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河之战后，辽军曾数度越界南下。982年，辽景宗去世，辽军即停止南侵。双方处于休战状态。不过在此期间，宋太宗一直在准备二度北伐，以收复幽州，报仇雪耻。
986年，宋知雄州（今河北雄县）贺令图等上言，说辽主少国疑，母后专权，宠臣用事，国人怨疾，建议乘此机会，直取幽云。其实这时辽统治集团君臣协和，政治贤明，并不存在什么可乘之机。但赵光义却信以为真，不顾参知政事李至的反对，不顾粮草、军械缺乏、北伐准备不足、开战胜算不多的实际情况，不和宰相商量，即决定对辽用兵，兵分三路，大举北伐。
宋东路军以曹彬为主将，崔彦进为副将；另一支以米信为主将，杜彦圭为副将。共拥有十余万兵力，是北伐的主力。
全军由雄州直指幽州。
中路军以田重进为主将，由定州（今河北定县）进攻飞狐（今河北涞源）、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以潘美为主将，杨业为副将，出雁门（今山西代县），进攻云（今山西大同）、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马邑镇）、应（今山西应县）诸州。
宋太宗的战略是，东路军一面扬言进攻幽州，一面持重缓行，吸引辽军主力，使其无暇西顾。待中、西二路攻占山后诸州，东进与东路军会师，再合力攻取幽州。
辽军的战略部署是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部抵御宋东路军，以耶律斜轸部抗击宋中路和西路军，以勤德部守卫平州（今河北卢龙），保卫侧后方的安全。辽圣宗和萧太后则率战略预备队驻幽州。其战略是以偏师牵制宋中路、西路军，先以主力击破宋东路军，再逐一击退另二路宋军。
战事初起，宋中、西二路军进展顺利，势如破竹，连下飞狐、蔚、寰、朔、应、云诸州。东路军于三月初攻克固安、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并于十三日占领涿州。耶律休哥避免与宋军决战，仅以小部队骚扰宋军，阻断其粮道。曹彬至涿州，持重不前。十余日后，因粮草不继，退往雄州。
赵光义得报后认为大敌当前，回军就粮乃兵家所忌，立即下令东路军不得后退，亦不准再进，并命曹彬率部沿白沟与米信部会合，待中路、西路攻占山地之后，再会师北上。但曹彬所部诸将听到中、西二路连战皆捷的消息后，唯恐落他路之后，无不积极求战，力主北上。曹彬无法控制，只得再次率部北进。宋军沿途迭遭辽军阻击，且战且行。时值天气炎热，将士体力消耗颇大，抵达涿州时全军上下均已疲乏不堪。
这时，与曹彬正面抗衡的是耶律休哥部，萧太后、辽圣宗所率辽军已从幽州北郊进至涿州以东25公里的驼罗口，攻占固安。曹彬所率宋军粮草将尽，难以固守拒战，又面临辽军主力合击的威胁，向西南方向撤退。五月初三，辽军在岐沟关追上宋军，大败曹彬、米信军，并乘胜追至拒马河，宋军溺死无数。余众奔高阳，又受到辽军骑兵的冲击，死者达数万之众，遗弃的兵甲堆积如山。
辽在岐沟关一役后，即移兵西向，攻克飞狐和蔚、寰、应诸州。宋将杨业重伤被俘，不屈而死。山后诸州又落到辽的控制之下。
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的原因，仍然是昧于知彼和准备不足。辽在萧太后摄政时期，正处于国势强盛的阶段。宋太宗看不到这一切，不愿认真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未能建立一支拥有众多骑兵的强大军队，并依靠这支军队去摧毁辽军的主力，而只想凭侥幸取胜，以步兵对抗骑兵，其结果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他的分进合击的战略虽然可行，但选择曹彬这样缺乏足够军事才能的庸将来实施这一战略，又没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的支持，他的失败乃是必然的。
辽军取胜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协和，兵强马壮，指挥正确，能在宋军合击的态势形成前集中兵力，把握战机，在平原开阔地带利用己方的骑兵优袭，攻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的宋军，并敢于勇猛追击，以扩大战果。
辽军在再次挫败宋军的进攻后，又一次转而采取攻势。
999年，辽军大举南下，前锋抵达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东南）、淄（今山东淄博南）、齐（今山东济南）一线。史上著名的澶州之役已经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