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词就是为了一定的表达目的，把多音节的合成词或者成语等固定词组拆开来加以运用的一种修辞手法（见倪宝元先生的《“组字”和“析词”》，《中国语文》1960年第12期）。这种修辞手法在当今社会广为运用。如：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创作创作，就是创造性地作。
工钱工钱，做工才有钱。
劳保劳保，有劳才有保。
干活干活，只有干才能活。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去抓就不难。
卡车卡车，见车就卡。
交通交通，交钱才能通。
关卡关卡，过关就卡。
老伴老伴，老年之伴。
姑娘姑娘——姑且住在娘家。
婆娘婆娘——嫁到婆家心在娘家。
老婆老婆——老在婆家。
析词可以分为拆词和拆语两类。
拆词
即把双音节或多音节词拆开来加以运用。如《交际口才365例》中载：
1967年12月26日中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书房里，毛主席和八名工作人员围坐在一张桌子前吃饭。护士长吴旭君激动地说：“像我们这样和领袖在一起吃饭，历史上还是没有过的。”
毛主席听了这句话，先指着自己的袖口给大家说：“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袖子。”然后又提了提衣领说：“提起领子，袖子才动。党才是领袖啊！”
“领袖”本来是用比喻方法构成的词，毛主席故意把它拆开来加以发挥，既表明了领袖和政党的关系，又在幽默诙谐中显示出自己的谦虚。
1999年10月31日，从美国归来的复旦博士生温科学，在复旦中文系会议室介绍美国修辞学的最新发展情况，在讨论时，陈光磊教授用析词来结束他的发言：“为了交流信息，以后我们可以多搞一些学术沙龙，我做沙，你们做龙。”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沙龙”是法语“salon”的音译，原指社会名流在贵妇人家中的例行聚会，或名流聚会的客厅。陈先生故意把这一音译的外来词拆开，结果收到了哄堂大笑的效果，极大地活跃了会场的气氛。
作家在塑造人物时也可以用拆词的修辞方式来刻画表现。如电影剧本《在茫茫的夜色后面》中，一个国民党顽固派有一段可笑的演讲：
当前的国际形势非常紧张，美国国务乡（繁体字的是现在简化字的“乡”在右边再加一个“郎”，“鄉”与“卿”字形相像）发表了空前强硬的讲话，南斯在拉夫了，美洲也在拉丁了。拉丁拉夫干什么？要打仗嘛！在战争中，我们要对党国忠诚，像阴丹士林一样，永不变色。
“南斯拉夫”是一个国家的名称，“拉丁美洲”是世界七大洲之一。而这个国民党的干将，居然连这样普通的地理常识都不知道，硬把它们给拆开了，这是何等的不学无术！
拆语
即把成语、谚语等固定词组拆开来加以运用。
如鲁迅先生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说：
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绝，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鲁迅故意把成语“深恶痛绝”拆开来，增强了语言的幽默感。
杨君游、王黎剑的《黑色幽默集》中载：
一次，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在我方的义正辞严面前，对方理屈词穷，国民党当局的一位代表恼羞成怒地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随口接过话题说：“对！牛弹琴！”
周总理巧妙地将成语“对牛弹琴”拆开，没有插入一个字，只是停顿了一下，便点铁成金，有力地回击了对方。
1997年5月，台湾东武出版社出版的《幽默大师笑话》中有这么一个例子：
母女二人到百货公司选购衣服，发现都是透明或半透明的新潮款式。母亲说：“这些根本不能保暖，穿了很容易得流行性感冒。”女孩接口道：“现代女性只管流行性感，不管它冒不冒。”
女儿把“流行性感冒”拆解成“流行性感”和“冒”，这是词语的拆解。这一拆解倒是很真实地反映了一部分新潮女性的心态。
析字和析词两种辞格，与汉字、汉语自身的特点紧密相关。众所周知，汉字是表意性质的文字，从形体结构来看，大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独体字构成的合体字，这就为析字这种辞格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基础。从汉语方面来看，上古汉语大多是单音节词，随着时代的发展，汉语的双音节词逐渐占了优势，又由于汉语的语素与汉字相对应，它是单音节的，这就为析词提供了可能。
析词和析字有某些相同之处，即它们都要把修辞材料（字或词语）拆解开来，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但也有不同之处：析词重在意义上的推演、发挥，它或照字面分析，或联系实际加以点化。而析字则主要是对字形进行离合增减。
心理学家有一个比方，我们每一个人所学习和掌握的语言文字都储存在大脑中，形成一部心理词典，我们阅读或听话时，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查阅心理词典。不过这不像我们查真正的词典那么慢，而是不假思索地“对号入座”，这是一个习惯成自然的过程。但是当我们第一次见到某一析字或析词时，心理词典就要给它们新的定位，这样，大脑的神经细胞就要建立新的联系、新的记忆，从而带来新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