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阅读过或经历过的东西可能被忘却，但小学第一课却对每个人如刀刻錾凿一般，是怎么也忘不了的。
人生有许多“第一课”，不过都是一种借喻性的称谓，比如吃奶，那是每个人生下来都必须学会的第一种本领。母亲把她的乳头塞在你嘴里，然后轻轻地拍打或抚摸你，她通过这种爱抚传给你一种示意，让你吃香，吃好，但不要吮得她疼，让你和她完成一种最神圣而又最原始的奉献与索取。类似这样的第一课，大都发生在没有记忆的年龄，甚至多少带有动物的属性。只有入学后的第一课，才是真正文化意义上的第一课，才是由混沌人生走向文明人生的第一课。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人生真正的起点。因此，第一课绝不是书本中最简单的文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教育当局请梁实秋编写启蒙课本，第一课拟为“来，来，来上学”，结果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梁实秋只好找到一位对其最不满意的人，请他来撰拟，并预付了很高的稿酬。不料那位先生很快退还了稿酬，表示难当此任。最后几经反复，第一课定为“去，去，去上学”。这一字之改，初看毫无必要，细加琢磨便见奥妙，即由学校和老师对适龄儿童的召唤，改为家长对孩子的主动催促和学生自己对读书的一种自觉追求。若用于今日正在推行的希望工程，仍具有促动作用，可见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假如是当时说来，就应该是“深远的历史意义”了）。这样的第一课，唤醒过多少父辈对子孙的期冀，唤起过多少孩童对求知的渴望。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阅读过或经历过的东西可能被忘却，但小学第一课却对每个人如刀刻錾凿一般，是怎么也忘不了的。余秋雨先生长我十来岁，他上学当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回忆说第一课是“开学了”。那时文字尚未改革，第一个繁体的“开”字就那么复杂，我看还不如“去上学”生动易学，也难为他们那一代人了。
我入学时，已是六十年代初年。家乡父老把孩子开始读书叫做“发鸿毛（蒙）”。不知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代延续下来的，我曾经查过不少辞书，根本没有“发鸿蒙”这个词条，但我总认为它的涵义比书上规范的“发蒙”或“启蒙”要丰富得多。
鸿蒙，天地未开之前的气象，一团元气，一片混沌。到了教书先生那里，混沌就能够得到开辟，就可以摆脱自然气团的蒙困。可是，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我们背着母亲缝制的“钓客蚂（青蛙）的袋袋儿”，第一次走向村边那座只有两间干打垒教室的小学时，在先辈们的叫法里竟如鸿蒙初开那样神圣无比。
那么，我们的“鸿蒙”是从哪儿开启的呢？课本领到了，第一课是“一二三四五”，接下来便是“六七八九十”。也就是说，我们学认的第一个字是“一”，它最简单也最形象，乡亲们说扁担横下来就是“一”，连它都不认得的人准是“睁眼瞎”；它最博大也最好理解，万事万物都有一，并且都无一例外地从一开始。宇宙之大，世事纷繁，发鸿蒙的第一课抓住这万物初始的“一”字，实在是匠心独具。
等到前些年稚子入学时，我特别注意第一课，幸好，他们又回到了当年的“一”字上了。这并非“老子九斤儿子也应该是九斤”的心态，而是先祖为我们设计的表示万物起元的“一”字，用于人生的第一课，实在是太适合孩子，太有容量，太能让人回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