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述了保山人民对滇西抗战的贡献，修筑滇缅公路，修建保山飞机场，输送部队参加全国抗战，全力支持滇西反攻，发展抗战进步文化。
关键词：保山人民抗日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民众的参与十分重要。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蒋介石曾发表庐山谈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任何中国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中共领袖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让敌人陷入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滇西抗战期间，保山人民积极支援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群策群力，抢修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起于昆明，终点为缅甸腊戍，全长1146.1公里。中国段从昆明至畹町，原长959.4公里，修建过程分东西两段。东段由昆明至下关，长434.8公里，1935年12月完成土路通车。西段由下关至畹町，长524.6公里，于1937年12月动工，至1938年8月完成。保山人民为修筑滇缅公路西段付出了巨大代价，作出了重大贡献。
保山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重镇，交通运输全靠人背马驮，十分不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派交通部次长王艽生来到云南，最后确定滇缅公路西段从下关到保山，经龙陵、芒市，从瑞丽一带出境入缅，出境具体地点未确定。后来到云南公路总局查知：从畹町出境入缅，前进18公里便可在木姐附近与腊戍至八莫的公路衔接，然后直抵仰光。并且畹町至芒市的80公里，当地土司已修通了能通小车的简易公路，于是最后决定滇缅公路从保山经龙陵、芒市，到畹町界河入缅。路线确定后，由李曰垓筹组公路测量队，测量由下关至畹町国界公路，由省公路总局技工吕廷相、师罗段段长李德洪协助测量。经过艰苦紧张的测量后，随即组织施工。潞西段，总局派张祖武负责施工，龙陵至畹町段，张星炬负责，惠通桥至龙陵段，刘春辉负责，下关至惠通桥段，吕廷相负责施工。下关至畹町，路长524.6公里，工程浩大，任务艰巨，为了加紧抢修，滇西沿途所经12个县和潞西、梁河、陇川、莲山、瑞丽等五个“设治局”划段包干完成土方工程，重大桥梁、涵洞由政府派专人修筑。各县每天出动修路的民工，保山最多，达2.8万人，最少的县（局）也在1000人以上。省政府要求17个县（局）每天出工必须在1.5万人以上。
1938年1月，保山段总工程处成立，段伟负总责。下设6个工程处，每个工程处下设3～5个分段，全线共有16个分段。1937年12月24日，全线开工，至1938年8月底竣工。保山段自坡角至龙洞，长146.4公里。公路所经之地，大都是高山峡谷，急流险滩，而龙陵至畹町段则是疟疾肆虐的“瘴疠区”。没有筑路机械，全靠人力挖山开路，肩挑人扛，劳动强度极大。民工自带口粮、行李、锄头、粪箕、扁担和刀、斧等简易工具。到工地后，自搭草棚，住洞穴，有的甚至栖息岩石、树丛之中。施工中，伤亡、病故达551人（男523人，女28人），伤残不计其数。公路质量要求：路基宽9米，最大坡度为20%，最小弯道为10米，平曲线最小半径12米（回头例外），平原长距不得短于100米，山岭地不得短于60米，最大纵坡为30%，路面为泥结碎石。工程艰巨地段，允许设单车道4.5米，但必须每隔500米内设置转车道，宽12米。修路方针为“先修通，后求好”，可先开出路基4～5米，后逐步加宽。路面完成后，对险峻弯道、陡坡、桥涵、交叉路口、村镇等立标志、途程，设里程号（公路桩），便于公路管理，以保行人及车辆安全。修路过程中，保山民工以饱满热情投入劳动中，日出工2.8万人，占当时保山县30万总人口的9%左右。至竣工，共投入300多万工日，平均每个保山人出工十天左右。修路时间紧，任务重，军令如山，必须限期完成。据说龙陵县长杨发光曾接到省府一封鸡毛信和一个装着手铐的木盒，意为在限期内必须完成任务，否则自戴手铐到昆明听候处分。
经过八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至1938年8月底，公路全线通车。滇缅公路仅保山段的修筑，共完成土方1100多万方，石方100多万方，大桥4座，中桥2座，小桥236座，涵洞1789道。跨越了三山（苍山、怒山、高黎贡山）及三江（漾濞江、澜沧江、怒江）。如此浩繁的工程仅用了9个月时间，被国际上称赞为一大奇迹。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这种奇迹“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得到”。
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日后成为中国抗战生命线。它修成通车后，担负着运输军用物资及医药药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任务，1942年起又担负起了运送中国远征军的军运任务，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修路不易，保证路的安全与畅通更艰难。随着战局变化，滇缅公路经历了始修、维修、破坏、复修的过程，保山人民都参与其事，见证历史，无怨无悔。此外，1944年12月后，保山又征调民工，参加了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保（山）密（支那）公路的修筑及架设中印输油管道的任务，累计用工100万工日以上。
二、投工投劳，修建扩建复建保山飞机场
（1）保山飞机场初建。1929年，云南省政府为发展航空事业，在昆明设立航空司令部，委任张元养为司令，段彤云为工程总理，团保局长张定甲、警务局长孔景伯为助理组成领导机构。2月2日动工，机场位置选择在卧师窝、双龙村、庄家坡、大树屯、小沟园一带，共占农田782.92亩，机场总面积269606平方米。耗费243640个工日，迁出坟墓576冢，挖土方182355立方，沙方1511立方，石方543立方。修筑成长800米、宽400米的简易飞行场地。
（2）扩修。1938年，因抗战需要，云南省航空委员会命保山设立飞行场，任命朱治为场长，复征保山2万个工日，将原简易机场扩修为长1200米、宽800米的规模。
1940年，保山机场再次奉命扩建。7月24日成立扩场工程处，滇黔绥靖公署派保山县县长刘言昌兼工程处长。先后征调14个乡镇的民工，用工399004个劳动日，并在卧师窝建盖了空军军官学校，占用农田29.49亩。
（3）自毁。1942年5月，日军从缅甸入侵我国，腾冲、龙陵相继沦陷，保山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日军多次强渡怒江，保山危在旦夕，形势十分紧张，为预防万一，不使机场资敌，两千多人对机场施行自毁，除留下仅供飞机起落地带的跑道外，备用汽油、物资、器材全部放火烧毁。
（4）复修。1944年4月，为了配合滇西大反攻战役，需复修机场，再次征派保山县10多个乡镇的民工99628个工日昼夜抢修机场。同年10月，又征用农田301.73亩，扩充面积。复修后的跑道全长1800米，宽45米，并在机场附近建盖营房30多间。1945年4月10日竣工，机场修建完备。
为使机场设置完善，修建了附属设施。在机场附近修机窝9个，供飞机隐蔽之用。在机场周围修建宽6米的环形公路，机场四周布上铁丝网。修建露天油库1个，护场营房30多间。为加强机场行政管理，设置两套机构，一是中国空军机构，二是盟军美国空军机构。中国空军机构为第五总站，总站长兼机场作战正式指挥官邓志坚少校，副站长吴子琦少校，全站共有1000多人，设有六课、二室。六课是航空、运输、士兵编制、通信、财务军需、医药卫生，二室为中山室（政治指导）、书记室（拟办文稿、收发电文、缮写文书）。美国空军机构人员多为美国空军，机构设置有工程处、航空站、无线电台、飞行中队、测修台、运输中队、高射炮连等。1944年秋，美国空军十四航空队和第十航空队来保山驻防，对腾冲、龙陵的日军进行侦察、轰炸、扫射，并担任空投物资的任务。保山机场热闹非凡，经常有各类飞机起降，如莱茵机、北美机、P-40战斗机等，归基地司令格罗斯指挥。此外，因抗战需要，腾冲奉命在腾冲绮罗乡修建了小型飞机场。1944年腾冲飞机场每天飞机起降二三十次，对收复腾冲起了重大作用。
随着滇西抗战的胜利，盟军空军逐步撤离保山，1945年1月6日全部撤离。1947年-1949年空军第五站调离保山。1949年12月云南宣布起义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师正式接管保山机场。
保山飞机场的修建，沟通了对外联系。特别是盟国空军进驻后，改变了保山被炸的局面。盟军逐步掌握了制空权，在滇西大反攻中参加了轰炸松山、腾冲等战役，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支持了滇西抗战。
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捐款捐物，输送兵员参加全国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保山人民抗日热情高涨。云南省组织了“云南各界抗敌后援联合会”，号召全省各族人民开展捐献活动和认购救国公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每年7月7日至9日三天搭献金台组织“七七献金”，保山人民积极参加这一活动，不少公职人员、学校师生、商店老板、工人和居民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可惜没有保留捐款的具体数字。我们只知道爱国侨领梁金山先生多次为抗日捐出巨资。为蔡廷锴部和宋哲元部共捐白银9000两，为国家捐飞机一架，汽车80辆，同时认购了云南省救国公债的50%，这不仅是梁金山先生的光荣，也是保山人民的自豪。
根据《保山县志》记载，八年抗战中保山县人民共输送了两万人参加到抗日军队行列，“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场面随处可见。他们有的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杀敌异邦，为云南人民争了光、争了气，有的参加中国远征军，奋勇杀敌，涌现出了不少英雄。如中国共产党党员朱家壁（龙陵象达人）受延安派遣回滇军参加统战工作，团结了一批滇军人士，推动了滇军进步文化的开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优秀指挥员。鲁道元将军（昌宁县人）在三次长沙保卫战中英勇杀敌，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名将。寸性奇（腾冲人）将军率部四十一师血战中条山，身负重伤，高喊“勇敢杀敌，不成功，便成仁”，为国捐躯，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兰馥（保山青阳村人）少将，曾与朱德是云南讲武堂同学，1928年担任过龙陵县县长。1942年他在保山参加李根源组织的军事会议，大声疾呼怒江设防重要性，认为怒江天险胜过10万雄兵，怒江设防是上策，博得了与会者的赞同。抗日战争中，保山人在台儿庄阵亡的将士有陈宝祥（杨官屯人），少校团副兼营长；辛朝显（施甸人），营长；张致雍（金鸡村人），中尉连长。另外，李光辅（蒲缥人），团副，牺牲于赣北找桥之役；李鉴涛（城关人），上尉连长，牺牲于中条山；张启昆，五十六军高参，牺牲于长沙战役；段云（施甸人），十九路军连长，率全连壮烈牺牲于上海保卫战；杨景辉（由旺人），少校营长，牺牲于石家庄战役，他们都是保山人的骄傲。
四、竭力支援滇西大反攻，夺取滇西抗战胜利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了缅北战役，经过胡康河谷战役和孟拱战役，歼灭了大量日军。为配合缅北反攻，中国远征军决定于1944年5月发起滇西反攻战役。中国远征军长官部移驻保山“马旺屯”，下辖十一、二十两个集团军，源源开进保山，共约16万人。由于只有滇缅公路一条主干道，滇西大反攻军粮主要由保山县供给。保山人民深知保山处于战争前方，支援反攻责无旁贷，发扬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竭力支援滇西抗战。首先，保山县成立了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统筹军队补给供应事宜。其次，在滇缅公路沿线各乡镇及施甸、姚关等地成立了16个军民联合办事处，负责征调民工、马匹，运输粮秣弹药。再有，在沿江各渡口设军民合作站，负责挖修战壕、修补渡口。全县动员了民夫、骡马、驮牛，先将粮秣、弹药运至沿江各渡口附近，以待军队推进后，便于补充。当时，在北起缅戛渡、南至打黑渡的五条运输线上，人挑、马驮、牛运，男女老少，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沿江一带，特别是渡口附近的群众，任务十分繁重。他们几乎全部出动，既为江防部队加强防御工事，开挖战壕，修筑道路，准备渡江器材，又为兵站人员建盖仓库，存储粮秣及弹械军品，还为通讯部队砍伐树木和栽立电竿，架设电话线，伐木，解板，造船和架桥，等等。如汶上镇，地处江防前线，每天来往部队很多，昼夜需要民工、马匹，连妇孺悉数派尽，犹不足应付。归仁乡、仁和乡的第五保487户农户，平均每户出民夫280多天，骡马64个工日；位于打黑渡的关南乡大军云集，该乡出动水手1000多名负责运送部队过江，全乡男女老少全部出动。
1944年5月11日，卫立煌将军下达了横渡怒江的命令，滇西大反攻全面展开。保山县每天出动民工3万人以上，出动骡马和驮牛6000匹（头）以上担任运输任务。部队打到哪里，民工就将物资运送到哪里。当时，每位民工肩挑30公斤，骡马驮60公斤，民工除承运任务外，还自带运具、炊具、雨具、行李及配发的粮食，劳动强度很大，对有些女民工来说尤为艰苦。由于战事紧，任务重，民工们不得不昼夜兼程。方国瑜先生在《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中说：滇西大反攻时16万大军驻扎保山，保山坝变成了兵营，每个乡无有不驻兵者，每个农户无有不应夫者，骡马驮牛全体出动。然而保山人民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奋勇支前，直至滇西抗战结束。
根据《保山县志》记载，在滇西大反攻直至把敌人赶出国土的8个月中，保山县共征用民夫4160324工日，骡马1193652匹，驮牛323297头，民工牺牲3854人，骡马死亡4794匹，驮牛死亡1510头，供应军粮大米3580万公斤，豆料8923808市斤，马草19061574市斤，猪牛肉464599市斤，柴薪1182万公斤，棺木13000余具，枋板238123市丈，栽电杆工人18900名次，家具用物68184件。所有船筏器材均属部队临时征用，尚未统计在内。据有关资料记载，大反攻前，怒江前线森林密布，战事结束，树林砍伐殆尽。值得一提的是，保山人民1942年5月遭受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死伤一万余人，房屋被毁三千多间，又遭乱军抢掠、焚烧，财产损失甚巨。由于日军飞机投放细菌导致保山城乡鼠疫霍乱疫病流行数月，死亡6万余人。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之下，保山人民倾其所有，对滇西抗战作出如此巨大贡献，实属不易。当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撰文指出，滇西抗战胜利的原因为三点：一是滇西人民的支援，二是远征军官兵的坚强斗争意志，三是同盟国的协力。这个结论是公正客观的，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指出：“当时投入这场运输的滇西老百姓，至少有二三十万人。尤其是为军队直接运送粮食、弹药、伤兵的几万民夫，真是辛苦万分，但他们忍受了，因为他们知道对日本帝国主义打仗是一场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只有把日本强盗消灭了，赶出国土，才能安居乐业。所以，他们一方面忍受痛苦，一方面以极大的热情来支援这一反攻。这是战争获得胜利的决定因素。”
五、开展以进步文化为主题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淀了滇西抗战精神的文化素养。
全国抗战爆发后，保山抗日救亡文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1942年5月。第二阶段，1942年5月～1945年1月。第一阶段，由于保山是全国大后方，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主要是成立各种剧团，传播抗日歌曲及演出话剧，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捐款捐物支援全国抗战。第二阶段，保山成了抗日前线，当地人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洪流。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腾冲和顺乡人得到华侨从缅甸购赠的一部收音机，每天收听要闻，刊印《新闻三日刊》，至1937年7月7日前，改为《每日要讯》，每期500份，寄往腾冲各机关、学校以及保山、龙陵、潞西等地，使边地民众了解抗战战讯。1938年腾冲文化人白阶平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横跨横断山脉》一文，以文艺形式反映中国人民修建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南洋各地竞相转载，轰动国内外，世人知道了滇西民众在为抗战而赶修公路，在流血流汗。不久，李生庄、李生勉等带领男女青年组织抗战剧社“艺友社”、“怒江剧社”，演出《沦亡以后》、《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活报剧，并在腾冲、瑞丽等地巡回演出30多天，观众4万余人，将演出收入交“抗战后援会”，支持全国抗战。“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原保山省立师范、省立一中组建了大型合唱团，排练了《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歌曲，抗日歌声在保山回荡。1939年春，以保山中小学教师为主，组织了一支“保山战时宣传队”，自带口粮行李到乡村进行抗日宣传，很受到欢迎。他们就墙壁书写“精诚团结、抗战到底”、“团结御侮、誓雪国耻”、“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好铁才打钉，好男才当兵”等大幅标语，并宣传抗日歌曲，坚定了人们的抗日决心。保山一中教师安建武创作的二部合唱曲《走上战场》一度流行。第二零零师师长戴安澜作词作曲的军歌《战场行》在保山广为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歌词道：“弟兄们，向前走！五千年的历史责任已经落在了我们肩头，日本强盗他要灭亡我们的国家，奴役我们的民族。我们不愿做亡国奴，只有誓死奋斗，只有誓死奋斗！”
1942年5月怒江以西国土沦陷后，保山抗战文化进入新的阶段，进入真正的保山抗战文化阶段。李根源的《告滇西父老书》，在滇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犹如划破长空的闪电，极大地鼓舞了滇西军民抗日斗志，也让沦陷区人民看到了曙光。而写于滇西抗战时期的《荷戈吟》、《江上集》等，被誉为字字皆真、句句皆切的爱国主义史诗。腾冲和顺小学校长寸树声在腾冲沦陷前两天坚持上课，他从历史到现实，告诫学生学校解散后也要不忘学习，决不当顺民和亡国奴，随时准备战后来复课，颇有普法战争时期“最后一课”之风韵。张问德年过花甲仍担任抗日县长，率领腾冲人民坚持敌后抗战，被誉为“全国500县长抗日之楷模”和“有气节的读书人”，他的《答田岛书》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后，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保山人民的一面旗帜，引导保山抗战文化勇往直前，激励着无数进步文化人士舍生忘死地投入抗战的伟大洪流。在爱国主义精神旗帜下，保山抗战文化运动趋向繁荣，各种剧团纷纷成立，优秀作品不断问世。特别是到了1944年，16万大军云集保山，各部队文工团在保山各乡镇巡回演出，既改善了军民关系，也繁荣了保山文化艺术。1942年初徐悲鸿在保山的劳军画展举办成功，极大地提升了保山抗战文化内涵。徐悲鸿在保山近两个月，留下了300余件作品，观众达10多万人，义展所获捐款3万元尽数支援抗战，其《田横五百壮士》、《愚公移山》等作品深深地激励和鼓舞着保山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保山遭受“五四”被炸后，有6万人死于轰炸及炸后带来的疫病。徐悲鸿听到噩耗，给保山好友赵国亚寄来了1937年所作《立马图》，并题诗一首：“西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哀鸣思战斗，迥立问苍苍。”全诗情调高昂，表达了徐悲鸿先生与保山人民同仇敌忾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张问德另一首名词《西江月》问世，李根源《向西行》、《离永昌》等10多首抗战诗的发表，封少藩的《抗战诗抄》、刘实甫的《祭腾冲阵亡将士文》、张砺的《腾冲国殇墓园落成祭文》等等，无不展现新的精神风貌，那就是誓死抗日，还我河山，爱国主义精神与日月争辉，与山河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