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城市和城镇都是从农村发展而来的，是随着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聚集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城镇化和城市化从来就不是政府号召和政府推动的结果。因此，从政府提出城镇化的经济发展思路那一时刻开始，就是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
2012年11月28日，中国领导人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镛时称：“中国城乡差距量大面广，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这句话容易被解读为：“由于中国城乡差距量大面广，中央政府要通过把农村变为城镇，把城镇变为城市来缩小中国的城乡差距。”这句话的推论是：“未来中国政府要在政策导向上进一步消灭农村，进一步减少农民，从而进一步削弱农业，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对美国和南美国家（也是由美国农业跨国集团控制的地区）的依赖，最终把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建立在受美国为首的经济金融军事集团所控制的国际市场之上。”这是世界银行行长爱听的话语，更是美国及其盟国所期望的结果。正因如此，中央政府有关城镇化的言论一出，立即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争议。
尽管城镇化提法一出来，似乎为这个过剩的钢铁、水泥、家电等产能找到了短期的出路，相应板块的股票指数也涨了起来，但是发展经济不是堆积泡沫，可持续地发展经济更不是用泡沫堆积更大的泡沫。房地产泡沫挤占了中国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城乡居民未来的投资与消费能力，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癌症，而城镇化必然导致房地产癌症向三线城市扩散、向乡镇扩散、向农村扩散，使房地产资本不仅成为剥夺城市居民储蓄财富的工具，而且成为剥夺乡村农民储蓄和土地的工具，最终成为剥夺中国经济、剥夺中国稳定、剥夺中国未来的工具。
在中央政府提出城镇化之前，中国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和城镇化运动。那些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城市化和城镇化不是经济发展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政府追求毫无质量的GDP数字与金融地产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相结合的怪胎。业已存在的中国式城市化和城镇化已经产生的后果是，可耕土地和资源严重消耗，城乡居民上访激增，农业基础不稳定，城乡居民生活负担加重，劳动力成本提高而百姓幸福感却下降，中国产业资本和实体经济不再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城乡居民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被金融和地产资本绑架。最终结果表现为，目前中国实体经济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缺乏储蓄与投资优势，缺乏劳动力成本优势，也缺乏消费升级与市场需求优势。
城镇化的隐患远不止如此。在现行体制中，地方财政利益、地方官员利益与金融地产资本之间可以有效勾结而难以监管，已经演变出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地方政府和官员通过与强势资本的结合，采取欺骗和强迫的手段，低价收购农民土地，将农田和城郊菜地变为利用效率低下的房地产化项目和市政设施。中国总体上地少人多，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这种城镇化口号下的资源浪费难以挽回。
（2）农民进城之后，种粮种菜的劳动力减少了，但粮食蔬菜的消费者却增加了，这将导致除草剂、农药、化肥的滥用，导致土地退化和粮食蔬菜瓜果质量的下降，还导致粮食和经济作物价格的不断上升，最终给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隐患。
（3）卖地进城的农民不得不买高价的商品房，农民多年的卖粮收入、打工收入和一次性的土地转让收入被买商品房的按揭一次性掏空，成为城镇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无土地、无储蓄、无产业技能、无社会保障”的“四无人员”。农村不再成为城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调节器。一旦出现大的经济衰退，城市失业群体与农村涌入城市的“四无人员”群体汇集，必然成为巨大的足以冲垮一切政党统治的社会动乱洪流。
也许我们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愿意让洪水滔天。但问题是城镇化可能造成洪水滔天，却不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哪怕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我们已经高估了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化的潜力。
中国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达到50%，表面上低于美国和德国的城市化率20%～30%，但是实际上造成中国城市化率低于发达国家的原因在于，中国把每平方千米的人口数量1500人定为城市化的人口数量指标，而这一标准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标准。如果按照中国的城市化标准，那么美国的休斯敦（1375人/平方千米），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918人/平方千米）都不应该列为城市，都没有实现城市化。在美国和德国，2500人以上的居民点就列为城镇，而中国50万人以上的乡镇也未必被列为城市。按照PIVOT资产管理公司的估算，中国的城镇化率约被低估了20%，即中国实际城镇化率已接近70%，未来潜力有限，支撑短期经济增长都存在疑问，根本无法想象可以借助城镇化来支撑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同时，中国可投入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货币供应量资源、地方财政资源、银行信贷资源、15～59岁的劳动力资源和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市场资源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人口首次下降了345万人；货币供应量M2已达到了97万亿元，占到全球的1/4，是美国的1.5倍；地方政府总债务已高达15万亿～16万亿元，难以还本付息；银行业总资产已经达到GDP的250%，难以进一步扩张放贷；2011年，仅政府公开的财政收入已经占到国民全部收入的68.8%，遥遥领先全球其他国家，已逼近国民承受力的极限，政府的收入能力和投入能力无法进一步提高；欧洲消减开支、美国再工业化以及中国自身环境与资源的约束已无法支撑以往粗放式的城镇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机会就在于中国经济现实的危机之中。中国经济潜在危机在于经济结构失衡，其中主要的失衡就在于城镇过渡发展与乡村发展不足的失衡，工业过渡发展与农业发展不足的失衡，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过渡向城市倾斜和农村资源与投入不足的失衡。当人口纷纷涌入城市，城市爆发了经济与环境的危机，农村和农业也陷于日益凋零的危机之中。解决危机的出路不应该以继续牺牲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而把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泡沫吹得更大，不应该企图以新的泡沫去拯救深陷于旧泡沫中的城市化和城镇化危机，而应该将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向农村、农业和农民倾斜，彻底扭转中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失衡。在国家战略上，应该把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农业的组织化和农民的职业化（专业化）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中国农村现代化、农业组织化和农民专业化可以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农村现代化、农业组织化和农民专业化是一个整体的不同方面，是新时期发展经济、调整结构的重要内容，其中，农业组织化又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专业化的关键。
这是中国经济的现状，也是中国经济的基本。如果政府再强行增加投入，容易引发激化潜伏的各种矛盾。
（4）国际战略背景也不利于城镇化。外资外贸过去一直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之一。然而，过去十年的中国“世界工厂”机遇正转向“区域化”。2012年中国出现了资本项目逆差1173亿美元；从FDI（外商直接投资）看，2012年增幅同比下降了3.7%；从制造业看，欧洲削减开支，美国再工业化，推动TPP（环太平洋伙伴关系）替代中国出口，都不利于中国制造业发展。这种背景下强推城镇化可谓逆势而行。
当下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是：1.经济结构调整已刻不容缓；2.在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之后，中国正成为新危机的高风险地带，要尽早主动调整，避免彼长此消后中国调整更痛苦；3.促使房地产价格较大幅下跌，为再造竞争力创造条件。
由于城市可腾挪空间有限，中国农村正可以成为结构调整的巨大缓冲地带和发展空间。但这个发展不是靠城镇化，而是靠农村现代化、农业组织化和农民专业化。
——农村现代化。不是将农民赶到城镇去，而是将农村工作方式、生活条件基本现代化。
——农业组织化。不能放任乃至鼓励农地承包权的自有流转，导致少数人占有大量农田，大多数农民流离失所。而应该以农村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的方式组织化，农民以承包地入股；外部投资者可参股经营，但不能控股；国家农业补贴，直接进入合作社，落实到农地中。此外，建立全国性股份制的农村种子、农药、化肥、粮油收购等公司，国家相对控股，社会资本参股并运营，村级合作社可参股其二三级子公司，借助现代科技、信息化和物流手段，分别承担种子、农药、化肥流通和保障粮油收购安全等任务，并通过上市做大、做强。
——农民专业化。通过农村股份合作社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和专业化，并鼓励其深加工和市场化。合作社有权从农民中选择雇工，并对其进行专业化培训，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就地转化为专业工人。
倘若如此，中国农村和农业不仅将可避免城镇化所导致的“拉美化陷阱”。还能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缓冲带，成为中国新的竞争力提升的重要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