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清官，敢于直言犯上、为民请命，被老百姓称为“青天”。在合肥包公祠里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高度概括了包拯一生不谋私利、廉洁爱民的品格。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尊一声驸马爷，细听端详……”中国百姓对包公的最初认识，多是从戏文或是评书一类的公案小说或民间传奇中得来的。在这些演义中，包公一副黑脸，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位好汉班下听差，三口铡刀，上斩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下惩刁民恶霸，甚至于还能到阴曹地府断案决狱，总之一句话，没有他不能伸的冤。如此神化包公也并不奇怪，中国百姓向来对于自己所喜爱的人物，加以神化，其实都是为了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理想、愿望，借这些历史人物，出一口怨气，寄托些希望，寻找点安慰，图个痛快而已。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包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历史上真实的包公的确是一个好官，敢于直言犯上、敢于惩大奸、除大恶；能一心为民、忠于国家。因而，中国百姓赋予包公这许多传奇色彩，并不奇怪。在封建社会，像包拯这样一个为百姓拥戴，屡屡犯上、得罪皇亲国戚的封建官员，能够声誉日隆，晚年善终却不多见。所以，在小说、戏曲中，包拯大多以法律与正义的代表出现在舞台上。
包拯既留得一世英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清官；且又仕途平坦，权倾朝野，连皇帝都对他敬重有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断狱英明、避免冤假
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29岁的包拯考中进士，被授为大理评事，实职为建昌知县。后父母病故，包拯为双亲守孝，守孝完毕出任扬州天长县知县。这一年，他已经接近40岁了。
包拯担任天长县知县时，有一天，一个农民的耕牛被人割了舌头，耕牛满嘴淌着鲜血。这个农民牵着牛来衙门告状，请包拯找出割牛舌的盗贼。包拯沉思片刻，若无其事地说：“耕牛已经无法再耕田了，你回家把牛杀掉吧。”这个人不明白包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说道：“大人，我的牛让人割去舌头，够倒霉的了。你再让我把它杀了，这可是犯国法啊！”包拯说：“你只管回去杀牛卖肉，别的不用多问。”那人虽仍不明白，但对包拯断案如神的威名早有耳闻。于是，回家真的把牛杀了。其实，这是包拯有意设下的圈套，他要等着割牛舌人自投罗网。不久，果然有人来控告，说有人私自杀掉耕牛。包拯等告状之人述说完毕，慢慢说道：“你为什么要割了人家的牛舌头呢？反而来控告人家？”这个人一听，顿时哑口无言。包拯一声令下，命人将其拿下，这个人又惊又怕，只好从实招来，乖乖束手就擒。
第二，不畏权势、为民做主
包拯为官，处处以百姓利益为重。他任开封府府尹时，首先改革不合理的诉讼程序。原来百姓有冤要诉，须把状纸交给“门牌司”，再由他们收转。这就给这些人造成了勒索钱财的机会。包拯洞悉其中弊端后，撤销了“门牌司”，要申冤的百姓可以直接到开封府的大堂上投递状纸，避免了“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少进来”的后果，老百姓有理无钱也能申冤雪恨了。
开封城是北宋的京畿重地，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遍布，所以，开封府尹的官最难当。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是由江南向开封漕运粮物的重要航运。惠民河两岸风光秀丽，交通便利。因此，许多达官显贵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纷纷在此修建府邸。惠民河两岸原本居住的平民百姓，全被挤到了低洼地带。如果遇到雨天，河水泛滥，两岸百姓房屋全都被淹，惠民河成了一条“害民河”。包拯听说过开封往年也曾下过大雨，但河水却并未曾泛滥成灾啊，今年这是怎么了？包拯满腹狐疑，为了弄清河水泛滥的原因，就带人亲赴河道察看灾情。经过周密调查，他终于查清了河水泛滥的主要原因：河道拥塞不通、不能排水是造成惠民河河水泛滥的主要原因。两岸有钱的达官显贵私自在河上拦坝筑堤，将河水引入府邸，在里面种花养鱼，修建了亭台水榭，建成水上花园。河道因此变得狭窄，淤塞。一旦大雨到来，河水猛涨，无法排洪，哪有不淹的道理？因此，要想解决河水泛滥的问题，就要将这些堤坝挖掉，疏通河道。于是，包拯决定去堤开河，彻底整治惠民河河水泛滥的问题。
消息传出，两岸的达官显贵反应不一：有的托人求情；有的轻蔑一笑——量他一个小小知府，也没这个胆；有的扬言，谁胆敢拆他们的花园，就先让他自己身败名裂……气氛一时紧张起来。一些怕事的人劝包拯别再追究此事，但包拯不为所动，决心一查到底。他对同僚说：“包某为民兴利，为国除弊，何惧之有？”包拯知道这些达官显贵不好惹，一定要抓到确凿的证据，不然就很可能被反咬一口，于是他命人画了详细的地图，让私筑堤坝的达官显贵交出地契。审验这些地契后，发现有许多是伪造的，这下包拯心里有了底。他有了充分的证据，便下令把私自建筑的堤坝和花园统统拆毁。同时把名单报到皇上那里，请求严厉制裁这些人。这一招果然好使，没有谁再敢闹事。有几个自恃权高位重的人不服气，跑到仁宗那里去告状。包拯并不害怕，当场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致使河水泛滥，仁宗也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再为这些人说话了。
第三，不畏权势、敢惩大奸
张尧佐是仁宗贵妃的伯父，这个人没什么真才实学，却极善投机钻营，特别是最会讨好皇上。仁宗晚年贪恋酒色，不理国事，每天只知道宴饮享乐，后宫藏着无数美女，只要高兴，赏赐动辄数以万计。张尧佐摸准了仁宗的脾气，极尽巴结献媚之能事，为仁宗广搜美女，遍寻山海奇珍，变着法儿地讨仁宗欢心。在仁宗高兴时，还不失时机地谈几句“治图方略”、“用兵之道”。这一招果然灵验，把仁宗哄得不亦乐乎，仁宗一高兴，就封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等要职。
仁宗的册封圣旨一下，满朝震惊，包拯联合一些正直的群臣极力进谏，恳请皇上收回成命，仁宗不听，反而说：“张尧佐是个人才，朕不会看错人的。”张尧佐一见有人撑腰，于是四处散布谣言，说包拯此举是出于对他的嫉妒，并且气焰嚣张地狂言：“看谁敢动我张尧佐一根汗毛？”一些大臣胆小怕事，慑于张尧佐的淫威，不敢再言此事。可是包拯却不为所动，连续上本弹劾此事，尖锐地指出：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若滥赏必行，必然有损于皇帝尊严，使朝纲紊乱。由于包拯的力谏，仁宗怕群臣不服，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免去了张尧佐的官职。同时规定一条：凡是后妃家庭成员，今后不得担任国家的军政要职，彻底杜绝了外戚专权的源头。
“七弹王逵”是包拯又一著名的弹劾案。王逵是仁宗面前的红人，曾任湖南、江西、湖北等地转运使。每到一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任湖南转运使时，许多百姓被他逼得逃往深山，人们对他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就把他的名字刻在木偶上，时时鞭打以发泄心中的愤恨。当王逵调走时，百姓们聚会庆贺，接连三天张灯结彩，通宵达旦。王逵虽是巨贪，由于他经常把搜刮来的钱财分一部分进奉给朝廷要员，因此官运亨通。一旦有人告发，王逵便进行诬陷、排挤。洪州知州卞威基于民愤告发王逵，王逵随即捏造罪名逮捕卞威下狱，并且株连五六百人。包拯屡次上书弹劾，仁宗把王逵贬为徐州知府。由于王逵交际广、行贿多，不久又官复原职。包拯得知，第七次上书，痛斥王逵作恶多端，指责其“累任皆惨虐不法，降黜差遣，纵该赦宥，不可复任原职，乞迫还敕命”。由于包拯的据理抗争，仁宗最终罢免了王逵，赶出朝廷，永不录用，为民除了一大害。后来，包拯七弹王逵的故事被编成评书或戏剧，在民间广为流传。
第四，无私无畏、法不避亲
无私才能无畏，包拯不畏权贵的忠肝义胆，源自他的廉洁奉公、坦荡无私。
端砚被誉为中国诸砚之冠，产于广东古端州端溪水一带！历来被达官贵人、名人雅士所珍爱。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有一块自用的端砚，背面镌刻有铭文：“坚持、守白、不懔、不缁。”寄寓自己“精忠报国”志如磐石之坚。此砚后为文天祥所得。文天祥得砚后，又在旁边刻下铭文：“砚虽非铁磨难守，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
端砚是朝廷贡品，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因而很多在此处任知州的黑心贪官，经常以上贡的名义，随意多征几十倍的砚台来送给权贵们。包拯任端州知州时，下令工匠只按照上贡朝廷的实际数目制造，他自己没拿过一块砚台回家。他离任时，只身而行，端州百姓仰慕他的清廉，感念他的恩德，特意制作了一块上好的砚台送给包拯。包拯执意不收，他对这些百姓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这砚我不能收。如此自然清白之物，决不容丝毫的玷污。我要为自己，为端州这块好地方，也为这么好的端砚留个好名声。”
百姓知道包拯肯定不要这砚台了，就将端砚偷偷地放在他的行李中。行至半路，包拯发现了砚台，但已无法送还。包拯拿起砚台，仔细端详了半天说：“真是块好砚啊！”他看着路旁一泓碧蓝的湖水，自语道：“我为你找个好去处吧。”说罢，就把砚台投入湖中。那砚果然不凡，落砚处矶出一座沙洲，人称“墨砚沙”，有人写诗赞曰：“星岩朗耀光山海，砚渚清风播古今。”这自然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寄托了人们对清官的爱戴和仰慕。
包拯出任过许多地方官，尤其是在庐州任上，这对他是一种考验。因为，庐州是他的家乡，亲朋故旧，熟人熟事，容易受人情左右，包拯又是个至仁至孝的人，面对故里乡亲，他还能做到铁面无私吗？
果然，包拯到任不久，就碰上了一件棘手的案子。
这天，包拯正在府中理事，忽报门外有人喊冤。包拯即刻升堂问案，原告、被告被传唤至大堂之上，包拯不免吃了一惊，被告竟是自己的堂舅！但包拯很快就定下神来，他抬头看了看堂外黑压压的人群，心情显得很沉重。堂舅见包拯端坐在大堂之上，顿时气焰嚣张起来，包拯喝令堂舅跪好，然后让原告如实禀告。这时，他才知道，堂舅倚仗他是知府，经常胡作非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老百姓都懂这个道理，所以受欺负的人一直忍气吞声，无人敢来告状。直到今天，才碰上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把这位“堂舅”揪到了公堂上。
传唤了其他几个证人后，包拯确认了堂舅的可恶行径，不觉大怒，当堂命差役依法责打其堂舅70大板。消息传开，百姓拍手称快，盛赞包青天铁面无私。自此，族人中再也没有人敢为非作歹了。
当初，包拯刚一调任庐州知府时，亲戚朋友奔走相告，个个笑逐颜开。以为这下好了，不管做什么，都会有人为他们撑腰了。但事实很快就令他们大失所望，包拯居然“六亲不认”，那些企图仗势凌人的人，不仅没讨得便宜，反而得到了严厉的处罚。家乡的人这才亲睹了“包青天”的公正、威严。
有人不理解包拯，说他无情无义。其实，包拯何尝不爱这故乡故土、父老乡亲啊。但他是朝廷命官，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和法制的尊严，还有他自己的正直和良心。所以，不管是谁，只要触犯刑律，包拯一律将其绳之以法。即使自家亲戚，也不能留一点情面。旧时戏文《铡包勉》、《包公赔情》虽为虚构，但戏中那个大义灭亲、刚正忠直的包公形象，却达到了高度的真实。在忠与孝发生冲突时，包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忠，这种忠是一种责任、一种信任，是一个忠臣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包拯面对误解和流言，曾写下一首诗，形象地表达了自己无所畏惧的性格，吐露了不苟且求荣的心声和为国家百姓做一番事业的抱负：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这是包拯留给后人的唯一诗作。
第五，不惧流言、挺膺负责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清官，总会有荣辱、毁誉之词，包拯也不例外，尤其是“蹊田夺牛”事件，包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流言攻击，就连正直渊博的欧阳修也对包拯多有微词。
这件事的主角叫张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张方平才智超群，是当时的天下奇才。出仕后，他曾上《平戎十策》言破敌之道，亦曾奏免横赋40万，减铸铁钱10余万缗。任三司使时，张方平上“十四策”以论国事。仁宗接到他的奏章，一直看到半夜，连连称是。
但是，张方平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在三司使任上，倚权仗势巧取豪夺。有人把这事上奏给了仁宗皇帝，却迟迟不见反应，包拯知道仁宗有意袒护张方平。于是，他上书弹劾，包拯在奏章中言辞犀利地说：“张方平身为朝廷重臣，上不兢兢业业为朝廷尽忠，下不全心全意为百姓谋利，反而倚仗权势聚敛财富，用皇上所给的权力谋取私利，这样的人不配做官！”仁宗接到奏折后犹豫再三，招来包拯说：“张方平恃权敛财，固然有错，但他有功于朝廷，办事精明强干。把贪污的钱财退出来就是了，何必罢他的官呢？”包拯坚决不同意，他说：“越是这样的人越不能纵容，这种人的‘精明强干’一旦用在邪道上，危害更大。至于张方平以前的贡献，是他为官的本分之事，又怎么能功过相抵呢？”
仁宗听了包拯这番话，觉得有道理，罢免了张方平的官职，改由宋祁代之。谁知包拯还是不答应，他以宋祁昏聩无能为由，请皇上再换能人继任，结果刚刚上任的宋祁也被罢免。这下仁宗为难了，一时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仁宗问包拯：“你看别人都不行，你来干。”包拯并未推辞，慨然从命，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兼任了三司使。对此，欧阳修很有些看法，他说：“包拯正是《左传》中所说的，‘有人牵牛踩了别人的地，地的主人不仅责罚了牵牛人，还把人家的牛也抢夺过来’。包拯奏请皇上罢了张方平的官，这惩罚已经够重了，但他贪恋三司使的肥缺，不也太过分了吗？”此次，生性耿直的包拯并未前去找欧阳修理论，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待在家里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因此引得人们议论纷纷。褒奖者认为包拯这是顾全大局，非议者认为这是包拯做贼心虚。此事未见包拯自己陈说是非。“蹊田夺牛”之事到底是包拯秉公从事，还是耍弄权术？只有留待后人评说了。不过，从包拯的为人、地位和他做官的原则看，该不会贪恋这一官半职的。
其实，包拯是否觊觎权位，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任上做了些什么。《宋史》记载：包拯在三司使任上，廉洁守法、秉公办事。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包拯特地设置榷场进行公平买卖，百姓得以免遭困扰。过去，一些小官吏欠公家钱财长时间还不上的，大多被处以拘禁。包拯上任后认为这样做徒劳无益，就改用安抚政策，把抓来的人全都放了。这一招果然灵验，欠钱人感恩戴德，又慑于包拯的清正威严，很快就把欠账还清了。
因此，即使包拯有如欧阳修所指的有巧取权位之嫌，从客观上看，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第六，上书言事、改革弊政
包拯为官始终以关心天下百姓疾苦为己任，他能清醒地认识到维护百姓利益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因此做了许多有利于百姓，当然也有利于国家、皇权稳定的事。
在政治上，包拯主张整顿和改革弊政，建议裁撤冗官，改革选人用人制度。北宋仁宗时，授官制度极其混乱，官僚机构庞大臃肿。皇族皇室还在襁褓之中，就可以授官。仅庆历七年（1047）一年内，单是属籍皇族授官的就有1000多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家族可以授官，文武官员中地位高的家族亲属可以恩荫授官。此外，如遇荒年，地主肯开仓出粮出钱，也可以授官；甚至朝廷可以公开卖官，出钱六千贯给予簿尉官，出钱万贯给予殿直官等。除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更是“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这仅指朝中而言，地方州县官吏，更是多到数不清的地步。庆历六年（1046），包拯曾上书力主裁撤冗官，反对滥设官职，任意封官许愿。同时主张官员年届70必须离职，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等等。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北宋冗官成灾的问题。
经济上，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一方面主张不能苛剥平民。陕西秦陇斜谷专门置办造船用的木材，随意向老百姓摊派征收，这里的七个州负责提供造河桥用的竹索，多达几十万，包拯调查属实后上奏朝廷，请朝廷停止这些摊派。
一次，他巡视山西，见成千上万顷良田沃野却被用作牧马场，就上奏朝廷，请朝廷把这些良田全部给老百姓耕种，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包拯还请求不要轻易大兴土木，禁止妖妄荒诞的事情等等。此外，包拯还主张方田均税，严格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偷税漏税。可见，包拯的经济主张和措施的确利国利民。
在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认为民富则国强，他认为现行的边防措施，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积极建议朝廷加强边境的战备，增强国防与军事实力。包拯建议增强国防军事实力不能无辜增加百姓的负担，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的粮食，储备起来用作军粮，以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把老百姓视作国家的根本，认为只有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不受贪官污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才能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会导致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
第七，直言政事、敢犯天威
包拯为后世所歌颂和怀念，不仅是由于他当时为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强大的人格力量。
包拯为人刚直，敢于忠言直谏，从不趋炎附势。在皇帝面前，包拯从来都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天颜。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进谏。他上奏说：“太子空缺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很担忧，陛下迟迟不立太子，这是为什么？”仁宗说：“你想让谁立为太子呢？”包拯说：“我没有什么才能而担任朝廷官职，之所以请求皇上预立太子，是为国家长远着想。陛下问我想让谁做太子，这是怀疑我啊。我已年届70，又没有儿子，并不是谋求好处的人。”皇帝高兴地说：“我会慢慢考虑的。”由于包拯“有直节，著在朝廷”，对包拯的提议，“朝廷多施行之”。
包拯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不仅受到当时百姓的仰慕，也使一些有正义感的官吏从内心感到钦佩，欧阳修称他“天姿峭直”，连仁宗皇帝也格外尊重他的意见。
嘉祐七年（1062），包拯去世，享年63岁。包拯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闻听他去世的消息，“忠党之士，哭之尽衷，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
包拯的逝世，仁宗悲痛不已，派专人护送其灵柩到合肥，安葬于合肥城东五十里大兴集。今合肥包公祠里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高度概括了包拯一生不谋私利，廉洁爱民的品格。因此，后人称包拯为“真御使中丞”。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名垂青史的包拯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是由于包拯一生有利于社会与人民，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是真正为百姓谋利益的好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