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以来，历史嬗变。宋代防范后妃专权、外戚干政是比较成功的。两宋虽先后有9位后妃垂帘听政，其他后妃也不时以各种方式参与政治。然而，终宋之世：“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宋史》卷242，《后妃传序》）其原因何在？这与宋代约束机制不断完善、逐步走上封建法制化的轨道密切相关。
宋代防范后妃乱政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治内之法”，严守宫门之禁，不许后妃与外界交通。宋代“家法”规定，外戚是不能随便出入内宫的，“外家男子，归毋得入谒”（《宋代蜀文辑存》卷30，《论宫禁法宜严密疏》）。宋代后妃也不能自由出宫会见外戚。大臣与后妃交往也是被禁止的。宋代的“宫禁之法”有效地防止了后妃与外戚、大臣相互勾结，减轻了后妃乱政的威胁。
第二，限制后妃权力，防止母后固权夺位。由于宋代不断出现“冲龄即位”的幼主，不得不由母后垂帘听政，行使皇权。母后临朝乃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举，必须对其权力进行种种限制。宋朝建立伊始，即实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的政策。而宋代的士大夫，也自诩为国家的栋梁：“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卷314，《范仲淹传》）宋代立国初便允许士大夫直言，台谏官更可以“风闻言事”。大臣们对皇帝尚且敢犯颜直谏，对于后妃则更少顾忌。当时劝谏公议就成为大臣们制约后妃最常用的手段。他们对垂帘的母后既辅佐，又监督，严防后妃篡位乱政。
第三，限制外戚，防范后族势力膨胀，削弱后妃擅权的社会基础。后妃往往援引后族势力作凭藉，从而酿成社会动乱。宋朝统治者深深懂得“外戚权重则外戚作乱”（《文献通考》卷251）。故采取“崇爵厚禄，不畀事权”（《宋史》卷463，《外戚传》）。的政策。即朝廷可以赐给外戚优厚的俸禄和较高的爵位，但不能予有实权的官职。
第四，建立官僚群体监督网络，形成健全的监察制度。宋朝在中央有台谏监察和封驳监察两大系统，在地方有路监司、帅司监察两大系统，从上至下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察网络，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监察制度。御史台和谏院合称“台谏”，又称“言官”，主要负责监察内廷与外朝，凡后妃违反法制的行为，宫中不经外朝政府而直付内庭，以“内降”命令及“御笔”、“御批”等方式行事的，台谏官均有权进行揭发和弹劾，加以抵制。另外，宋代的官僚政治制度及其所体现的军政、军事、财政、监察诸国家权力机关的事权分割，既互相制约，又彼此独立的政治体制，也在客观上构成了对皇权的制约，有效地防止后妃权力的扩张。
第五，朝廷大臣的控制干预宫人的挑选和后妃的废立。英宗初年，知谏院司马光上奏札提出后宫补充宫人，应该“定立制度”，“依约古礼，使后宫之人共为几等，等有几人”。如果人数未足，暂时虚其员数；足数之后，不可再增。凡是初次入宫，必须都年幼、尚未许配人者。如物色乳母，则选择“良家性行和谨者”，方准入宫。他要求将这一制度“传之子孙，为万世法”。
第六，通过舆论宣传，限制后妃外戚权力。宋朝官员形成势力，从舆论宣传上制造压力，使后妃外戚预政祸害不致重演。大臣陈师锡向皇帝指出：“母后临朝，危乱天下，戴在史册，可考而知。”（《长编纪事本末》卷54，《光献垂帘》）仁宗天圣元年，判吏部南曹丁度，“献《王凤论》于章献太后，以戒外戚”（《宋史》卷346，《陈师锡传》）。仁宗宠爱张美人，大臣欧阳修、唐介等上疏力谏，并引唐朝玄宗时“杨国忠为戒”，陈说后妃干政的危害和历史教训。只要有后妃擅权的出现，就会有大臣出来干涉。他们的行为是有积极意义的。
宋代防范后妃擅权的措施，除了上述数点外，还有限制内宫人数、健全管理制度等方面，从而强化了外朝对内廷的约束机制。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较有成效制约后妃外戚预政的朝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