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家族的优良基因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没有传下来，所以，司马家族众多的成员没有一个能重振晋帝国。晋帝国是整个上层都腐化透顶，骄奢淫逸和清谈虚伪成了帝国的唯一特征，它从一开始就臭了。
前秦倒像个男人，可惜志大才疏
与晋帝国隔江对峙的前秦倒是颇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帝国，可惜苻坚和项羽差不多，甚至还不如项羽能大兵团作战，在肥水战役中，在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竟然还玩起退避三舍的游戏来，结果一溃千里，失去了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时机。
中国历史在这里本来应该出现一个拐点，但很可惜，这个拐点没能出现，否则，很可能这时候会出现另一个盛唐，那就是“前秦帝国”。
中国人编写历史的时候，总喜欢给帝王将相弄出点异于常人的色彩来，比如说刘备双耳垂肩、双臂过膝，其实这不过是古人的漫画，是在用一种漫画的方式告诉世人，刘备双耳垂肩，这是佛像，象征着厚德慈爱；双臂过膝，也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就像是美国动画片《大力水手》中的所描绘的那个大力水手，有着螃蟹一样粗壮的前臂，刘备双臂过膝象征的是力量长于常人，举手可通天，落臂可触地，无非是想表达他是真龙天子，为天地间一奇人罢了。如果没什么天生异象的，也会装神弄鬼给自己贴金，比如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时候，就事先在鱼肚子里塞张用朱砂写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布条。五胡十六国时代，也出了这么两个天生异象的人，一个是显赫的慕容家族的慕容垂，他被说成是“少岐嶷有器度，身长七尺七寸，手垂过膝”——又一个垂臂过膝的人；另一个是前秦之君符坚，房玄龄在编写《晋书》的时候说他出生时背上就有一条谶文：“草付臣又土王咸阳”，所以他取名符坚——谁让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度呢？广大农民就信这一套，没这一套他们就不跟着你走。
房玄龄此举的目的不过是为了间接彰显李世民，因为李世民与符坚颇有些神似，他们都是靠发动政变上台，都是杀死了兄弟，房玄龄因此通过给符坚增添些“上天之子”的光环从而暗示李世民也是这样的一个圣王。
不过符坚和李世民也的确是难得的帝王之才，而且这两人也都有很高的修养造诣，颇有“内圣外王”之形，另外这两人也都是胡人，唯一不同的就是，符坚比李世民志大了些、才疏了些，而就是因为这点差别，李世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李唐王朝，而符坚却与此失之交臂。
肥水之战前的前秦已经颇有当年秦扫六国的势头。纵观中国历史，从八王之乱到隋统一中国前的这段时间与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没什么不同，历史已经完成了一个轮回，秦汉帝国崩溃后中国重新回到了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连各诸侯国的名称都重新归位，什么前秦、前燕这一类的，一点新意都没有——读中国历史总能闻到浓郁的腐朽味，很难闻到创新意识。
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中称中国历史上只有6位能称为伟大政治家的人：管仲、公孙秧、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前秦能称霸中国北方，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前秦有了符坚这位明主，二就是有了王猛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如果归结到一个原因，那就是有了符坚和王猛这套卓越的君相搭配领导班子。
符坚的前任就是他的堂兄符生，这是一个和后赵皇帝石虎一样的人——荷尔蒙严重过剩，所以就在两方面表现的特别突出，一个是淫乱，一个是嗜血。石虎作战十分勇猛，被石勒封为征虏将军，这小子每攻下一城总要来一场大屠杀，“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阳秋》曾说他有一次屠杀了数十万人，至于各种小规模的屠杀就比比皆是了；石虎发动政变成了皇帝后，曾经征召5万多女人入宫，然后用各种办法淫辱，其中究竟死了多少女人谁也不知道了。至于修宫殿、造船、修园林死的人也是无法统计，当时成汉帝国的使者从长安走到洛阳，再从洛阳进后赵都城邺城，一路上竟然见到两旁的树上吊满了自杀的、他杀的人，每到一处城镇，城墙上也挂满了人头，还有用骨头堆成的骨堆，用作展览。符生与石虎可以说半斤八两，这小子从小身边总是带着武器，时刻都可能杀人。其凶残程度会让任何人感到害怕，在他小时候，他爷爷符洪曾跟这个孙子说了这么一句：“我听说瞎子只有一只眼睛会流泪，是吗？”符生从小瞎了一只眼，听了这话，当即抽出随身匕首，在场的人以为他会刺向他那二逼爷爷，但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一匕首刺进了那只已经瞎了的眼睛，顿时鲜血喷涌而出，他说：“这只眼睛也会流泪”。符生继位后，在任期间只干两件事，一个是随时随地都在杀人，一个是想尽办法淫辱女人。符生好酒，经常举办酒宴，但他的臣属们都明白，这可不是鸿门宴，而是屠宰场，因为符生喝酒用来助兴的就是当场杀人，而他杀人从来不眨眼睛，也从来不用思考，长安刮大风，之后他找到了造谣说这是亡国征兆的人，挖了他的心；他下旨意干什么事，有人劝谏，他会一锤子砸碎他的脑袋；太医给他看病，说了他忌讳的字眼，他杀了太医；他有时心血来潮，想听听别人怎么评价他，结果无论你说什么，结果都是死；有人正常向他报告天文景象，他说是妖言，结果把人从高楼扔下去摔死。他还有许多爱好，比如，他喜欢看现场版恐怖剧，他把人的面皮剥下来，然后令其跳舞；他还喜欢研究生物杂交学，他命令宫女和羊性交，看看生出来的是人还是羊，或者是羊人；他还喜欢宏大的性交场面，命令宫女和朝臣们性交。符生知道人们说他生性残忍，喜欢虐杀，于是发布了著名的《符生诏书》，说他杀的人总数还不到1000，不能算滥杀。后人给他做了一个统计，他在位期间杀的人大约有500人，这倒是真的没有超过1000人，论数量，他比石虎少多了。
好在符生并没有统治多久就被符坚发动的政变杀死了，前秦的命运也由此改变。再来说说改变前秦命运的另一个人，那就是王猛。
如果肥水一战前秦取胜，王猛一定会成为魏征一样的人，符坚常将他和王猛比喻为刘备和诸葛亮。当年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来了一次陇中对，王猛的为求出山，也特意与东晋统帅桓温来了一次捉虱论天下。354年，东晋北伐攻占关中，驻军灞上，此时仍是一介布衣的王猛抓住时机，前往军营求见桓温，他一边捉虱子一边与桓温谈论天下大事，桓温问他：“我统领10万部队讨伐逆贼，这可以说是为民除害，可是到了关中怎么就没有什么能臣良将前来投靠呢？”王猛说，“你千里远征，已经深入他国，距离长安咫尺之遥，但却没渡过灞水，谁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意思？”王猛一语道破天机：你桓温的确是一代统帅，但你却没有当年刘邦进咸阳的勇气，也就是说，你到底只是一个能征惯战的项羽还是图谋天下的刘邦，谁也不知道，所以没有人来。王猛这次来与桓温论天下，实际上就是来考察一下桓温是不是一个值得辅佐的人，结果让王猛很失望。桓温也有点失落，他知道他还没有能力成为刘邦第二，所以，当王猛看透了他的心思之后，他说了一句：“江东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当桓温邀请王猛随同他一起南下的时候，王猛谢绝了。
当桓温与王猛论天下的事传到符坚耳朵里后，他立即意识到这人应该是个旷世奇才，于是立即派吕婆楼前往邀请王猛。当二人相见的时候，自然又重演了一次陇中对，符坚看中了王猛的政治才能，王猛也相中了符坚的帝王之心。357年，当符坚成为前秦之君后，立即任命王猛为中书侍郎。
王猛实际上是一个法家人物，他施政的思想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本，但与商鞅、诸葛亮制定缜密的法律体系略有不同，他一方面大力重建前秦的法律体系，一方面善于抓住时机行动，也就是说，他更善于灵活运用法家思想中的势与术。他上任伊始，首先就挑了一个皇亲国戚开刀，当时，符键的妻弟强德仗势欺人，欺男霸女，这本来是家常便饭的事，但王猛立即命人将强德抓了，然后就杀了，再陈尸于市——商鞅当年在闹市赏金立杆，为秦国立信，此时，王猛杀强德，为实施法政立威——说到这，又不得不嘲讽一下儒家，他们只知道在嘴上喊做人要讲诚信，要有遵从纲常，但却从来不知道如何才能让人们讲诚信、从纲常，倒是遭受儒家排挤的法家经常能立竿见影地树立起全国性的信用体制和法律体制。王猛杀了强德后，又接二连三地杀了二、三十个豪强权贵，这下素来不讲什么法制的蛮族贵族们知道害怕了，这一举重现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当时的秦国也是一个没有中原法礼蛮族之国，在商鞅之后便成了一个彻底的法制国家。符坚随后接连提升王猛，扩大他的权力，让他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改革。
王猛的改革说起来有点老生常谈，和他的前辈管仲、商鞅、诸葛亮没什么大差别，只不过国情不同略有差异而已，基本的改革思想和改革措施、改革手段都一样，也就是从吏、农、商、军、民等几方面入手，进行全面调整，让政府官僚队伍更清廉，维护社会公平；压制贵族，让他们少惹事，减少阶层矛盾；兴修水利，保证农业，维持基础经济；鼓励商贸，加快商品流通；整治军队，加强训练，培养军事将领；另外，还有一条，就是严刑峻法尽力消除民族矛盾。这点非常重要，因为符氏家族出身氐族，而氐族是一个小族群，人口很少，不要说与汉族相比如同一把沙土，就是与鲜卑、羌、羯这些民族也无法相比，因此，王猛非常注重民族关系，这事关国之存亡。虽说是老生常谈，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所以千古以来能称得上伟大政治家的人就那么几个。
王猛的法制改革收效十分明显，前秦国内横冲直撞的贵族们成了守规矩的领头羊，而胡人勇猛的作战之风加上严明的军纪是的部队的战斗力成倍提升。366年，王猛统帅军队，接连攻占了东晋的荆州，平定了羌族叛乱、击败前凉，另外还有符氏家族一系列的叛乱也一一被他摆平；369年，当东晋北伐前燕的时候，王猛率军支援前燕，与慕容垂配合默契，一举击败差点灭亡了前燕的东晋北伐军。几个月后，前燕出尔反尔，不承认割地酬谢之事，愤怒的符坚命令王猛率军攻前燕，结果愚蠢的前燕这下玩大了，刚庆幸躲过了东晋的屠刀，没想到背信弃义招来了王猛痛快地灭国。
372年，符坚再次把王猛调回中央，赋予大权，总理朝政，实际上是让他深化改革，这时候前秦的法律体系已经健全，王猛不过是进行完善，另外再在政策上作出些调整，促进国力的发展，总之，就是要国更富、兵更强。但仅仅三年后，王猛一病不起，在他死前，来了一次国策交待，他告诉符坚：“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大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晋书·苻坚载纪下》）符坚对王猛可以说言听计从，只有两次没有听王猛之言，一次是王猛欲杀慕容垂，《晋书·苻坚载纪下》记载道：“是时慕容垂避害于坚，王猛言于坚曰：‘慕容垂，燕之戚属，世雄东夏，宽仁惠下，恩结士庶，燕赵之间咸有奉戴之意。观其才略，权智无方，兼其诸子明毅有干艺，人之杰也。蛟龙猛兽，非可驯之物，不如除之。’符坚说：今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诚，今而害之，人将谓我何！”符坚没有听从；另一次就是没有听王猛遗言，贸然进兵东晋，结果，进兵东晋导致帝国崩溃，而慕容家族最后则逼得他撤出了长安。
符坚这个人的确是个雄才大略之人，虽然他经常自比刘备，但其实他更像曹操，他不像刘备那么优柔寡断，却有曹操那样的果敢。在王猛征前凉之前，御前会议上讨论对前凉地区的民族政策，符坚说：“彼种落杂居，不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定下这个政策后，就命殿中将军张旬前往西部蛮族区，同时也命令魏曷飞率领2万多骑兵一起去，这就是在恩威并施。但魏曷飞显然没有很好领会符坚的战略思想，结果到了边境地带就对不服从的羌人大打出手。当他回来后，符坚大怒，下令抽了魏曷飞皮鞭，又杀了前锋储安，随后将这一消息散布到羌人居住区，表示以此向羌人赔罪，结果，有8万多户表示愿意向前秦纳税。这与诸葛亮当时七擒孟获反复折腾相比还高明。
符坚也和曹操一样，极为重视人才，并且也大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胸怀。当时当慕容垂率领慕容家族一些成员前来投奔他的时候，他出城相迎，他十分看重慕容垂这位卓越的军事统帅，他更明白，前燕失去了慕容垂，也就等于失去了顶梁柱，因而当前燕食言毁约的时候，符坚毫不迟疑地就向王猛下达了进攻前燕的战争令。
当然，有一利必有一害，大量的收容接纳各族强势将领最终也可以说引狼入室、养虎为患，这个问题只能两面性看待——如果符坚赢得肥水之战，那么帝国的大厦不但不会崩溃而且还会更结实，慕容垂、慕容冲、姚苌等人也就是符坚的虎狼之将，而一旦大厦将崩，这些本来就有韩信之才的人又岂能安于一同倾覆？这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可指责的，符坚不是什么宽厚仁慈，他是在用人；慕容家族等将领的反叛也不是恩将仇报，他们本就是一方诸侯，图谋天下是份内的事。
当然，他还有一个像曹操的地方，就是曹操输了赤壁之战，他输了肥水之战。
其实肥水之战根本就称不上是一场真正的战役。
383年这场中国南北方一决雌雄的决战其实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悬殊程度比当年的赤壁之战双方的实力差距还要大。东晋只有8万人，前秦兵力达到90万，相差十倍多，结果当符坚撤回长安的时候，只剩下不足10万人，他培养起来的力量差不多毁于一旦。当一回事后诸葛，就会发现这其中可叹之处太多。战前，前秦已经灭亡前燕十多年，基本统一了北方，正是气势如虹的时候，前秦部队甚至可以用战无不胜来形容，基本没有在大战役中失败过，而且，无论国势还是士气，前秦灭亡东晋都不成问题。但看似强盛的前秦却隐藏着诸多问题和裂缝，所以当符坚抡起这杆大锤的时候，稍稍一经撞击就发现碎的不是他砸的东晋，而是他手中的铁锤，因为那铁锤是拼接起来的，连焊接都不是，是用蜡粘贴在一起的，这样的铁锤不碎才怪。
符坚最大的问题还就是王猛临死前说过的，东晋虽然软弱不堪，但东晋毕竟还是个整体，而前秦在短时间内兼并了太多的国家，最要命的是这些国家还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多民族，尤其是鲜卑族，本身就是一个勇猛好战之族，所以王猛临终遗言就是要严防鲜卑、羌等族，因为他们虽然亡国，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被拆散了，个股力量仍然存在，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很有可能重新拧成一股绳，那就会勒死前秦。果不其然，当肥水战役结束后，90万部队被打散了70多万，而慕容垂的3万人却完好无损——换个角度，如果这场战役是由慕容垂来指挥，那么东晋必然灭亡。
前秦要命的地方还不止这一个，前面说过，氐族人口太少，虽然善战，但却没有形成一致核心力量，也就是说，氐族人都去当官了，他们竟然没有一支完全由氐族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强大的前秦没有核心力量，这是非常可怕的事。试想，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完全依靠降服的异族部队去征战，根本没有凝聚力啊！历史上不乏人口较少的民族大规模征服四周，最明显的就是蒙古大征服了，但蒙古人有自己的精锐部队，外围才是大量的仆从国部队；满清征服中原也是如此，满洲八旗是满人的精锐；拿破仑征服欧洲的精锐是法军；纳粹德国征服欧洲主要依靠的是德国国防军，而符坚没有这样一支核心部队。所以，依靠大量仆从部队去完成统一大业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在欧洲，希波战争中，波斯军队就是这样一支充斥着杂牌军的乌合之众，所以，人数众多反而失败。
前秦的根本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这一个：拼接起来的各族各有异心。战前，在讨论是否远征东晋这个大政策时就已经出现了分裂，当时，前秦大多数贵族并不支持符坚南下，他们倒不是有先见之明，能预测到肥水战役的结果，相反，差不多没多少人相信东晋会重演赤壁之战，他们是不愿意南下，因为他们在这场大规模战争中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益可得，所以，前秦贵族大多数态度消极，尤其是鲜卑、羌、汉等大族，几乎从贵族到士兵都很不情愿参加这场符坚的战争，所以说，肥水之战应该有个更文学的名字，叫“一个人的战争”，差不多是符坚一个人推动起来的。
当战争发起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论得到了很好的印证，符坚派遣汉人降将朱序前往东晋劝降，但没想到朱序竟然与谢安、谢玄达成秘密协议，一个等级并不高的降将就谋划了整个战役。朱序将前秦军的弱点完全告知谢安、谢玄，并且还搞了一个大策划：“若秦百万之众皆至，则莫可敌也。及其众军未集，宜在速战，若挫其前锋，可以得志”，也就是首先歼灭渡江而来的前秦先锋部队，之后隔肥水与前秦军对峙，之后，再要求符坚退避三舍，让出地方决战。
朱序和谢安、谢玄的谋划精妙就精妙在这儿——退避三舍，让出地方决战。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了，其一，这三人怎么知道符坚能退避三舍呢？其二，这三人又怎么能判断出符坚不会半渡而击呢？谁都知道在敌军半渡的时候能一击而胜，这样的风险可是太大了，但这三人偏偏就定下了这样的胜敌之策，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大的把握？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应该还是这个朱序，因为他对符坚最了解，三人设计的这套策略完全取决于符坚能否让出地方，并且保证不会半渡而击，这就需要十分了解符坚的内心和性格了，朱序正是抓住了这点，他看出符坚虽然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但却有点书呆子的腐儒主义，没有了老谋深算的王猛，符坚这时候还真成了刘备，有点志大才疏了，身边没有了诸葛亮，刘备就被陆逊一把烧了个屁滚尿流。不会半渡而击，这是朱序看透了符坚的骨子里有一种腐儒主义，看圣贤书看多了的符坚还真如朱序所料，真的在战场上来了个谦谦君子。雄才大略不如把问题看透，肥水之战真正应该得个一吨重的勋章的就是这个小人物朱序。
实际上，作为君主和军队统帅，符坚不可能一点不了解自己的“混合部队”，当他登八公山山头创造成语“草木皆兵”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发现东晋的部队十分整齐有序，反言之，前秦的部队就散乱的多了。也许，在他撤退的创造另一个成语“风声鹤唳”的时候，他就真正体会到率领一群杂牌军远征的滋味了，90多万的部队，差不多是一哄而散，那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场面。
一个家族都阳痿，还不如早点死
自从司马懿父子以过人的智慧开创了晋帝国之后，似乎这个家族的智慧就已经被透支光了，此后再没有一个司马家的人有所作为，这就是君主制的悲哀，一旦家族不能出贤君，帝国也就跟着软弱无力。
也就是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前凉张重华的手下的司马张耽向他举荐主博谢艾，说了一段话，说得非常好：“臣闻国以兵为强，以将为主。主将者，存亡之机，吉凶所系。故燕任乐毅，克平全齐；及任骑劫，丧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将相也。今之所要，在于军师。然议者举将多推宿旧，未必妙尽精才也。且韩信之举，非旧名也；穰苴之信，非旧将也；吕蒙之进，非旧勋也；魏延之用，非旧德也。盖明王之举，举无常人，才之所能，则授以大事。今强寇在郊，诸将不进，人情骚动，危机稍逼。主簿谢艾，兼资文武，明识兵略，若授以斧钺，委以专征，必能折冲御侮，歼殄凶类。”
其中这句：“主将者，存亡之机，吉凶所系”可以说说出来专制权力社会的一个致命问题：一旦“主将”成了问题，那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会跟着倒霉。
在人类千百种疾病中，有一种病叫早衰症，很少见，大概800万新生儿中有1个，患上早衰症的儿童出生时很正常，但在一年之内就出现衰老症状，个子矮小，脱发，皮肤松懈，牙齿脱落，还有老年斑，内脏器官还有多种老年疾病，比如什么心脏病、关节僵硬之类的，看起来就像是六七十岁的人，美国研究了一番后说，这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是有一种蛋白基因发生了变异，结果导致细胞核处于不稳定状态。
晋帝国就患上了这种早衰症。
司马懿父子灭了魏蜀吴三国后，完成了统一大业，按理说，晋帝国应该又是一个鼎盛的朝代，起码也应该在前期有个什么“文景之治”之类的，但从晋武帝之后大一统的晋帝国就早衰了。
和早衰症一样，也是帝国内部的基因出现了问题，导致帝国本应有的稳定轴心出现了不稳定，或者说过早地衰弱了，这个轴心就是皇帝或者权力中心。中国的历史早就表明，皇宫内必须要时刻有一个稳定的轴心，帝国才能围绕它旋转起来，否则帝国就要崩溃。一般来说，这个稳定的轴心是由坐在皇位上的那个人来承担，如果皇位上的人软弱无力，那么旁边也要有一另一个稳定的轴心代替他，这个副轴心可能是皇后、皇太后、具有领导力量的皇亲国戚、或者与皇帝有密切关系的辅政大臣，总之，皇宫里必须要有一个轴心，哪怕是个傀儡也行，但帝国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实力的领袖，司马炎可以说是晋帝国的开国皇帝，但他这个皇帝得来的全不费功夫，司马懿、司马昭早已大权在握，司马炎不过是继承家业的花花公子，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皇帝——也应该包括外国皇帝，不过用中国人概括起来比较简洁，只有四个人：周武王、秦始皇、汉文帝、阿斗，能臣也只有四个人：管仲、赵高、陈平、韩信。司马家族中大部分都是阿斗，每一个中用的。个人只是历史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像阿基米德想象中用一根棍子撬动地球的人永远不会出现，上帝也不能把他屁股底下的地球撬动，单纯从能力上来说，没有什么人真正牛逼到无人取代的地步，孔子他娘如果生的是女儿，那中国还会有第二个孔子。但皇帝不行，因为帝制中皇帝是轴心，皇帝不行也不影响整个历史，只要还有个强有力的副轴心也行，再不济，家族中有其他的强人取而代之也行，可惜，司马家族再没有出现一个司马懿。范文澜先生在所著的《中国通史》中，对司马家族下了这样一个评价：“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它的道德观，但在司马氏集团里，封建道德是被抛弃得很干净的。”在天有灵的司马家族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羞耻感的话，听到这话会再次郁闷死，如果一点羞耻感都没了，那会哈哈大笑。
作为皇帝，享受一下人间乐趣也未尝不可，或者说也是应该的，不过凡事都应该有个度，晋代之前的皇帝在享乐上也都很奢靡，大概只有汉文帝和王莽是个禁欲主义，不怎么享受，综观中国各朝各代，大多刚建国的时候都要清廉一阵，树立一个好风气，但司马炎作为开国皇帝首先立下的不是勤政的风气，而是胡亥的及时享乐主义，这就为晋帝国从一开始立下了享乐的旗帜。273年，司马炎下令，从中层官吏家中选女入宫，274年，再次从下级官吏和普通士族中选女入宫，数目达到5000人，当吴国灭亡时，又从吴国选了5000人，所以，他的后宫总是人满为患，大约总有1万女人等着他享用。《晋书》记载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到那个女人那里去睡觉，于是就让羊车随便遛达，停哪儿算哪儿，于是“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上梁不正下梁当然歪，西晋官吏们当然也都喜好这种奢靡生活，酒筵奢华不说，甚至到了在酒筵中把杀人当娱乐项目地步，西晋官员石崇请客，客人就要求看杀人，于是他就接连杀了三个女奴。另外，各种荒淫无耻的事在西晋也都能得到，司马炎的女婿王济就喜欢用人奶喂猪，因为他觉得这样喂出猪肉味更香，晋武帝为此还夸他，真不知道王济是否用司马炎女儿的奶喂过猪。西晋尽管也坚持儒家学说，但《晋律》中明文规定，除了死罪不能赎外，其他所有犯罪都可以用缴纳赎金的方式抵消，这不就是继承了汉武帝时期纳钱赎罪之政吗？其实死罪也不是不能赎，只不过贵了点，大概需要黄金二斤。
当上层社会奢靡淫乐之风盛行的时候，文人们也开始拍马屁为他们构筑奢靡理论，当时就出了个《扬朱篇》，大意是人生苦短，作圣人要死，作恶人也要死，反正都是死，那还不如及时享乐；如果人活着要禁欲，那还活个什么劲——这不简直就是将胡亥的及时享乐主义理论化了吗！
当然，身为皇帝、身为官吏，总要有台面上的政治言论，但他们又根本不想做什么，于是，晋代诞生了中国最著名的时尚之风——清谈之风，也就是所谓的魏晋清谈。其实完全没必要说的这么文雅，就是光说不做。
供奉儒家学说的西晋的司马家族率领贵族士大夫们就是这样修身养性的。
290年，晋武帝司马炎一死，这个帝国也就急转直下，“八王之乱”开始了，从此中国又进入到了一个为期300年的大动乱年代。
其实，每逢建国后不久就会进入柏杨所说的“瓶颈”期，这段时间里建国前的战乱已经平息，经过一段休养生息后各地也都恢复了活力，而那些开国文臣武将们也都差不多死的死、亡的亡，开国皇帝也死了，而继位的第二代、第三代君主一般都没有开国皇帝那样的威势，因此，各地王侯对中央也就不那么恭顺，而中央为了压制地方住后，开始削减他们的权力和实力，这又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结果就会引发战争，但一般来说，这种战争中央取胜的概率多一些。晋代的“八王之乱”与汉代文景期间的“七国之乱”很相似，但有那么一点不太相同的就是，汉代文景的中央政权是图谋向上的，中央和地方矛盾的起因是中央要削减地方权力，而削弱地方权力是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持大一统的全局，但晋代的“八王之乱”则是因为中央权威几乎落到了可以蔑视的地步，如同衰落的东周中央。
然而，司马家族的子孙中及时行乐可以，搞政治、搞军事就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他们的祖先司马懿、司马昭了，所以，别看八个司马王侯打成一片很热闹，但没有一个人具有明显那优势，没有一个人具有领袖气质，因此，司马家族不过是一群混蛋和另一群混蛋之间的斗殴，没一个能成事的。无奈之下，稍聪明点的人就想到了要联合当时的士族势力，加强自己的号召力，于是有了司马越与琅邪王衍的联盟，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王衍是什么人？他就是“清谈”之风的领袖，不过王氏家族在东海地区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司马越与他联合，就能赢得清谈一派的好感，也能获得地方士族的支持。
我前面说过，中国的能臣只有四个人，王衍就是赵高一样的能臣，他满口雌黄，看似清谈领袖，其实，他实际上是一个纵横家，他绝对有能力，但不是王猛那样的伟大政治能力，而是赵高一样能在纷繁复杂的朝堂权力争斗中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权术家，所以，他始终高高在上，与符坚和王猛这对搭档相比，司马越和王衍这对搭档就可以用狼狈为奸来形容最合适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司马越和王衍联合的同时，另外还有一对“王与马共天下”的搭档，那就是琅琊国的司马睿和王衍的堂弟王导。《王导传》说：王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琊王，与（王）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雒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
王衍和赵高一样，实际上对天下大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为此，他有过一个很有名的“三窟理论”，“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其实，若就论天下大事的分析和战略预谋而言，王衍也算得上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的“三窟战略”和诸葛亮的“三分天下”不相上下，但不同的就是出发点，诸葛亮是为刘备图谋天下，而王衍实际上是在为他自己和司马越找退路，这就是三分天下和狡兔三窟的根本不同之处。所以，王衍对他的弟弟们说：“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晋阳秋》）他原本在荆州和青州各建一“窟”，但最后的结果是他的弟弟王导和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了东晋。
司马家族的那点能力全用在了享乐和内斗上了，其实，有那么一两个皇帝无能、享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帝国不会那么轻易崩溃，但司马家族连起码的继承人都没有安排好，如果前一任皇帝自甘堕落的话，后一任皇帝能奋发图强的话帝国还是可以重现辉煌的，如符生残忍好杀，但符坚登基后前秦重新变得强大起来。但如果连续几任皇帝都是胡亥的话，那就危险了。再者，皇位继承人还有一种客观选拔方式，那就是几个有实力的皇室家族成员自相残杀，最后胜出的一个得到皇位，这也是一种凭实力和智慧做后盾的选拔机制，这样胜出的继承人一般也较强，如李世民。但八王之乱的结果证明，司马家族出不了一个李世民——这就是个人是否具有领袖能力的问题了。具有领袖能力的人会早早在自己周围凝聚了一大批人才，他们大多数就是一些重臣或者有兵权的人；而没有领袖气质的人，就没有这个凝聚力。而能否聚集一批能臣良将，也就决定着政变成功地概率，因为任何政变都不是某个人凭自己的力量完成的，而是集团对集团的结果。司马家族的优良基因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没有传下来，所以，司马家族众多的成员没有一个能重振晋帝国。
所以，晋帝国的衰落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原陷入权力真空，导致北方各族崛起，否则，北方各族根本没有机会互相争霸。
再退一步说，就是西晋灭亡了，东晋也还有强大的实力，论经济实力，东晋仍是16国时代最强盛的，但司马家族仍然没能出现一个孙权一样的领袖，东晋帝国实际上仍然继续西晋的风气，整个帝国没有一点阳刚之气。尽管这个帝国也曾几次北伐，但最大的成就也就是灭亡了成汉帝国，收复了四川一带，也就仅此而已。当然，任何帝国都会有一些真正的能臣武将，关键就是帝国能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桓温是东晋的实力派，也是最有北伐之心的人，他主张北伐，也曾亲自北伐，灭成汉就是他的最大武功，但南迁而来的那些原西晋士族官僚对北伐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过以前那种及时行乐的生活。另外，东晋其实也是一片乱象，各种叛乱迭出，所以，从上至下、从里到外都像是熟透了的柿子，就等着有人摘了，怎么可能还有北伐的心思呢？所以，东晋的北伐次数倒是不少，不过失败的也同样多。除了桓温之外，祖逖也是一个鹰派人物，但他没有桓温那样的实权，他的北伐几乎没有得到东晋中央政府的任何支持，更像是民间的自发北伐，当然无果而终。
东晋那点荷尔蒙全用在了享乐和争权夺利上了，好好的一张弓，却没射出过一支箭，所以，我说，东晋真不该在肥水之战中获胜，它应该一败涂地，这样，一个强大的前秦会让当时的中国人早点过上盛唐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