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修补式改革朝向新体制转型
当代中国改革本身走到了一个新阶段，正处于由修补式改革向新体制转型的攻坚过程中。在这个十字路口，是继续围绕旧体制徘徊于修补式改革？还是朝向新体制过大关，下大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已经到了不能不作抉择的时候了。
改革面临着新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基本上是围着旧体制的修补、改良做文章，通过解除旧体制束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群众活力，释放了生产力。在上世纪80年代，改到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给农民带来好处；改到城市，实行企业承包，使职工增加了收入。90年代以后形势完全变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承包制，没有解决土地和企业资产的产权问题，修补式改革措施的效用不断递减，甚至随着负效应的显现，弊端丛生而走向反面。可以说容易改的都改了，开始面对的都是深层次矛盾，是核心体制上的矛盾。修补式改革已经不起作用了。
对外开放也面临了新问题。相对于改革，对外开放的力度要大的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和全方位的，中国能够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主要得益于外向型经济的建立。开放加速了发展，但一俊遮百丑，高速的经济发展遮盖了诸多体制弊端，淹没了改革的紧迫性。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深受直接打击，也使中国主要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显然，延续原先的曾一度被认为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相应的维持原有的体制模式，已经愈来愈行不通了。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目前的高出口、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需要转型为科学发展。但现行的发展模式是由相应的体制模式配套和支撑的，体制不改，科学发展也是实现不了的。王梦奎先生曾就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提出药方：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结构减轻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以协调发展战略缓解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以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这些药方，说到底还是要靠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来实现。中国社会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许多瓶颈问题，如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新三大差别”趋于严重等等，既是发展问题，也是改革问题。以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每个发展问题的背后，都有深层的体制性问题。以城乡二元结构、二元鸿沟问题为例，从根本上说，就是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所造成和强化的结果。
面对社会转型的诸多深层次体制问题，今后需要做的是认清改革趋势，加大改革力度而不是予以拖延，以改革的转型实现社会的转型。
目前改革正面临几个大的转变：从渐进深入向敢于对关键环节激进改革转变。过去采用的市场取向的渐次推进、渐次深入的改革方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它避免了在权力和利益关系大调整中，极易产生的种种难以化解的矛盾和严重冲突，避免了原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的巨大震荡。但是，市场化改革毕竟是对旧计划体制的根本否定，不可能永远通过改良的办法，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增增减减来实现，而只能根据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走向彻底转型。今后的改革趋势，是需要尽快突破旧的计划体制尚存的制约，对旧的体制关系进行更彻底、更坚决的改革。为此，在改革的战略选择上，应对改革的某些关键环节如农村土地制度，拿出决定性的措施，实行一定程度的激进改革，攻克难点。只有关键环节上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才能缩短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交叉并存的过程。
从体制外改革向加大体制内改革力度转变。体制外的改革也被称为增量改革，体制内的改革也被称为存量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体制外启动展开的，就是说，在以国有经济为主的计划体制没有大动，因阻力较大还改不动的时候，在其周围发展起来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充满活力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改变了传统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形式。在前期阶段，这种改革符合国情。因为中国的旧体制对国有企业的束缚非同一般，经过几十年慢慢形成的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固化，体制刚性极强，运行惯性很大。当时惟一的出路，就是避开这些难题，从开放入手，从发展体制外的经济成分入手，把重点放在增量改革上。但体制外改革毕竟不同于体制内改革，体制内改革才是深层次的改革。在既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下，依靠体制外改革无法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体制内改革是关键，也是难点。多年的改革，仍未使旧体制发生质的根本变化，达到大突破的境界。若要真正走向市场化，亟待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改革重点由体制外转向体制内，如对行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体制、劳动人事和分配体制进行深层次突破，按市场化要求进行质的改革。
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向政治体制改革并重转变。改革开放首先从经济领域展开有其历史必然性，强有力的政治统一，使中国创造了类似20世纪5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比也袖珍型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由于国家的块头大出许多倍，奇迹及其全球影响也就更为巨大。但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与逐渐推动的经济市场化相比，有严重迟滞的现象。国家现行的组织领导体制，使党政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腐败现象有蔓延之势，且激起愈来愈强烈的社会不满。目前经济社会领域一些改革之所以难有大的突破，究其原因，都是遇到行政体制及政治体制的阻碍。对此，注意吸取前苏联、东欧处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关系不当的教训，谨慎和稳妥地对待政治体制改革，不操之过急，不贸然行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社会所需要的。但是，若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迟滞下去，老是被动地改，到不得不改时再去改，势必增加改革成本，并在未来付出更大的代价。
二、外部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改革面对的外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现在面对着两大压力，第三世界国家掀起的改革浪潮的竞争压力，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工业化崛起的“政治恐惧”和围堵的压力。不仅是前所未有，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变得愈来愈大。
一方面，周边俄罗斯、印度、韩国、越南，甚至遥远的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都在适应全球化大潮作必需的改革。特别是周边印度、越南等国的改革浪潮势头逼人。2007年初，印度总理辛格在新年讲话中宣布，将出台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印度经济必须进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轨道，才能保持可持续增长。据分析，印度政府推出的改革举措，其力度和开放程度均是前所未有的，因此2007年可以称为印度的“深化改革开放年”。越南共产党第十届四次全会确定了施政重点：加速融入世界经济进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农德孟总书记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越南革新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折点。韩国当时的总统卢武铉强调要继续执行革新主导型经济政策，并要革新修宪。他认为：韩国在经济发展中，要增强开放意识，这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在全球化时代，反对开放是没有出路的。巴西总统卢拉则不谋而合，提出了社会改革的目标和任务。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印度、俄罗斯、越南的改革进步，对中国构成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与存在藏南领土争端的印度、南海领海争端的越南之间，对方任何大力度的改革和相应的进步，对中国都意味着争端的和平解决遥遥无期。
另一方面，中国过去快速发展所依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机遇，如先后抓住美苏对抗、美国忙于反恐战争、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转移、果断加入世贸组织等，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成长为世界第三，工业化实力对西方构成愈来愈大的压力，加上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就愈来愈不被西方所“宽容”。中国发展所依赖的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有的已经消失，如美苏对抗；有的效用正在递减，如美国陷入反恐战争、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现在的经济块头之大，已引起全球关注，特别是西方的警惕，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靠低姿态，如邓小平所教导的“韬光养晦”的办法，所能摆脱和解决的。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面对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压力，中国想继续在“韬光养晦”中埋头发展，已经没有可能。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可以继续“不出头”，但在国内不能不作出应对性的深化改革，以适应正在迅速发生变革的世界。如同法国总统萨科齐所说：“因为我们正处在这个不断变迁的世界中，世界上所有人都在争相进行改变，任何耽搁都将是致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