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案语]
讷色恩（Arthur von Rosthorn），1862年生于维也纳的一个富裕家庭，其祖籍为英格兰，Rosthorn家族以工业制造而闻名于世。他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四，从小接受的是私人教师的教育。1880-1883年，讷色恩求学于维也纳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比较语言学，随后前往牛津大学，成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弟子，除汉学和梵文外，他还修习国民经济学和哲学。在校期间，他被中国海关看中，遂往中国任职。1893-1895年回国休假期间，他继续跟随理雅各读书，并获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自1871年起，任驻日公使兼驻华公使，但驻馆在东京。1895年，奥匈帝国决定在华设立公使馆，自1880年驻上海总领事夏士（Joseph Haas）力荐讷色恩出任公使，但因其非法学出身，未获外交部批准，几经周折，终被任命为驻华公使馆秘书（Gesch？ftssekter？r），因尚未就职的公使博乐斯拉维斯基（Boleslawski）突然去世，讷色恩遂以临时代办（Gesch？ftstr？ger）身份，成为公使馆的实际领导人。
作为具有深厚汉学造诣的外交官，讷色恩对中国文化极为景仰，由此对中国人民也抱有非同一般的同情和理解，这在北京的外交圈子里尽人皆知，他反对西方列强的瓜分和殖民政策，这在欧洲也是无人不晓。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讲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成为一名义和团的拳民。”（Wenn ich ein Chinese w？re，w？re ich ein boxer。）他称中国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讷色恩夫人（Paula von Rosthorn，娘家姓为Pichler），1873年生，出身于维也纳的一个医生家庭，也是讷色恩的远房亲戚。两人于1895年结婚，换句话说，讷色恩回国休假的两年里的成果，除了拿到了博士学位，就是娶了一位愿意与他前往中国的老婆，这在当时也不多见。讷色恩夫人虽不懂中文，但并不以在中国的生活为苦，反而以乐观幽默的态度享受异域的一切，这从他们把自己在北京狭小的临时寓所命名为“玫瑰别墅”即可看出。与她的丈夫一样，她热爱中国文化、同情中国人民。
义和团围困北京使馆区的那一年，讷色恩夫人二十七岁，是使馆区里不多见的几位参与防御、照顾伤员的女性。为此，她在1903年获得法国和奥地利政府颁发的勋章。后来她撰写回忆录，专门讲述这段经历。该回忆录于2001年由Alenxander Pechmann整理出版。
书中收录了讷色恩大概在1911年撰写的前言，讷色恩称：“与其在中国首都最繁华的街道上为克林德立碑，还不如为中国的五大臣立碑，他们事先就向公使们发第一次听说义和团是在1900年3月。那时这一原本爱国的秘密会社在山东和直隶南部迅速扩张。它之所以得以疾速扩展，是因为其领袖自诩具有超现世的力量，给予每个参加者战神的守护，即所谓的刀枪不入。……后来这些自认为做好事的人群里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各式各样的流氓无赖和失去土地的流浪汉，他们想通过抢劫和掠夺谋取钱财。常常听说他们攻击传教团，追击传教士，数以百计的中国教民被杀。可是这些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针对传教士的暴动在中国一直就有，哪怕是后来天津和北京大街上贴出了标语，说要杀所有的外国人，也没人认为这有什么奇怪，没人为此忧心。
整个5月份里，关于保定府和北京周围发生暴力事件的消息越来越多，整个国家似乎到处充斥着义和团，使民众陷于恐怖之中。偏僻地点的欧洲人受到了极大威胁，因此很多人跑到北京和廊坊。针对公使们的申诉和抗议，总理衙门做出了最漂亮的承诺：将尽一切努力镇压骚乱，军队确实被派往铁路沿线的车站驻守，卫兵被遣往北京所有的公使馆防守。我们很相信，中国政府随时都会进行有力的干预，因此我们的人身安全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出了警告，并为自己的勇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06年，讷色恩擢升为参赞（Gesch？ftsrat），同年被任命为驻德黑兰的公使，但他更愿意成为驻华公使。梦想化为现实，已是五年之后，即他在五年前所预言的革命确实到来：“毫无疑问，义和团起义及其后果是对朝廷的沉重一击，也为1911年的革命做好了准备。但王朝的轰然倒塌给中国带来的是更大的不幸。”
1917年，讷色恩离任回国，与夫人一同返回维也纳，开始了他的教授生涯，并出版了大量著作：《战争前后的中奥关系》（1919）、《中国人的社会生活》（1919）、《中国历史编纂的开端》（1920）、《中国历史》（1923）、《中国青铜》（1926）、《中国的考古学研究》（1937）、《中国语音史研究》（1942）。
讷色恩是一个积极的反战者，1938年，他因为公开反纳粹而丢掉了教职。1945年去世。讷色恩夫人则逝世于1967年。
5月28日，当听到铁路线路被切断的消息时，我才觉得处境严峻了。大批拳民进攻丰台车站，却未遭到士兵的阻拦。两位来自欧洲的铁路官员开着蒸汽机头逃到了天津，他们说，守护他们的士兵，就是最早进入空无一人的房子的抢劫者，抢完之后，又点火焚烧房子。这一事件让在北京的欧洲人深感不安，公使们决定，立即请求（自己的）士兵前来保护使馆区。幸亏那时电报线路还未断，大沽口的战舰马上就派出了水兵。他们还要求总理衙门，恢复铁路交通，要求Lient sen总督预备好必要的交通工具。中国大臣们一开始找了很多借口，在认识到公使们不会放弃派兵前来护卫、甚至必要时还会使用武力之后，他们这才决定满足公使们的要求。但外交部提出了一个条件，即执行此任务的军队人数不能超过1898年。6月1日，第一批执行任务的分遣队到达，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1日和3日又有其他的分遣队抵达。总计来了420个人。我们自己士兵的到来，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不仅我们，还有所有的中国仆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对义和团怕得要命。他们相信，只要这些士兵一来，就会给这座城市带来安宁。
6月3日是圣灵降临节，我们的分遣队跟德国士兵一起抵达。共有30个“镇塔（Zenta）”号上的水兵，两个海军军校生——迈耶（Mayer）和博纳伯格（Boyneburg）男爵，还有分遣队的队长——海军少尉柯腊（Kollar）。陪同他们前来的是驱逐舰舰长孟塔曼（von Montalmar）和海军上尉温特哈德（Winterhalder），但他们两人打算次日一早就返回大沽口；孟塔曼先生之所以一起来，是为了跟讷色恩商量一些事情。我们的同胞魏尔发特（Wihlfahrt）骑马前往火车站接他们，因为亚瑟现在起着领导的作用，有事走不开。寒暄过后，队员们驻扎下来，几分钟之后，公使馆正门口就飘起了战旗。我们把空着的随员房间收拾成了卫兵的住所。楼下的三个房间住着水兵，楼上房间有几件现成的家具，安排司令官和两位军校生住了下来。孟塔曼和温特哈德住在公使的两间客房里。这一天，各处的岗哨也布置就绪，还分出八人和一位军校生，前往比利时公使馆，距离我们这里大概有8分钟的路程，亚瑟事先答应过比利时公使的。
当两位军官次日准备踏上回程时，消息传来，义和团把丰台以南的两个车站摧毁了，火车线路由此中断，无法前往天津。事实证明，政府承诺的保护远远不够，公使们认识到，有必要从天津调遣更多的增援部队。亚瑟与孟塔曼立即达成一致，我们也要采取同样的步骤，他们当天就给“镇塔”号上的一副发电报，要求70名水兵整装待发，随时听从调遣。其他公使们先要取得各自政府的同意，这样就损失了两天的时间，义和团利用这两天把火车线路完全破坏了。
被情势所迫，孟塔曼和温特哈德留在了北京，因此我们利用接下来的几天，带领客人们参观这所城市的名胜古迹。在城墙上散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很能体现中国士兵精神的场景，孟塔曼先生很感兴趣，很后悔没带相机，不能把这场景拍下来。城墙的脚下，有一个为保护美国公使馆而设的三人岗哨。为了消磨时间，这三个战士钻在草席盖的棚子里玩掷骰子的游戏，他们的武器支靠在一起，在棚子前面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刺刀尖上晾着衣服，底下还挂着鸟笼，笼子里有一只百灵鸟，正叽叽喳喳地唱着歌。
清政府在所有公使馆的门前都设了岗哨，这些衣衫褴褛的家伙在街上的尘土中瞎溜达，我们勇敢的水兵一点也看不上他们，立即把他们赶走，还划了一道界线，不让他们越线。到了6月5日，铁路仍然没通，孟塔曼和温特哈德只好再推迟一日启程。我们并不为此感到不快，因为他们两人和蔼可亲、见多识广、谈锋甚健。我们无法预测，他们并非自愿的延长居留会产生怎样的悲剧性结局，反正有他们在这儿，我们感到非常愉快。我们消磨时间的方式很多，骑马、打网球、为打仗做些小小的准备。我们为他们带来的机关枪制作了一个木头的三脚架，把它架在十字路口，使路过大门口的人都能感受到它的威慑力。那个时候整体气氛还是很安稳的，尽管不断耳闻义和团以及他们最近的残忍行为。但是我们还是认为情况并不危险，因此我们还和之前一样，骑马在北京和周围地区闲逛。
6月4日那天，我和温特哈德先生、魏尔发特先生又骑马外出溜达，我们想从北边的城门出去，前往黄寺。当转入宽阔的北大街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队八旗兵。到达城门，卫兵把我们拦下，不让我们出城。魏尔发特先生询问原因，一个军官告诉他说，城外与义和团的大战正在进行。我们无计可施，只得返回。因为骑马晨练未能完成，我们就沿着城墙，骑往下一个城门。那里的卫兵正在玩纸牌，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畅行无阻，骑出了城。可他们发现了我们的马夫，就命令他把我们叫回来。我们不予理睬，继续前行。突然，大群士兵叫喊着追赶上来，要把我们截住。这群士兵加上尾随来的民众，有几百人，他们一边追赶，一边大喊：“抓住他们！截住他们！”我们策马扬鞭，很快甩掉了他们。我们打算从西门返回城里，却发现那里有很多看上去很不友善的卫兵，我们就继续往下一个城门走。这样我们尝试了很多城门，最后终于从南东门悄悄地溜了进去。如此这般，我们实际上把满洲城绕了一圈。半个小时后，我们的马夫也回来了。尽管他被打了，结果并不严重。他说，城门守卫得到严格的指令，不让任何欧洲人出城。他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但是有可能这是政府的预防措施，以阻止欧洲人被义和团袭击。
令人不安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多。特别是中国人——文书和其他人——在传来传去，说义和团马上就要打进城了，他们将袭击公使馆并杀掉所有欧洲人。这些中国人坚信，义和团刀枪不入，这一点，我们当然无法认同。情况已经很明确，我们要对可能到来的袭击做好准备。然而如何准备呢？！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袭击？这是个问题。他们肯定没有好的武器，可能只有大刀和长矛，也许会有几支老枪。我们猜测，按照中国人的习性，他们会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摸进来，大批人马爬墙而入，然后把房子点着。为防止他们这种印第安人式的偷袭，我们在整个花园里布置了陷阱，所有树木之间都拉上了铁丝，为的是把快速行进中的进攻者带入陷阱。打网球的网也被我们当做了阻挡的机关。军校生博纳伯格尤其有招数，他热情高涨，不知疲倦地忙于制造陷阱。我也觉得这事很好玩，所以我们合作无间。后来我们觉得这种所谓的“准备”很好笑，因为这些陷阱只是给我们自己造成了行动障碍，有些人为省时间，急匆匆穿花园而过，就被自己设置的网给挂住了。
中国政府承诺，到5月9日，重新恢复铁路交通。当此约定未能恪守之后，公使们就发电报给他们的将军们，要求再增援兵。宝讷乐爵士发给西摩尔（Seymour）的电报里有一句很著名的结束语，“Make haste，or you will be too late！”6月10日，有消息说，西摩尔上校当天晚上乘火车抵达，所以很多人和拉行李的车都前往很远的火车站迎接，他们白白等了好几个钟头，最后失望地返回。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一秘带来消息，上午公使派一名办事员去火车站，他在路上被士兵们硬从马车上拽了下来，尽管他一点也没反抗，只是请求饶命，一个军官下令，砍掉了他的脑袋。这个消息动摇了我们对中国卫兵的信任。
第二天早上，有人告诉我们，士兵们（据说其中也有很多义和团的人）封锁了外城的南门并筑起了工事，以阻挡欧洲军队入城。尽管我们觉得有点不对劲，但还是觉得不会出什么问题。为了查明情况，亚瑟与温特哈德少尉骑马出前往南门。他们发现，大街上都是士兵，暴民们跟着他们后面，高声叫骂，简而言之，气氛很不友好。但两位先生都带着武器，一点也不示弱，平静前行，没人敢袭击他们。他们来到南门，发现它像往常一样并没有被封锁。他们就往回走，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公使馆。我本来也很想跟他们一起出去的，亚瑟不让我去，看到他们回来，我当然非常高兴。晚上，赫德爵士投来一封信，我们这才意识到，这次骑马出去极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赫德爵士为亚瑟感到庆幸，竟然从险境中逃脱。他的仆人当时也走在这条路上，亲耳听到士兵们得到命令，从旁边的胡同赶到两位骑士的前面，切断他们的退路，一旦他们出了城门，就从后面开枪打死他们。他们在距离城门尚有几步的地方折返，这才侥幸捡得一命。他们俩是最后踏入外城的欧洲人。
由于不能返回大沽口，孟塔曼郁闷不已。他担心，别人会以为他逃离危险，所以才在严峻的时刻离开了舰艇。我们一直安慰他，他又不是作为旅游者来享乐的，而是按照上司命令行事，责任也应有上司来承担。不幸的是，目前亚瑟是公使馆里唯一的官员。副领事纳提斯（Naties）不久前调往上海，接替他职位的哥特瓦尔德（Gotwald）先生还在来北京的路上。铁路的中断，使得他不可能前来就职了。后来他随西摩尔的探险队回到了天津。当5月底派遣卫兵来京的决定做出后，亚瑟已派不出人前往大沽口，与舰队司令官商议将来可能的增派或者解散部队之类的事宜。当时有份电报，说要寻找舰艇的司令官，亚瑟只好建议当面商量，驱逐舰舰长说，他自己将与分遣队一同前来北京。
6月13日的下午，我们正在打网球，美国公使馆秘书15岁的儿子法格·施盖尔斯（Fargo Squiers）带来了西摩尔上校的信件。这封信是哥特瓦尔德先生在廊坊写的，廊坊大概是天津和北京之间的一个火车站。信里说，尽管路轨破坏得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军队不得不步行，但是上校已经走完了一半的路程，我们几天之内就能见到他们了。法格还告诉我们，克林德男爵刚刚抓住了两个义和团成员，关在公使馆里，他们穿着整套的制服、缠着红头巾、系着腰带、脚上绑着红带子，坐着大车，在使馆街喧叫不已。所有人都对这些人的鲁莽放肆感到惊诧，他们竟敢公开地跑到我们这里来。
法格刚走，我们又继续玩牌。耳边响起上千人的叫喊声，开始觉得声音很远，后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们的几个仆人脸色煞白，喊道：“义和团来了！我们全完蛋了！”我们立刻紧张忙碌起来，正式迎接这些不速之客。哨音响起，一分钟之后，整支团队装备完毕，携带枪支弹药各就各位。岗哨都加强了，亚瑟和我拖来了空箱子，加固已有的射击掩体，更好地观察敌人。跟其他公使馆一样，我们的公使馆也有一圈高12英尺的围墙，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喊叫声，这群人在不断地靠近，但是我们看不见他们。我们爬上公使馆东北角的一个瞭望台，以便观察得更清楚些。该来的还是来了：东边的主街那儿已经可以看得到火光。义和团在行进途中放火点燃了美国传教会的小礼拜堂，他们在那里没有多耽搁，很快已是浓烟滚滚，人群已经到了街角，巨浪般地涌向我们的公使馆。有几千人，无法分辨面孔，因为每个人都挥舞着火把，喊声刺耳，他们一直冲到新铸钱局，该衙门与我们的公使馆只隔着一座老亲王府，火把扔进了尚在建造中的前院房屋，大火燃起来之后，义和团继续向我们这边冲过来，海军少尉温特哈德带着五个人守卫在西北角一座屋顶上，为了射击的效果更好，待义和团走得很近的时候，他才发出了命令——开火！六支枪向距离只有150步远的拥挤人群射出了一排排的子弹。我们在围墙的另一端紧张地等待着事情的进展。第一阵的高声喊叫之后，突然是死一般的寂静，接着是向后乱挤乱撞，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刚才还挤满了活人的宽阔大街，一片死寂。那些拥挤在大街的另一端准备看热闹的北京小市民们，本想看到我们公使馆的火海，现在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我们的回应肯定是他们没有料想到的。义和团大概没有热兵器，不然他们肯定会使用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颗定心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义和团的本事，也就是纵火烧外国人的房子。我们把机关枪架设在使馆外的十字路口上，以阻止他们靠近，在此后的晚上，我们都要在这一岗位坚守好几个小时。这天的傍晚时分，米尔斯（Mears）夫人和德贞小姐带着她们年幼的两个侄子来到了我们这里，因为赫德先生那里已经住不下了。
义和团走过的路线，很容易跟踪，因为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都是点火烧传教团的房子和教堂。这一夜，北京大部分的传教团都被摧毁，包括古老的东堂，也未能幸免，我们曾在那里住过三年。还有老彼得·盖瑞克（Père Garrigue），他过去常说，他不知道还要比献身更幸福的结局，结果他的心愿得到了满足：作为殉道者，他死在了祭坛的阶梯上。深夜快两点的时候，通向北面的一条马路又出现了光亮，他们越来越近，毫无疑问：义和团又来了。但是他们不再抱有必胜的信心，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喊大叫！等他们走近，机枪开始扫射，人群立即退去。我们满以为会有很多死者和伤者留在街上。但是情况却让我们大为失望，我们派出去的巡逻队只看到几处血迹和一大堆的火把，其他什么也没找到，火把插在路边的土里。找到的唯一尸体是个中国老妇，完全被烧成了焦炭，脖子上的十字架证明，她是个不幸的基督徒。之后，我们讨论了很久，射击过高还是过低？义和团把他们的死者都带回去了、以便延续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后来我们听说，奥地利的排枪给义和团的第一次进攻造成很大的损失。次日早晨铸钱局门前的大量血迹证明了这一说法。
第二天早上，使馆区呈现出一幅罕见的图景。禁止中国人入内，只有证明自己为外国人工作并有出入证的人，才被放行。非军人也都装扮得像战士一样，每个人都武装到了牙齿，因此有些人看上去甚为滑稽：一位铁路工程师在猎枪上用铁丝绑上了一把巨大的切菜刀，当做刺刀用。让我最难忘的还是赫德爵士，这位瘦弱的老先生，站在自家房顶上站岗放哨，他头上戴着一顶巨大的太阳帽，像一朵大蘑菇，他用绳子把长长的毛瑟枪挂在脖子上，手里拿着温切斯特连发步枪，腰上缠着布尔式的弹夹腰带。这套装束一点也不符合他的气质，一点也不像个战士。看见他这身打扮，要想忍住笑是很难的。
对于我这个主妇来说，第二天的早晨很让人惊诧，厨师也好，仆人也好，都不见了。（仆人过了几天又回来了！）我开始了一段繁忙的家务工作：我要照顾五位军官、四个避难者，还有我自己，除了一个苦力，什么帮手也没有。最困难的事情是张罗食物。我们的苦力不敢走出使馆区去采购，我只能依靠存货。温托尔（Wintour）先生，一位很可爱的在海关工作的英国人，有一回我向他抱怨了自己的困境，他竟然那么热心，让他的厨师每天都送鲜肉过来，不然我的存货绝对不够11个人吃的，他显然跟外界保持着联络。我也听从了米尔斯夫人的建议，把她的存货也拿到我们这里来了，就这样我们坚持了一段时间。下人们除了基督徒全都跑了。
……
我们的处境在6月19日的下午突然起了变化。总理衙门的一个官员带来给所有公使馆的紧急公文，公文的措辞都完全一样，内容大致如下：
将军们要求移交大沽口炮台。中国政府将此理解为敌对行动，所以无力再保护欧洲外交官，这里奉劝各位在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政府将会护送，以保障安全。
读这份文件时，亚瑟情绪非常激动。这是他整个事件期间第一次也几乎是唯一一次失去冷静。我们与军官们商量对策，所有人都认为，除了撤离，我们已别无选择。因为人家提供的安全保护只到天津，不然的话，24小时之后就不再有安全保障了，换句话说，军队将会对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必须做好前往天津的准备。孟塔曼对我说：“您必须做好整个路程都要步行的准备，不能带行李，因为我们唯一的大车，要用来运送子弹和食品。”我冷静地考虑了很长时间，什么是我最需要的东西。在博纳伯格的帮助下，我给自己和亚瑟各准备了一个背包，里面装入我认为最有用的东西：一件厚的旧夹克衫和一块大的羊毛方巾，亚瑟的一件毛线衣，一双袜子和一双靴子，还有几件内衣——这就是所有的东西了；因为东西再多的话，对八天的长途跋涉来说，我会受不了的。在我做这些准备的时候，亚瑟正与其他公使们商谈，他们也都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走。但是怎么走呢？首先要设法让中国人延长时限，其次保证路途安全并提供必需的交通工具。欧洲人数量很多，有差不多1100人，其中200是妇孺，只有500人配备着武器。此外，还有几千名中国基督徒要与我们一起逃亡，我们当然不能抛弃他们，见死不救。大量人口的转移存在着技术上的巨大困难。外交使团团长以所有公使的名义给衙门发送了一个照会，重申了上述内容，文末还宣布，明晨9点公使们将集体前往总理衙门，拜访两位亲王。公使们的目的，首先是要赢得时间。西摩尔的队伍随时可能抵达，那样的话，这种处境也就被终结。此外，大家也希望借此机会让大臣和宫廷睁开眼睛，审视一下他们正在开始的疯狂举动，向11个国家——整个欧洲、美国和日本宣战，这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亚瑟后来又想到了一条出路，也应该一试，以摆脱现在的困境，他很晚还前往英国公使处商量此事。亚瑟建议，公使们应该给中国政府写信解释，由于与天津的联系已中断，他们并不知道将军们所下的最后通牒。如果得到机会与将军们联络的话，他们很愿意致力于说服将军们放弃此意，如果大沽口炮台已被占领，他们将劝说将军们归还炮台。宝讷乐爵士极为赞同，但他提醒道，这样的一份声明，只有在一致行动的情况下才有价值，所以一定要征求其他同事的意见。于是，亚瑟就去找俄国人，与他们讨论此计划，格尔思（de Giers）先生竟然十分愤怒地回答：“哎呀，我亲爱的同事，这就是说要欺骗中国人啊，我们绝对不可能交还大沽炮台。这是对政府的不忠啊，我们是政府委派的外交官员，这事我不能干！”“这种温柔的考虑体现了您高贵的性格，”亚瑟回答，“但是我找不到别的出路，我们只能放弃此事了。”
6月20日早上，所有公使都聚集在法国公使那里。亚瑟进去的时候被告知，凌晨2点钟，还真给总理衙门送去一份以外交使团名义撰写的紧急公文，内容全是亚瑟的建议。对于集体拜访一事，总理衙门的回复是，大臣们在此时间还未到署。有几位公使认为，不应该放弃被接见的可能性。克林德先生就表示：“为了公使馆的事情，我肯定要去，如果必要，我会要求他们对照会做出回应。我会带上一本书和一支雪茄，在那里等着，一直等到有人前来，哪怕等到明天早上。”说完这些，他就离开了法国公使馆，在一个翻译的陪同下出发了。他没有让护送的卫兵同行，因为担心卫兵在场会刺激对方。经过我们的防卫工事还不到十分钟，陪他去的苦力失魂落魄地飞跑回来，带来了他已被杀的消息。他的翻译考德斯（Cordes）先生也中弹负了重伤，尽管如此，凭借他对地形的熟悉，逃到一公里外的美国传教团而获救，他一抵达传教团门口就昏了过去。他后来向我们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军官下达了开枪的命令，穿着军装的士兵开的枪，而并非像后来中国人所描述的那样——是狂热的暴民打死了公使。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或许克林德的死挽救了大家的生命，我们由此睁开了眼睛，认识到政府完全站在了我们的敌对面。去天津，就死定了，大家在静默中放弃了这个计划。……孟塔曼宣布，我们的公使馆无法抵挡住军事进攻，所以决定将我们的存货暂时转移到法国公使馆去。一下午的时间，我们都在收拾归置吃的东西，只有一辆小推车，优先用于运送弹药。……我们每人拿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我们所有的家当，难过地准备撤退。正在这时，毕盛先生迎面走来说：“请回去吧，事情并没有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刚才收到了总理衙门的友好回复——就是对我们夜里所写的那封信的回复。政府愿意保护我们并把一切必要的事情办妥，只要我们答应前往天津。”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高兴极了，赶快又把东西搬回到公使馆里。但是没过5分钟，我们就听见了第一阵枪声。中国人恪守了24小时的承诺，4点钟准时开始进攻了。……我情愿与亚瑟以及我们的军官待在掩体里，但是他们不准，他们命令我去法国公使馆。在那儿，我独自一人坐在院子的一角，守着我们的食品储存。傍晚时分，毕盛来了，让我和他太太一起前往英国公使馆，这是已经决定了的，所有的家属都到那边，好让军人们无忧后顾之忧。亚瑟立即表示，他无论如何要和军人们待在一起，我除了听从安排，别无他法。……
第二天早上，我在英国公使馆内四处看了看。看看600来个欧洲人如何在里面安顿下来，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安顿得还是井然有序：每个公使馆分到一间亭子，连赫德先生同他的海关员工也享受同等的待遇，大家尽量利用有限的空间，办公室变成了医院，英国传教士挤在小礼拜堂里，一秘的房间塞满了所有的美国传教士。必须经过两间巨大的带柱子的厅房，才能抵达公使的房子，第一间大厅里安置着英国军官、莫理循（Morrison）博士，公使馆的总部也设在这里。第二个大厅还要多姿多彩，住着小店老板及其家小、铁路工程师及其家属、还有各种身份的避难者。每家只有极小的一块地方，用装食品的箱子加以分割。谈不上什么舒适度，完全没有私人空间，对女人来说，这是非常艰难的，而且不知何时是结束。必须承认，英国人的组织天赋给开始阶段的混乱带来了令人惊异的秩序，而且这一秩序在整个围困时期得到了保持。
机构管理分成了如下几个部分：工事加固、卫生、食品、牲畜、救火等等，每一方面都挑选出一个合适的负责人，他负责自己寻找员工。这个方式运行得很好。
……
6月20日撤离之后，我们的使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被彻底抢劫一空。从法国人的屋顶可以看到，那些无赖如何把马牵走，如何把他们要的东西整箱整捆地弄走。6月22日晚上，这座美丽而崭新的房子被付之一炬，从英国公使馆我清楚地看见熊熊的大火，公使房间的火焰异常漂亮，如同在放焰火。齐干男爵是个狂热的猎手，他在家里储存了大批的子弹，此刻它们爆发出一连串蓝色的花束。
……7月3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们完全没注意到，中国人在法国公使馆对面、通往Lichtausstrasse的一条小胡同里架起了一门7厘米的火炮。它打出的第一发炮弹把围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带走了年轻的海关官员瓦格纳（Wagner）先生的脑袋，他前一天才到我们这里。当时正站在他身边的戴熙（Darcy）深受震撼，以至于他自己也有点失去了头脑。在情绪激动之下，他宣布他的人不能再如此长时间地暴露在外面了（还死了很多法国人），因为中国人与我们近在咫尺，并且用火炮轰炸我们，公使馆已经守不住了。他让人吹了撤退号，将食品搬进隔壁的北京旅馆（Peking Hotel）后，我们就全部撤退了。大家心情极为沉重，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已经到了非撤不可的时候。我们站在旅馆的院子里，头脑一片空白，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孟塔曼先生跟亚瑟商量之后去找戴熙，戴熙正沮丧地呆望着盖着块布的可怜的瓦格纳的尸体。孟塔曼请求他允许，派人重新夺回我们的老地方，因为眼下事情还没到不可挽救的程度。戴熙说：“尽管这是疯狂的举动，但是我也不反对，再说除了重新占领公使馆，我也别无选择。”幸好中国人并没有利用我们这次撤退的机会，他们甚至以为撤退号是进攻号呢，结果全部都跑掉了。这是一个较晚撤退的仆人说的。
……
防御工事方面，英国公使馆无疑是修筑得最多的。这也不足为奇，因为那里物资最为充足，劳力也不缺乏。防弹掩体能够抵御火炮，所挖的堑壕可以防止地雷，还有不计其数的街垒和隐蔽所。英国人运去了近4万个沙包，尽管它的位置根本不像法国人和德国人那样暴露在外，英国人只不过一直考虑着保护自己，而我们却从他们那里连一个沙包也得不到，尽管我们迫切需要这些东西，尤其过分的是，他们还一直要求我们提供支援。每当我们这边战斗激烈进行之际，英国人毫无例外地会要求我们增援。在孟塔曼非常不走运地被迫撤退的那一天，宝讷乐爵士到处散发通告，宣称根据大家的请求，他已接管了最高指挥权。通告上除了他之外，只有萨尔瓦葛（Salvago）、格尔思和毕盛签了字。戴熙和索登（Soden）伯爵根本就不承认他是司令，由此产生的结果就很诡异，这一位不停地发出指令，＆nbsp；而其他人完全当做耳旁风。
在被围困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宝讷乐爵士完全致力于把所有的武装力量都集中到英国公使馆，其原因，除了保证自身安全外，还出于国家荣耀感——如果只有英国公使馆一家挺过了围困的话，这会让英国人得意非凡，就可以向世界宣告：“我们独自拯救了外国人居住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敌人的围攻越来越厉害，援军依然毫无音信，宝讷乐和其余几位公使才开始认识到，只要其他公使馆能挺得住，那就给英国人创造了缓冲地带，挡住了直接的进攻，所以外围的防御线越是往远处，越是对英国公使馆有利。
宝讷乐爵士对于这种消极抵制极为恼怒，他有理由怀疑亚瑟是反对党的领袖，对亚瑟特别反感，为了一点小事，第一次的交锋就导致了正式的决裂。我们的人在筑造防御工事时需要铁锨，有一天德国公使馆也需要用，一个德国军官来求助，亚瑟让他前往英国使馆领取，因为我们的人在那儿保管着包括铁锨在内的物品。宝讷乐爵士也要用铁锨，就命人当着我的面把铁锨拿走了，后来亚瑟要求归还，宝讷乐全然否认知道此事，拒绝做出任何努力以取回这些东西。
出于对爵士的信任，我们把自己的存粮都拿了出来，宝讷乐夫人把它们都放到了她的储藏室里，不仅不再拿出来，而且还索要我们团队60天的口粮。存粮运到英国公使馆的时候，孟塔曼在那儿设了一个岗哨，后来却按照宝讷乐意的旨意撤销了，因为缺少可锁闭的屋子，存粮就被运到了宝公使的外屋。过了一些日子，海军少尉柯腊和我们一起前往英国公使馆，要将一部分粮食运到法国公使馆去，却发现好几袋大米不见了。因为要求索回，我们就跟英国公使吵了起来。他正想返回自己的房间，却看见地上有些面粉，是抬面袋时撒出来的。他转过身朝我嚷道：“您听着，要是把我的房间弄脏了，您就得把它打扫干净，马上！”亚瑟听见后，暴跳如雷：“什么！您说什么？我太太到这里来，不是给您打扫屋子的！”“我不是说您的太太，”他恼怒地说，“我的意思是说苦力什么的人，”他嘟囔着回房间去了。亚瑟气得要命，发誓再也不会踏进英国公使馆，哪怕事情再紧急也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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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司令官Shiba上校每天都给大家发送消息，这些消息来自于一个中国士兵，都是中国军队开拔的情况。为了鼓励那个中国兵，Shiba答应，每个情报支付10元钱，而这位认真的中国兵就把自己的探险分成了一个个的小阶段。他报告队伍快要到达通州——一天之内可以抵达北京的地方，然后极为详细地描述一次战斗的情况，外国军队被打败了，不得不撤退了。其实我们并不相信这些陈述，但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议论的话题，让大家保持兴趣，一直能讨论几个钟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情报也算物有所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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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敌人真正实施强攻的话，哪怕就一次，他们人多势众，我们肯定抵挡不住，我们每个岗位只有两到三人。他们有过几次人数众多的进攻，但是只要前排的人一倒下，其他人就丧失了勇气。……
由于门房、主楼和翻译住的房子被烧毁，法国公使馆可住人的房间已经很少了，要进去住的话，就得重新分配房间。我们的水兵安顿在小祈祷室，法国人住进一秘的房子，那里还有我们的餐厅，我们在其中一个房间还住过。现在房间不够用，我当然不能要求独自拥有一间，我不得不做出决定，搬到旅馆去住。离开法国公使馆让我心情很沉重，因为我又要与亚瑟分开了，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去旅馆，而不愿回到英国公使馆。正在这时，贝罗卡（Beloca）先生和冯·卑尔根（von Bergen）先生来了，请我住到德国公使馆去，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从7月13日到8月14日，亚瑟什么地方都不住，晚上他睡在花园的吊床上，在戴熙旁边，只有下雨的时候，他们才回到长廊里来。
每个踏进德国公使馆的人，都会惊异于那里的窗明几净和井井有条，让人简直要忘记眼前是处在战争之中。花匠一如既往地照管着花和园子，仆人仍然从事着他们的日常工作，当手榴弹投进来之后——这在公使房子里已发生过多次了，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战战兢兢的仆人叫进来，收拾砖瓦、扫净灰土，只有下雨的时候，才能发现墙上的枪眼。大大小小的木桶整齐地排列着，家具和地毯都保护完好，未被淋湿。这种对比让人感到舒适，至少在屋子里面，又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尽管外面的嘈杂喧嚣彻夜不息。我一个人有一间很漂亮的房间，让我更敬佩的是，房间里还有充足的干净的水，用来洗涮和洗澡。连亚瑟也从中受益，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当蚊子咬得他在吊床上不得安睡时，他就跑到我这里洗洗涮涮。我还和先前一样，大部分白天的时间都在他那儿。我一直有一个迷信的感觉，只要我跟他在一起，他就不会有事，所以每次分开都很可怕，而且他还是那么轻率，军官们都求我好好劝劝他，不要总是暴露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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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下午，又发生了一个不曾预料到的转机。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冒险出去寻找我们的增援部队，还随身携带着军官们给司令官的信件，结果被中国人抓住，暴打了一顿，放了回来，他带回荣禄的一封信，让我们大感意外的是，信里竟然有和平的建议：荣禄向他的部队发出了严厉的指令，不许再放枪，他期待着我们也这么做。我们太愿意按照他的办法做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保持万分的小心谨慎，也许他的目的是先把我们带到安全地带，然后出其不意地袭击我们。看上去中国军队对这次停火与我们一样高兴，忍不住想快点实施。我们挂出了大标语，宣称任何一个作为信使的中国人，应该挥着白布，不带武器，并且一次最多前来两个人，这样才被允许靠近我们的岗哨，否则我们将视为敌人开枪射击。现在敌对阵营开始了热络的交往，所有的防御工事前面都聚集着一大堆穿着黑、红、蓝色军装的人：中国人友好地向我们挥手致意，热烈交谈，他们的兴奋溢于言表。他们一再保证，仗已经打够了，他们本是热爱和平的人，被迫当兵打仗，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拿到军饷了。不久他们变得更为放心大胆，个别人还跑到我们这里，给我们带来了西瓜、桃子，直到我们的军官严令禁止这一行动为止。我们不得不有所戒备，也许他们会利用这些机会，摸清我们的岗哨，最后出卖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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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安静异常，中国人那边只是在夜里偶尔有一两声枪响，那是为了告诫我们，他们还醒着，不必前来突袭。无论如何，他们不再怕我们，而我们还怕他们。对我们的人来说，这几天的休息是巨大的享受。一个月以来，他们一身沉重的装备从没有卸下来过、靴子没有脱下来过，他们日夜坚守在岗位上，一半人守卫，另一半人在旁边的地上和衣而眠，随时可以一跃而起。现在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每个岗哨有一人就够了，其余的人可以踏踏实实地休息了。但是工作仍然在继续，岗哨则逐步加强。我们观察到，尽管有双方协议作为保障，敌人还在挖堑壕、构筑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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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又开始骚动了。庆亲王和其他大臣的信函变得一天比一天不客气，越来越急切地逼迫我们决定撤往天津的日子。增援部队的迟迟不到又增添了他们的勇气，进攻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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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晚上，日本将军从马头派遣来的信使带来了一封信，说部队于8月4日从天津出发，在杨村遭遇到强烈的阻击，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的话，预计将于8月13或14日抵达北京。这一消息的作用是巨大的，所有的人都高兴极了，只有最悲观的人试图压制住情绪，他们担心，包围着我们的士兵被夹在城门口的联军和公使馆之间，处于绝境中的他们会不顾一切地扑向我们，很可能在最后一刻把我们都杀掉。
在同一天，中国人向我们转交了来自欧洲的各国公使和来自上海领事馆的电报，其中一封是毕士格（Pisko）先生给亚瑟的。……
进攻越来越猛烈，看起来悲观者的看法差不多是对的。13日到14日的那一夜非常可怕，晚上7点始，四面八方枪声大作，简直超过7月底战斗最激烈的那些天。一个德国士兵，曾三次受伤，刚痊愈回到公使馆，就被一颗子弹击中颈动脉。我正好从法国公使馆过来，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刻。从来不敢相信，一个人会有如此多的鲜血。不到两分钟，医生就来了，然而门道里已经血流遍地了。
还有可怜的拉布鲁西（Labrusse）上尉，他是作为旅游者来北京的，正准备经西伯利亚回家，在我们以前的餐厅门口倒下，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死在了戴熙的臂弯中。这是整个围困时期最后的牺牲者。
凌晨2点——在这之前我们谁也没有打过一个盹——我们利用短暂的休战状态休息一会儿，突然耳边响起熟悉的机关枪的嗒嗒声，四周围墙造成的回声使人辨不清声音的方向；当终于听清声音来自于东南面的时候，很快又传来重型大炮的闷雷般的声音，我们这才相信，军队来了，增援部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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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奥地利和意大利分遣队之外，人数众多的混合军队还包括600名俄罗斯人和600名锡克人，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很快就占领了据说整个是义和团居住的区域。现在开始了令人恐怖的烧杀抢掠，所有的东西都毫不留情地被摧毁。男人、妇女和儿童，所有贵重的东西都被抢走，然后放火烧掉房子。同样的事情在天津、通州和北京发生过多次，这损害了欧洲人的形象。看来战争会让人变得野蛮，使你我的正误概念完全混淆了。所有人对中国人捣毁墓地、弄得尸骨遍地的行为表示极度的愤慨，然而英国人却认真地提议——捣毁皇陵，以达到向皇宫施压的目的。
不仅军队在全力抢劫，就连出身好、有教养的人，也在大肆劫掠。他们早上拉着许多大车出门，晚上装满了战利品回来。一天晚上，一个来自高等贵族家庭的意大利志愿者带着战利品回来：满满三大车的丝绸料子、珍贵的皮草和整筐整筐的银元宝。这位先生为了不受阻拦地通过岗哨，在大车上还插上了法国国旗。毕盛看到这一场景，上前一把拽下了那国旗，愤怒地朝他喊道：“您要偷要抢，请别拉着法国国旗做虎皮，我坚决禁止您冒用法国国旗。”
可是像毕盛这样的老实人只是少数，亚瑟也不得不每天面对这类的事情，他总是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一天，他叫住一位经常一起进餐的比利时志愿者——这人也是每天都把整车的昂贵的珍奇物品、皮草之类带回家——问道：“今天您又抢劫了什么东西？”
这一位气白了脸，跳起来喊道：“您凭什么说我抢劫了？中国人把我所有的财物都拿走了，我所拥有的全部东西都被毁掉了；我拿那么点小玩意儿，作为这段可怕经历的纪念品，难道不对吗？不应该吗？”亚瑟不同意他的观点，结果两人吵得非常激烈，戴熙和我们的军官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劝开了。
那个旅馆的老板夏蒙（M。Chamot），他现在所拥有的大部分财产，都是通过买下士兵们的银元宝而得来的。他用5元钱换取一个价值25两银子的大元宝（约50法郎）。因为他为各国联军提供了饮食，后来他得到各国政府非常丰厚的赔偿。
一般来说，那些被围困时期最胆小而躲得无踪无影的人，正是抢劫最卖力的人。比如海关的一个年轻人，他的薪水也是中国人支付的，他每天挨门挨户地闯入人家家里，用手枪逼主人拿出所有的钱财。他用这一方式，据说在8天内搜刮到了10万两银子。他把抢来的钱财装进箱子，运往Lagan，作为受人尊敬的富人生活在上海，尽管谁都知道他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很典型的是他的上司，当有人问及此事时，他回答：“Yes，maybe he has done a litle too much！”（是的，也许他做的稍微过分了一点！）
抢劫最多的是传教士。天主教的主教派出几百个教民，他们给他带回数不清的珍宝。后来报上披露了此事，这位极受尊敬的先生不得不出来回应，他试图这样解释，他只是征用了一些粮食和衣服，因为教民们穷得一无所有。但是每个像我们这样，在围困结束后去过北堂的人都知道，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很多房间都堆满了珍宝财物，这些原本是属于皇城、或者属于亲王宫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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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林德男爵的葬礼之后，在马丁荣（Matignon）医生的陪同下，我们在城里四处看看。首先去看北堂，一路上都是完全毁坏的城区，很多房子都被烧毁，有些被野蛮的抢劫者毁掉了。空气中充斥着难闻的焦味，还夹杂着无数中国人尸首散发出的可怕臭味。每跨出一步，都会碰到腐烂的尸体。有一些是义和团初来时留下的，现在只剩下了骨头。死者家人出于对义和团的惧怕，不敢收尸，所以尸体就腐烂在路中央，与居民住宅近在咫尺。我们禁不住要问，住宅里面的人怎么可能与腐尸相邻生活呢？北堂附近的皇城门的周围，还能辨认出战斗留下的痕迹。遍地都是被打死的义和团团民和士兵的腐烂尸体，大多是两三个在一起，但也有一大堆的，有一处可能超过了50人，应该是在拼命逃跑的时候被打死的，相互撞在了一起。这是非常可怕的，要是没有那种让人作呕的恶臭，我们几乎已对此熟视无睹了。
在北堂，作为医生的马丁荣是很受人爱戴的，热情友好的修女们带着我们四处观看，还讲述了很多亲身经历的故事。这些可怜的人啊，只有看见了他们，才知道他们比我们的遭遇还要悲惨，因为他们已经饿得半死，长时间以来，他们为了节省粮食，每人的粮食配额仅仅能够维持生命，每人每天64克大米或面粉！尽管这样，还是有120个儿童、还有很多妇女都在饥饿中死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到获救的那天，他们所剩的粮食只够吃上两天，也就是400磅大米，要分给3270人。倘若军队一如计划的那样，9月1日才从天津出发的话，那么，在北堂就找不出活人来了，公使馆的人数也将大幅减少，因为我们的马肉和谷物也只能维持14天。被围困在北堂的3000多人，欧洲人只有78个，其余全是中国教民。他们所进行的生死搏斗，他们受到的袭击和进攻，与公使馆那边一样地猛烈，而他们只有14个士兵、2个军官。地雷爆炸导致了他们的最大损失，有一颗在孤儿院旁边爆炸，埋葬了70个人，其中50个是幼儿，6个意大利水兵以及他们的军官，军官后来还被拽出来，捡了一条命。修女带我们来到爆炸发生的地点，那是一个很深的圆形的洞，像火山爆发留下的坑，地上一片残垣断壁，还有些人的残肢。他们现在仍然在掏挖被埋在里面的人。北堂的传教士与外界的联系彻底被断绝，与我们或天津的联络一次也没有成功，所以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的绝境。他们早就放弃了被解救的希望，获救被看做是上帝的奇迹，上帝没有放弃他的追随者。
摘译自Paula von Rosthorn，Peking 1900，Erinnerungen an den Boxeraufstand in Peking，M？rz bis August 1900，Wien/K？ln/Weimar：Boehlau Verlag Ges。m。b。H und Co。KG，2001，pp。21-32；pp。37-45；pp。52-56；p。58；pp。67-70；p。72；p。79；pp。82-83；p。88-90；pp。9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