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和现代财政学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一国在面对经济滑坡而实施扩张财政政策时，因财政支出突然增加而伴随着赤字和债务的扩大，导致政府无力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增加，因而加大了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如我国在1997～200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政府有意识地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并实行结构性减税而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调控。其结果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迅速走出衰退的阴影，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的政府债务产生了过度积累，债务负担率和赤字率都接近或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因此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比较严峻。
2008年下半年，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形势再次趋冷：无论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还是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等都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如CPI从2008年4月份的8.7%下降到2009年1月份的1.0%，财政收入在2008年11月份与2007年11月份同比增长为-7.3%，我国经济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经济形势很不乐观。因此，2008年1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又果断采取措施，迅速实现从稳健财政政策向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变，提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大举措，并由中央政府代发地方政府债券2000亿元。于是，积极财政政策又在我国拉开了帷幕。
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再度实施，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又成为财政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所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虽然到目前为止，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比较多，但过去的传统风险分析方法往往侧重于对政府直接显性债务即国债的研究；实际上，在政府所应承担的各种债务中，还有一种因其隐蔽性、条件性、突发性和不可控性而日益受到瞩目的债务，那就是政府或有负债。对于政府或有负债的研究发轫于1998年世界银行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研究，最先由世界银行专家汉娜（Hana）提出。自汉娜提出政府或有负债概念以来，由于其在应对政府所面临的财政风险方面强有力的解释而得到迅速传播，且其后一些国家的财政状况发展也验证了政府或有负债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现实中，很多看起来预算平衡的国家却被突如其来的债务支出所打破，究其原因，往往是该国过度积累了政府或有负债。因此，这种政府或有负债已经成为影响一国财政稳定和财政可持续性的主要原因。故近几年，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一些国际机构都加强了对政府或有负债的研究，并给出了许多控制政府或有负债、防范由其带来的财政风险的思路和对策。
对于我国来说，政府未来的财政状况也取决于政府或有负债的控制和防范。要想控制和防范我国政府或有负债，就需要对我国政府或有负债的形成机理和现实状况有一个清醒的了解和认识。由于我国本身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和转型特点，国际上的一些对政府或有负债的解释可能不适用于我国。因此，我们在研究政府或有负债时更要强调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条件。为此，我国的一些学者围绕着政府或有负债纷纷给出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一方面丰富了我国的财政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给财政实践部门提供了指导；另一方面，考察以往对政府或有负债的研究，又总感觉对其在中国的形成与存在的解释还不很全面，认识还不很充分和深刻。特别是很多学者在探讨政府或有负债时没有将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考虑进去，对其的解释也就显得有点苍白无力。
马恩涛同志的《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政府或有负债研究》一书，对政府或有负债问题特别是政府或有负债的产生根源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将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与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提供的隐性担保结合起来，分析了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或有负债的积累情况。在探讨政府或有负债的产生时，建立了一个多维视角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其产生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前提条件、预算基础、主要载体以及转型背景等角度进行了阐释，较好地解释了政府或有负债特别是中国政府或有负债产生的根源。
综观本书，其主要创新有如下几点：一是在分析政府或有负债产生的根源时，建立了一个较好的多维分析框架，对前期一些学者对或有负债的研究进行了整合，将其产生的各方面原因摆在我们面前，条理清晰，思路了然。对政府或有负债的多维度理论解析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我国政府或有负债的本质。对此，作者从政府的“社会人”和“经济人”双重假设出发，给出了政府或有负债产生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即公共风险和机会主义。作者提出的“财政双重约束”（即内部财政能力弱化约束和外部财政压力刚性约束）也是本书的一个创新之处。面对这一约束条件，政府要想实现自己效用函数的最大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是其理性选择。为此，政府以隐性担保代替直接投融资，以推迟财政调整来实现短期财政成本的最小化。这一分析框架较好地解释了我国政府或有负债的产生原因，且各内容之间环环相扣，逻辑性和系统性都很强。二是在分析政府或有负债的形成机理时，建立了一个以中央政府为核心，以国有企业、国有金融部门、地方政府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为担保对象的完整的隐性担保体系。就这一担保体系来说，无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还是目前的市场经济中，在我们国家都一直存在着，只是在市场经济下这一担保更加隐蔽而已。正是在这一隐性担保体系下，存在着被担保对象的大量“道德风险”，从而产生了过多的政府债务。三是在对我国政府或有负债风险的现状进行分析时，作者也没有只就债务论债务，而是将债务与清偿其的政府资产联系起来。为了与或有负债的性质相对应，作者提出了“基础财政能力”和“核心财政能力”两个概念。虽然用来抗拒风险的财政能力与政府或有负债并不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这种基于财政能力或资产的债务风险评估理念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对这两个财政能力的分析来验证我国政府或有负债风险的现状，显得比较全面和客观。
当然，本书中还有不足之处。严格来说，我国政府或有负债所包含的内容比本书中所涉及的内容还要广泛，不仅包含来自于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债务，而且一些国家事业单位如高等院校的债务以及过度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治理成本等也应该包含其中，且其中的债务数据还需要进一步挖掘。这些内容有待作者在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马恩涛同志是我培养的博士生，他把博士论文加工充实成《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政府或有负债研究》专著出版，我作为马恩涛博士的指导教师，甚感欣慰。希望作者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继续努力，勇于实践，不断推出更多的优秀成果，以回报国家与社会；也希望学者、专家和读者同志对该书的出版，予以关注、批评和指正。
邓子基
2009年8月
于厦门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