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门外即通江，
画阁临流径木桩。
晓起鬓鬟鉴淮水，
夜深箫管度昆腔。
江南运河不但改善了江南水陆交通的面貌，而且促进了江南地区工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加强了南北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此基础上，吴地商业也随着运河的修拓迅速蓬勃发展起来。
隋朝以后，苏州经济日益繁荣，人口逐年增长，到唐末已增至14万户。在唐代，有幸在苏州做官的诗人白居易，从杭州调到苏州当刺史，一到苏州就被眼前的繁华所震惊，发出了“曾赏钱塘嫌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的感叹。他在“人稠过扬州，坊闹半长安”的苏州开通了间株杨柳间株桃的七里山塘河。他开创的山塘直至明清一直是全国官宦名士、豪商大贾最奢靡的享乐天堂。在太平军攻陷苏州前，山塘街曾与杭州西湖并称江南双花。
到了元代，苏州的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称它“商业和工艺十分繁荣兴盛”，是“漂亮得惊人”的“东方威尼斯”。马可·波罗17岁随父亲和叔父来到中国，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三个人都曾在元朝做官，先后在中国生活了17年。马可·波罗回国以后，在一次战争中被俘。他在狱中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讲给狱友听，这位狱友根据他的讲述整理出了一本《东方见闻录》，即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书里记载马可·波罗曾奉旨在扬州做过三年官，曾担任过扬州的总管，管理过21个县，而且在当时他的口碑还不错，百姓对他十分拥戴。书中还描绘了他骑着高头大马，沿着运河大堤巡查的情形，以及当他经过宝应、高邮等地时地方官员热情恭迎的场面。正是《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向西方人撩起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的神秘面纱，掀起了一股到中国淘金的热潮。而从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是苏州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城区人口超过50万，至鸦片战争前夕将近百万，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和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同时，苏州还是当时全国蚕丝、丝织品、棉花与棉织品的贸易中心，苏州的丝绸、棉布行销国内外。它也是当时全国主要的粮米贸易市场，年吞吐量可达数百万石。“一雄既出，众星拱月”，苏州工商业的发达强劲地带动了周边市镇的兴起，甚至整个长江三角洲都兴旺起来。在苏州城周围迅速崛起了一系列商贸卫星城，起着辐射与扩散的商业职能。如盛泽的丝绸市场、松江的棉布市场、枫桥与平望的米市等等。
江苏优越的地理环境，密如蛛网般的水运网络，蚕桑冶炼的经济结构，均为苏帮商人的崛起准备了雄厚的历史积淀。如果说山陕商人和徽商主要是靠明代初年“开中制”的特殊经济政策而崛起的话，那么苏商则主要是靠自身优越的地理人文条件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中国商帮。这正是苏商与其他商帮历史起点不同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