平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但是，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国就会对人类有大一点的贡献；另一方面，只有加快发展经济才能顶住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邓小平反复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990年4月，针对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七国对我国的经济制裁，邓小平深有感触并充满信心地说：“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邓小平鼓励大家：“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3.着眼于人民的要求，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反复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小国，建国以来尽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就整体来说贫穷落后的状态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民迫切要求尽快发展经济，进一步改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指出，经济的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他总结经验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针对社会稳定问题，邓小平又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在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甚至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4.着眼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来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批评建国以来的“左”的错误为契机，深刻指出：“中国建国三十多年来，不论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邓小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尖锐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从社会主义本质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角度，强调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紧迫性和可能性。
（三）毛泽东邓小平的高速发展观与赶超战略
由上述可见，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共同的基本思路。对于这一点，理论界在认识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分歧。问题在于高速度与赶超战略是什么关系，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否都奉行赶超战略？如何评价高速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
理论界对赶超战略的研究成果颇多，但综合起来看不外两种基本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不否定经济发展高速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把赶超战略归结为“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战略。比如，李君如在《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一书中，曾辟专节论述“赶超战略的教训”，作为该书第三章“中国工业化道路”中的一节，是以中国工业化历程中的“大跃进”运动为研究对象的。作者尽管没有涉及到邓小平是否赞同赶超战略，但把赶超战略归结为“大跃进”战略，就已经使这个问题不言自明了。胡鞍钢的《中国经济波动报告》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利用经济周期波动理论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演变历程的力作。他在该书中写道：“建国四十多年来，关于如何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目标以及以什么速度实现这一目标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速胜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应当开‘特别快车’，这是一种‘赶超’战略；另一种是持久战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开快车，但是不可能开‘特别快车’。”很显然，这种观点承认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主张高速度经济发展观，但又认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式的赶超战略是不成功的，邓小平不奉行赶超战略，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快速发展经济的战略。
第二种思路是：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奉行赶超战略，高速度与赶超战略是一致的，只是这种赶超战略，由于时代条件和战略主体认识水平的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两位历史伟人那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李安增的《毛泽东的赶超战略论析》一文，反对把赶超战略当成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的代名词，认为：“是毛泽东在本世纪50年代领导古老的落后的中国开启了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巨轮，尽管其在实践中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在历经磨难与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不是赶超战略的终结，中国人民正沿着邓小平开辟的正确航道，把毛泽东的未竟之志变为光耀全球的辉煌！”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对赶超战略作出了独具特色的新解释：“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大都具有资本稀缺而劳动力或自然资源丰富的要素禀赋特点。不顾这种资源约束，以重工业以致整个工业体系去赶超发达国家，实际上是超越经济发展阶段，不顾自己的资源比较优势的战略设想。因此，‘赶超’战略是重工业优先增长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形象概括，我们用它来称谓所有类型的不顾资源比较优势而盲目赶超的发展战略。”但是，这种解释的实质在于否定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不否定那真正意义上的“赶超”，并认为利用比较优势战略可以实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赶超”：“从亚洲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并非只有一种道路或战略选择。利用市场机制发挥一个经济的资源比较优势，在发展的早期劳动力还相对丰富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以国际贸易作为实现比较优势的途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可以高于那些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而且能够高于发达国家，从而真正实现‘赶超’。从典型的意义上，我们称这些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利用资源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或简称为比较优势战略。”由此可见，这种观点，既不否定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不否定真正的赶超，只是在赶超的具体路径上有新的思考。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导向的经济战略并不能达到赶超的目的，而邓小平在改革中逐渐形成的比较优势战略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赶超。
我们认为，“大跃进”战略无疑是一种赶超战略，但把赶超战略归结为“大跃进”，进而否定赶超战略并不是科学的态度。从全球史的角度来透视，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其实质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但是，由于现代化进程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不同步性，对于早期现代化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个历史进程表现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以工业化为动力所导致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它使工业主义逐渐地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对于晚起步的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由于整个国际发展条件的变化，就国内来说，发展中国家面临日益加强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压力；就国际来说，具有大量引进和借用外资，购买高技术、新设备等客观可能性，这样，以高于早期现代化的速度强制推行工业化和技术革新，是所有赶超型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后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这种赶超和高速度特征是世界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著名现代化专家亚·格尔申克隆提出了影响巨大的“追赶模式”用以分析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格尔申克隆模式’是指格尔申克隆在总结所谓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的高速增长过程时所提出的‘追赶（Catching up）模式’。这个模式是在对19世纪后期欧洲德、意等国的工业化过程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后来又由罗索夫斯基和大川一司等人通过对日本工业化过程的分析加以印证，广泛地运用于对日本经济的分析。日本的渡边利夫运用这一假说分析了韩国经济，进而提出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的理论，由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今天，这一模式还被经常地用来分析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等的发展战略问题。”由此可见，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即落后的现实状况与现代化的先进要求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必然使这些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战略具有相互联系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现代化发达国家为参照并实施对这些国家的赶超；二是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速度推进现代化进程。没有这两点也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去审视中国现代化历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强调中国现代化的高速度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现代化的不同时期里，实质上都是奉行的一种赶超战略，只是在赶超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毛泽东的“大跃进”战略只是赶超战略的一种极端形式，在邓小平看来是一种脱离国情和国力的“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的“超高速发展”战略。邓小平对“大跃进”超高速发展战略的否定并不是对赶超战略本身的否定，而是通过对“大跃进”这种失败的赶超战略形式的反思，寻求一种新的适合中国国情国力、符合客观规律的赶超方式从而有效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真正的赶超。邓小平所找到的“三步走”战略就是以中等发达国家为参照和追赶目标的切合中国实际和符合客观规律的有效的赶超战略。这个战略既是高速度的，又是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为支点的，因此，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适度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高速度和赶超战略上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实现高速度和赶超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下面几节中，我们将对他们的不同作详细的比较。
在这里，需要继续阐明的问题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高速发展观和赶超战略应作如何的评价，这是中外学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证明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一基本思路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1.就经济高速发展和赶超战略的本质来看
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邓小平则沿着这一正确的思路作出了重大发展。毛泽东曾经深刻地论述过高速发展和赶超战略的本质：“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在毛泽东看来，高速发展和赶超战略的本质，就在于不能亦步亦趋地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而必须打破常规，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种发展战略不仅在战术上不排除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而且试图在这种转移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高科技，更重要的是在战略上以超过发达国家为目标，这种摆脱依附的发展是符合后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的。尽管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赶超的具体方式采取了新的选择，但在对高速发展和赶超战略本质的理解上是一致的，正因为这样，他在反复强调对外开放的同时，从来都对独立自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且把科学技术强调到第一生产力的程度，这正是对毛泽东上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就高速发展和赶超的可能性来看
除毛泽东、邓小平在对高速度历史必然性的论述中所阐述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应引起注意，那就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度以及世界商业中心的东移给中国的发展提供的难得的机遇。相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日本无疑是后现代化国家，奉行的是赶超欧美的战略。1955年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到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法国，1967年超过了英国，1968年超过了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大经济国；在科技方面，50年代初，日本落后于美国20年到30年。60年代初，缩小到10年到15年。到70年代，日本在一些主要领域已先后达到世界水平。大约用2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40-50年的技术发展道路，成功地实现了赶超。60年代以来，继日本经济崛起之后，亚太地区又相继出现了一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如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及泰国、马来西亚等又以更高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和赶超的目标。“日本及四小龙的面积不到世界陆地面积的1%，人口也不及世界人口的4%。然而，日本、四小龙却与欧洲和北美一道构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三大支柱。1988年，在世界17个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中日本和四小龙占了五个席位。从本世纪60年代起，日本和四小龙已控制了世界纺织业和电子工业。日本和韩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造船工业国，同时，它们还是令全世界竞争对手生畏的钢铁和汽车生产国。东京、香港已和纽约、伦敦一同跻身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行列。当今世界上外汇储备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和台湾。日本、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公民及公司控制了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巨额资产，相比之下，欧洲人和北美人在东亚地区所拥有的资产数额要小得多。日本及四小龙的经济现在仍以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速度继续飞跃发展。”中国地处东亚，与日本和四小龙有着较紧密的地理联系，相近的文化特点，近似的历史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发展和成功赶超，无疑成为我们实现自己目标的重要参数。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喻钟烈所言：“如果从全球考虑，就可以看到，世界经济中心正在由西方转向东方，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由于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及地理上的优势，世界经济中心，最早源于威尼斯，活跃于地中海领域，并促成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奥斯曼帝国的形成，逼使中心北移，在欧洲徘徊；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中心移至伦敦；美国独立以后，中心由地中海移到了大西洋。‘二战’以后，中心又向太平洋迁移。1984年起，太平洋的贸易总额超过了大西洋。在那以后，香港及周围的日本、台湾、中国等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使香港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上海将是新的中心。”
3.就高速发展和赶超的现实性来看
几十年高速发展和赶超的历史事实证明，尽管我们曾发生过曲折，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仍然是相当快的。1953年至1978年，中国国民收入增长353.2%，每年平均增长6%；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79%，每年平均增长8.2%；农业总产值增长129.6%，每年平均增长3.2%；工业总产值增长1498.6%，每年平均增长11.2%。其中，轻工业总产值增长961%，每年平均增长9.5%，重工业总产值增长2891.6%，每年平均增长14%。而从1955年到1973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美国3.5%，法国5.9%，联邦德国5.4%，意大利5.6%，英国2.6%。从1974年至1981年间，它们的增长率都大幅度下降：美国2.4%，法国2.5%，联邦德国2%，意大利2.5%，英国1.6%。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更是高速增长。整个80年代，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速度为2.9%。西方发达国家平均增长速度为3%，发展中国家多数情况不好，而中国在80年代平均增长速度却达到了9%。90年代初，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1990年为1.6%，1991年为0.2%，1992年为0.6%；发达国家经济增长1990年为2.3%，1991年为0.7%，1992年为4.9%；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在90年代的头两年因治理整顿略低些，分别为4.3%、7.8%，1992年又高达12.8%，1993年达到13%以上。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情况表明，1992年到1996年，世界经济从萧条走向稳定增长。在此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增长率居于世界首位。1992年至199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2%，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3.4%高出8.6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年均增长率2.2%高出9.8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率6.4%高出5.6个百分点。
4.更为重要的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在寻找一条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已经明显摆脱了苏联模式，但又没有接受西方的模式，找到这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为我们高速发展和实现赶超奠定了关键性的一步喻钟烈教授在分析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时，曾将全球分为四大区域，提出了“四个世界”的分析模型：第一世界主要为欧美工业国家，也包括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在内；第二世界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内；第四世界是拥有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这四个世界中，到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一直是在第一世界，其他区域的国家只有从属地位，并没有主动的直接参与世界经济贸易的活动。战后第二世界的兴起，就靠采用了完全与第一世界不同的经济理论相当成功地指导了它们的经济发展，从而使自己成为第一世界的唯一对手。而第三世界的经济在经历战后40年的今天，可说进展太慢，有的国家甚至每况愈下，民不聊生。其原因就在于它们一直在搬用第一世界或第二世界的经济理论。“中国在五十年代以前本属第二世界。但很快就发觉那些理论不尽适合中国国情。从六十年代开始就在摸索自己的道路，创造自己的理论。中国虽自称属于第三世界，事实上她早已在世界舞台上独来独往，另创了一个第四世界。由于中国既不完全搬用第一世界的学说，也不整个借用第二世界的理论，总想创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她的经济发展尽管道路曲折，却有相当可观的成绩，这绝不是偶然的。”不管“四个世界”的分析模型是否科学，但其中表达的意思是清楚和正确的，二战以后，其他三个世界都面临着赶超第一世界的问题，但赶超的结果却不同，而这个不同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选择道路的不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在探索中经历了许多曲折，但中国已自成体系，在重新与发达国家接触时，就有了选择合作的自主权（Selective Corporation），不依附于中心国家。这是我们经济高速发展和实现赶超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这也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人民的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