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爱”，是一个古老的汉语词汇。
见于明代李贤所著的《古穰杂录摘抄》，其中一则笔记起句为“士奇晚年泥爱其子”。读到这里，顿觉“泥爱”二字眼生，但查辞书，遍觅不得。明代焦所著的《玉堂丛语》一书，也谈到杨士奇“泥爱”这件事，题目为《惹溺》，这个“惹溺”，同样也是一个稀见的，不载于当代出版的辞典。
看来，任何民族的文字语言，都是处在不停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一些新的词语在产生，一些旧的词语在消亡。“泥爱”和“惹溺”，便是埋葬在古籍中，属于尸骸性质的词语，很难在现代语言中复活了。
由于李贤和焦竑写的是同一件事，参照来看，“泥爱”的“泥”，约与现代汉语中的溺爱的“溺”同义，也许更接近于时下流行的“爱呆了”的意思。一个人爱呆了，爱傻了，爱到不清醒、不问是非的程度，便是“泥爱”了。语言虽然古老而且死亡，但这种为官之父“泥爱”其不肖子的社会现象，由明至清，由民国至现在，倒是一点没变，甚至还发扬光大呢？就看最近坐在被告席里的高级干部，与其子、与其妻、与其情人小秘、与其三亲六故，作奸犯科、贪赃枉法、包庇纵容、共同为恶，便可证明。
李贤所说的这位泥爱其子的士奇，是明代有名的宰辅杨士奇。
宰辅，其实就是宰相。明朱元璋实行独裁统治，大权独揽，是个谁也信不过的暴君，因而立下规矩，子孙为帝，不得设宰相以分君权。可没有三头六臂，他不可能事必躬亲，中央地方之间的协调管理，政府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总得有人去做具体细致包括杂七杂八的事务，否则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就会发生问题。于是，就有辅臣的设置。所谓辅臣，通常由翰林学士担任，备咨询、拟对策、上条陈、做建议，有行政权无决定权，是一切听命于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已。
老朱和老朱的儿子朱棣，是打江山的皇帝，因此也是杀人无算的强悍人物，做辅臣的，只是垂手侍立的跟班，吩咐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到了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和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便是坐江山的皇帝，不再具备乃父、乃祖那份杀伐决断的魄力和“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威风。从此，辅臣才由做笔录的文书角色，成为出主意的股肱人物，渐渐地，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慢慢地，也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达到了不是宰相，等于宰相的名位高度。
生于公元1365年，死于公元1444年，差几天就80岁的杨士奇，历事惠帝、成祖、仁宗、英宗四朝，这位老先生亲身经历了辅臣地位逐步提高的过程。若不是他“泥爱”其子杨稷，弄得声名狼藉，最后搭上老命，这位元老政治家的一生，本可以画个更圆满些的句号。
因为，引车卖浆之流，贩夫走卒之辈，纵使“泥爱”他的子女，小小泥鳅，能翻多大风浪？但是，官做得越大的干部，“泥爱”其亲属，任其行凶作恶，听其胡作非为，那后果也越严重，对于社会的危害性也越可怕，最后付出的代价也越沉重。看来，这也是为官者，尤其为大官者，必须戒之慎之的事情了。
其实，正史对于杨士奇，以及杨荣、杨溥的“三杨”辅政，还是比较肯定的。《明史》赞曰：“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变，协力相资，靖共匪懈。”一方面，朱元璋和朱棣半个世纪的铁血统治，基本上是暴政、是镇压、是不停地杀戮，无论国家的元气，还是百姓的繁衍，都经不起再折腾，需要休养生息；一方面，朱高炽、朱瞻基，乃至朱祁镇，都是无甚才智、无甚作为的平庸之君，因而在敬谨恭勉，求稳慎行的“三杨”辅佐下，国家能够正常运转，大局能够保持安定。
明代郑晓所著《今言》中称，“惟西杨起布衣，历四朝四十一年”，杨士奇执政的这时期，明代虽无大发展，但也无大动乱，不能不说是“三杨”的贡献。尽管明代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但元末大乱以后，接着又是明初两帝的疯狂杀戮，能够安定下来，老百姓不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便是托天之福了。
杨士奇，江西泰和人，出身寒门，早年在乡间为塾师，很清苦，也很努力。惠帝时，以才学优异荐入翰林，为编纂官，尽管未经科举，以出类拔萃入仕，值得自豪；但并非正途出身，他也是相当抱愧，引为生平一恨。因此，永乐夺了他侄子惠帝的江山，没有什么资历的他，赶紧投靠新朝。由于他很表现，也很卖力，定都北京以后，先任编修，后入内阁，再进侍讲，一路青云，升任辅臣。永乐北巡，朱棣委任他扈从东宫，驻守南都，相当信任他的。
当时，永乐不喜身肥懦弱的长子，属意那个骁勇跋扈的次子，朱高炽差点被废，当不成太子。杨士奇极力美言，予以回护，才得以无事。后来，仁宗继位，便立升他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加少保，颁“绳愆纠谬”勋匾，予以殊荣。随后进少傅，为兵部尚书，也算是对这位老臣的恩渥和报答。
也许因为这种原因，仁宗当朝，作为宰辅的杨士奇，和以前侍候成祖大不相同。能够秉公用人，持直主政，能够坦陈己见，谏言无忌。中国知识分子之可爱处，有了一点发言权，还是能够为国为民做点好事的，正史上对他予以相当肯定。譬如仁宗登基后，那些在他为太子时，得罪过他的官吏，他一心惩办，大搞报复，是被杨士奇劝止住了的；譬如那些上书歌功颂德的臣僚，因为马屁拍得顺当，仁宗很开心，便要加以提拔，是被杨士奇一一反对掉的；譬如后来成为栋梁之材的于谦、周忱、况钟这些才志杰出之士，又都是他发现引荐而获得重用的。“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明史》）
有一位叫顾佐的御史，也是杨士奇起用的人才。有一次，“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帝密示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帝叹曰：‘朝臣贫如此！’因怒诉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诬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对曰：‘细事不足干上怒。’”（《明史》）
从这些地方看，杨士奇在尽责为官上，可谓兢兢业业，孜孜不懈。但是，这样一位极明白事理，极通晓大体的政治家，却因为“泥爱”其子，而成为一个被蒙蔽的糊涂父亲。
“李贤这样写道士奇晚年泥爱其子，莫知其恶最为败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见其暴横，以实来告，士奇反疑之，必以子书曰，某人说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书，反毁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乡里故，挠其所行，以此诬之。士奇自后不信言子之恶者。有阿附誉子之善者，即以为实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恶不复闻矣。及被害者连奏其不善之状，朝廷犹不忍加之罪，付其状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为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数十，恶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时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犹慰安之，恐致忧。后岁余，士奇终，始论其子于法，斩之。乡人预为祭文，数其恶流，天下传诵。”
焦竑对这个败类又有进一步的描写：“杨文贞子稷恶状已盈，王文端为文贞言之，遂请省墓，实欲制其子也。稷知，每驿递中，先置所亲誉稷贤。后扬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镑稷耳。’稷复迎于数百里外，毡帽油靴，朴讷循理，家中图书萧然。文贞遂疑文端妒己，还京师，出之吏部。”
鲁迅先生写过一首《答客诮》的旧体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为父亲者，爱自己的儿子，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类天生的感情。但这种爱，超过一切，压倒一切，以致颠倒黑白，枉顾是非，那就害人害己，遗祸社会。
因为这个父亲，不是蹬三轮的，谁也不会关心；也不是卖鸡蛋的，谁也不会注意；且并非碌碌无闻的大人物，而是众所周知的大宰辅。于是，有这样一个被斩首的混账儿子，纵使相信是被蒙蔽，是糊涂虫，不曾同流合污，也不曾狼狈为奸，那不论是杨士奇，还是别的什么士奇，也不论是过去的杨士奇，还是当代的别的什么士奇，都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大笑柄，为人所不齿，被人所唾弃。
明代的何良俊，在其所著的《四友斋丛语》中，那批判的锋芒就直指杨士奇了。
“杨文贞公之子，居家横暴，乡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贞同乡且相厚，遂极言之。后文贞以展墓还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数百里外。文贞一见，以为其子敦朴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为此语，大不平之。后事败，乡民奏闻朝廷，逮其子至京，处以重典。文贞始知其子之诈，然文贞犹以旧憾，抑庵在吏部十余年终不得入阁者，人以为文贞沮之也。由此事观之，则三杨之中，文贞为最劣矣。”俗话说，知其父者莫如其子，同样，知其子者也莫如其父，从遗传学的角度考量，父子之间，总是会有共同的基因。按照其子杨稷那一份作伪本领，造假功夫，高超的表演能力，呜呼，我不禁怀疑，这个老爹，果然是被蒙在鼓中么？
“泥爱”之祸，这位明代贤相，确实是一面值得照一照的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