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虽然是目前唯一被发现的万物之灵长，但仍然是芸芸众生，其社会秩序必须方正有纲，井然有序，而法制纲纪绝不是建立在圆的理论基础上的。
论圆
太阳是圆的，月亮是圆的，地球是圆的，天上的星星是圆的，人们能够望见的苍穹也是圆的。
星体运行的轨道还是圆的。
圆，是整个宇宙宏观形态和运动方式永恒的定律。
只有流星在空间直行，但那是它们正在走向毁灭的最后瞬间的轨迹。
圆，就是存在。
直，即意味着消亡。
大道直行，将不容于世。
我们的先人似乎很早就发现了宇宙间这一铁的定律，并把它运用到了社会生活中。圆，成全了一代又一代无数人的显达与苟存。
然而，圆，只能是无穷宇宙的秩序，那一切都出自天定，各自的位置，各自的轨迹，“圆”然有序，互不碰撞，和谐永恒。
人类虽然是目前唯一被发现的万物之灵长，但仍然是芸芸众生，其社会秩序必须方正有纲，井然有序，而法制纲纪绝不是建立在圆的理论基础上的。圆，只会让社会永远地混乱下去，让少数狡猾者和无耻者掠夺多数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文明无法推进，社会进步迟缓。
圆，只是宇宙的几何构成；
绝不能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准则。
阉割“源头”
古代帝王及其家族为了满足他们极端荒淫的宫延生活，不断从民间征召大量的少女进宫服务。同时，他们身边也需要一批男性奴才。怎样才能保证这些单身的男奴不与女奴淫乱，他们最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将男奴的器官割去，谓作宫刑。
太监制度据说最早起源于印度，我国自东汉之后开始推行这一灭绝人伦的办法。到了清代，京城还有类似现代公司的专业机构，为宫中增添太监提供阉割、培训一条龙服务，许多人家为把儿子送进宫里，不得不向他们花去许多银两。清末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回忆说，他家里太穷，为了能到宫里去吃饭，他是被父亲按压在床板上用镰刀割去的。这种制度是极其残忍的。
阉掉公猪是为了让其安心长肉，阉掉公牛是为了让其蓄力扯犁拉耙，阉掉男人是为了防止他们越轨。要说从源头上治理，这类措施可算是到家了。朝朝代代，一拨又一拨变了调的阉人终日生活在如云的美女中间，还真没有闹出什么明显的丑闻。有些宫女与太监私通，大不了只是干闹几下，弄大不了女人的肚子，捅穿了也不至于太伤皇家的脸面。
然而，人畜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使用价值也大有不同。对动物来说，你从源头上治理了它们，它们剩下的欲望只是吃饱喝足了，而对人来说，你割掉了他们的性别欲望，他们还有更险恶的富贵欲望，并不是所有的刑余之人都像统治者所想象的那样禀性温驯，情志专良。历史上，一例接一例的宦官专权，生杀予夺，玩帝王和重臣于股掌，给朝廷和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有的甚至导致了一个王朝的覆灭。
欲望的有形源头系上苍所定，每个人都明摆在一个固定的部位，好找也好办，但欲望的无形源头，找起来治起来则复杂多了。
也不容易
在漫长的专制社会，做官其实是最不容易的。
功名利禄很能诱惑人，但其背后却时时隐现出刀光剑影，保住它往往比得到它更为不易。
像一只狼得到一个猎物，被一群狼觊觎着，猎物随时可能被夺走。
但这种争夺不是直接的，争夺者往往要借助统领狼群的那只虎。争夺者不仅要夺走猎物，有时还要置对方于死地。
为了夺取功名利禄，不知多少人搭进了身家性命。
如能登上龙位，面南而坐，更能得到无限的好处。可是，在无限的好处后面，必有无限的杀机。
专制时代，无论是帝王还是臣子，必须年年月月和每时每刻牢记的事情，就是要提防别人，保住自己的位子。
伴君如伴虎，为臣者必须万分谨慎小心，兽怒稍一引发，自己随时可能葬身虎口。
为君者也必须高度警惕，知人知面难知心，说不定哪一刻会突然祸起。
公仆的责任对象
公仆，作为一种制度的诠释，不但十分感人，而且再形象不过。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变味，却是不用诠释的。
何为仆？是那些旧时代住在洋式建筑中的顶层阁楼或一楼角房，准备随时听老爷差使的人，是那些恭立在高门大院廊柱下，准备随时进屋为老爷太太端茶倒水、捏脚捶背的丫环，等等。时代变了，现在除了“小姐”几经折腾幸存下来作为一种泛称之外，什么老爷、太太、少爷等名称被视为腐臭之物，没有人再取之沿用。到别人家打杂带娃讨生计的人，被称作保姆或家庭服务员等，层次高一些的以此为业的人，则称为炊事员、生活秘书、保健医生等等。被服务者却反称为仆，为公众之仆，公仆也。
公仆，原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故对其衡量的标准也颇为抽象。在公众意志的代表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不能有效地对公仆进行命使、考核和决定留用或辞退，公仆就难免会渐变为一个空头名称。对全体群众负责，实际上就是对谁都不负责。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经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终于形成共识，公有制企业产权不“明”，生产经营的管理者名曰为公众而行使决策权，事实上则导致了产权责任者的落空。在责任对象不具体或者责任对象实际上“无行为能力”的状态下，这种责任是谁都可以去担负的。如果这种“责任”可以给个人带来无限的好处，更是谁都乐意去担负的。
把公众作为责任对象本来无错，问题是责任承担者利用了这种近似虚置的责任对象。不过，这不是某些现代公众之仆的创造，古代帝王声称以天下苍生为念，意在表白他的责任是福及普天之下的臣民。现在，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机关干部一起改称为公务员了，不是政府系列的干部，也被“参照管理”明确其与公务员相当的级别和待遇。乐意当公务员，更乐意当公仆的人，似乎比以往更多。可是，假如现在的公务员像过去扫楼道、捅厕所的公务员（多半是临时工）那样，实实在在地做一个机关干部的公仆，还会有这么多人愿做公务员和公仆吗？
公仆意味的变质，使某些人想方设法要谋取这种职衔。事实上，他们只是乐意给某一个能够决定他升迁的上司为仆，一旦被提升，便会有更多的人为他们作仆。
最丑恶的罪犯
世上最丑恶的犯罪行为，大概要算贪污了。
谋财害命的劫犯令人发指，但他们所侵害的对象相对于贪污犯来说，只是个别人或极少数人。并且，他们的罪行一旦败露，任何国家机器都不愿意为他们提供庇护，一般很难逃脱法律的惩处。
战犯杀人如麻，将千百万人推向战争的巨大灾难之中。但是，除类似希特勒那样的头号战犯外，多数战犯是在一种大环境中被某些情势和情绪驱动，而指挥千军万马走上战场的。尤其是在国家内部缘于阶级矛盾的战争中，战犯如果认真悔过，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们的罪责逐渐淡忘。他们分别作为当年战争中的个体参与者，尽管所起的作用相当重要，但由于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人们不会再像当年那样痛恨他们的某一个人，从而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以新的政治身份投入社会生活。
试想，如果像当年我们的新生政权改造战犯那样，开办若干个贪官管理所，将那些鲸吞社会财富，并且具有相当级别的巨贪（因为现在被扳倒的贪污分子尽管如童话世界里的超常蛀虫那样肥硕，但也极少有被枪毙的）集中起来进行改造，再过若干年也分批对他们进行“特赦”，人民将会同意吗？即使他们能够获得特赦，他们还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吗？他们能有当年战犯获释后那样的脸面走向生活吗？人民会允许再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政治舞台吗？
说贪污犯是最丑陋的罪犯，是由于腐败行为的社会破坏性极大，腐败分子掠夺的是广大百姓的血汗，在任何性质的社会都是不齿的。时下，明眼人一看，有些人显然是贪污腐败分子，但由于社会机制的原因，老百姓就是拿他们没法儿，只好任凭他们腐败下去。这大抵是腐败行为比其他犯罪更可怕、更可恶的又一个原因。
平民百姓面对腐败分子愈是无奈，就愈是不会宽恕他们。
两种荒诞
不久前的一天，某地的一家日报在同一块版面上披露了两个很怪异的信息，或者说是两件荒唐事吧，当时读过就不是个滋味，后来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本来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事情，或许是因为它们同时出现在一期报纸上，叫人无法不把它们联系起来思考。
其一是讲，在一个夜阑人静的时刻，山西交口县庄严的县委大院内却灯火通明，数十位党政干部在县委书记和县长的率领下，齐刷刷地跪在香案前，“代表县委县政府”，虔诚地埋下桃木弓箭、铜镜、砖瓦之类所谓的“镇邪物”和“升官符”。之后，县领导又根据“风水先生”的指点，以各种理由在低于县委大院的地方重建了看守所，在县城大街上新建了牌楼，在县委大院东面新建了楼房，并在房顶上砌了一垛无用的女儿墙以高出西面的人大办公楼。原来，这一切皆缘于交口县主要负责人认为自己升不了官，是因为县委大院“风水”不好，才折腾出这般荒诞的举措。
这是一篇杂文列举的事例，虽然发生在几年以前，当时经过新华社和全国许多新闻媒体披露过，但今日读来，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我们这个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在这个“意气风发”的伟大年代，怎么会有身居要职的这一大批官员，干出如此令世人耻笑的事情？
另一件事发生在英国，大名鼎鼎的英国天然气公司让大约五万名用户四年没有交上电费，有的连第一笔电费还没缴上，应收总额高达一千三百万英镑，因此一批准备迁入该公司的潜在用户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看来，真是天大的美事。在我们的一座城市就不知有多少用户想着法窃电，使电价居高不下，偷电者肆意浪费，按规矩交费者连点灯都省而又省。试想，若有哪家公司只供电不收钱，不让整个城市都涌去报名才怪哩。
那家公司顾不上收钱，客观上不但没有起到“讨好”用户的效果，反而被国家能源监察机构指责为“犯了集体冷漠罪”。
媒体在报道英国这事时，把它说成是“怪事”，刊发那篇杂感时，也很尊重原作者的笔调，说明我们的媒体还是比较了解读者的，也还算比较客观吧。这两件事在我们的读者看来，都很怪诞，也就是说，两个故事包含了两种荒诞。然而，如果让故事的两个不同发生地的读者交换来看，来一个互相审视，恐怕只剩一种荒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