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困顿之时不移志容易,得意之时不忘形却是难上加难。因为这是一种本性的自然流露。但是得意之时的忘形又是极端危险的,因为一旦志得意满便会放松警惕,给对手以可乘之机。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一世英雄正是败在这一时的得意上。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拯大厦于将倾,成为名震中外的中兴名臣,却偏在高唱凯歌时还夹起尾巴做人,我们不能不又一次叹赏他的高明。
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而此时的失败也越多。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的许多伟人、名人之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也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
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曾国藩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口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词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们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