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句老话，也是一个真理，我们应该牢记”。
一、能否摆脱传统束缚决定社会转型的命运
当今一般所说的封建传统，是指传统文化中对走向现代化构成负面作用的东西。只不过传统文化中正面和负面的东西交织在一起，犹如麻团，就是上帝也难以将其分离。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孰是孰非难以界定。所以，东方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彻底切割，摆脱了传统文化束缚并顺利实现现代化，中国和大多数国家仍然或多或少地被传统文化所困扰，甚至被传统文化所束缚。
日本以最彻底的方式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轻装上阵，迈进了现代化大门。日本之所以能摆脱传统束缚，应归功于明治时期的思想精英。他们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与现代化的严重不相融，采取与传统彻底切割的做法，完全接受了欧美的社会模式。
中国没有日本那么幸运，没能挣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向现代化转型之路步履维艰。应该说，经过晚清三次改革，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当代改革，“有形的数理学”问题早就解决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成为社会自觉的潮流，学习西方的现代管理也已不成问题。但“无形的独立心”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封建文化传统仍然根深蒂固，表现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官本位”，表现在层层对上负责的行政体制，表现在公民的民主素养的启蒙不够，也表现在广大农村的小农生活方式，表现在广大农民的宗族观念、平均主义观念仍然比较普遍。
作为伊斯兰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改革典范土耳其，也没有日本幸运。虽然凯末尔选择了毅然抛弃阿拉伯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做法，努力使现代土耳其向传统土耳其彻底告别，并在相当长时期刻意地与伊斯兰保持距离，但宗教极端主义仍在以不同形式死灰复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这个99.8%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伊斯兰教曾被严格地隔离在政治生活之外，甚至曾禁止妇女在学校、政府办公楼等官方场合戴头巾，以防沾染伊斯兰的色彩。然而，这毕竟是部分社会精英为国家做出的强行选择，时至今日，仍然不是广大民众的自觉选择。这样，也就难怪每逢土耳其大选，宗教色彩浓厚的政党常常能占据上风，成为赢得多数选民支持的政党。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民主原则与宗教传统之间的意识形态之战，会在什么时候结束，看来仍然是遥遥无期。
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同样也没有日本幸运。虽然俄国人骨子里瞧不起东方人，但农业文明和专制传统作为俄罗斯和东方国家共同的遗传基因，代代承袭，直到今天这种基因仍然无法突变，成了令其苦恼的无法摆脱的魔咒。彼得开启的移西方先进技术之花，接俄罗斯封建专制基础之木的做法，不可能从根本上使俄罗斯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型，走上良性的发展道路。事实上，俄罗斯的确也没有完成从传统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型，只能算是一种过渡式转型。后来俄罗斯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同彼得对旧传统的“保留”以及“半拉子”改革直接相关。诸如：俄罗斯是否已迈入了现代化社会？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为何坎坷？在彼得改革之后的300年中，俄国何以两次中断既有的发展进程，发生方向性转变的社会巨变？为何俄罗斯尽管拥有令竞争对手不寒而栗的庞大资源、领土和人口，但是它的经济实力却始终未能达到令人生畏的程度，其综合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那些先期或同期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显得总是略逊一筹，差人一等？为何俄罗斯人民付出了加倍的代价，却总是事倍功半，生活水准在现代化国家行列中属最低档次？诸多问题一直困扰着俄罗斯。
这些问题绝不是用简单的“政策失误”、“偶然事件”等含糊解释所能说明得了的。它意味着彼得及其后的改革，其某种特质决定性地影响了俄罗斯的发展进程。这种特质，就是根植于俄罗斯和东方国家历史的农业文明与专制传统，它与现代化进程是绝对不相融的。
中国作为最大的东方国家，作为农业文明与专制传统最为深重的“文明古国”，挣脱传统束缚之路无疑更为艰辛。可以说，什么时候中国人解决了农业文明和专制传统造成的公民缺少“无形的独立心”的问题，才能说是解决了传统束缚的问题。虽然改革开放再次开启了向现代化转型的大门，但如果从社会转型的广义上看，也就是从文化转型、思想方式转型，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上看，转型仍在持续过程当中，路程仍然十分遥远。
二、封建传统浸入民族骨髓之中
中国人要解决缺少“无形的独立心”问题，难度之大异乎寻常。两千年来，封建专制传统早已渗入民族骨髓，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代代相传。人民没有民权、自由和平等意识，历来是寄希望于好皇帝、清官和好领导，习惯性地将自己的生活与命运寄托于“青天大老爷”身上。当代荧屏就充斥着反映这种现象的文艺作品，它不是艺术家们随意杜撰，而是历史和现实的折射。
专制文化传统之下没有公民，只有臣民和暴民。封建的奴性在中国遗传之久远，可以用经过新中国改造后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经历为证。上世纪60年代溥仪获释后，他作为普通公民出现在北京的公众场合，经常有百姓看见“皇帝”后请安甚至下跪，阻挡都没有用，致使溥仪再也不敢多出门。
中国的这种专制文化传统有其社会基础，可以追溯到农业社会的与世隔绝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马克思指出：“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由此，中国老百姓的“清官”情结、“好皇帝”情结历经千年，现在仍挥之不去，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代思想家顾准在阐述“亚细亚”问题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从大陆式部族公社，发展成东方型“专制务农领土王国”，没有西方奴隶社会中的自由民——西方许多文化理念由此产生。而且，“中国从来没有产生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西方意义的国家学说，也很难适用“中国历史和现状”。顾准大声呼吁：务必以持恒之心克服中国特有之弊，并正视中国既成局限。
若是正视中国的“既成局限”，那就是中国悠久的专制文化传统无法像切阑尾一样地切割掉。中国与土耳其和日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们抛弃的传统文化不是本民族自产自生的，本来就是移植来的产物，从根源上说都是外来的。而对中国来说，则完全是本民族自生自产的，是数千年来引以自豪的“国粹”。若论身背传统文化而负重前行，最类似的莫过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文化之于阿拉伯国家，也是代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同样渗入到民族骨髓里了。中国和今天的阿拉伯国家可以说是面对相似的问题，传统的包袱一样沉重，同样是难以完成现代与传统的切割问题，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
即便是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封建传统仍然难以切割。中国有两种东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仍然普遍的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延续到当代，“官本位”仍然根深叶茂。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知识分子也同样，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特区，就出现了一所大学40多位教授竞争一个处长岗位的滑稽事。一面骂官僚，一面想方设法当官僚，成了中国的一大特色。另一种东西，就是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贫富”、“分田地”一向是中国历史上最能为群众接受、最具鼓动力的革命口号，一向是发动农民起义和革命的法宝。反对贫富不均，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历来是最能引起群众共鸣，尤其是网民共鸣的话题。这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国情的两种东西。
以至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一直试图打破大锅饭体制，打破绝对的平均主义，在收入上拉开一定差距，推动社会焕发生机和活力。但是，传统的平均主义观念和情绪仍然极为普遍。历史上的贫穷中的平均，能让大家都满意；而当代的解决温饱甚至小康后的不平均，却让大家都不满意。今天，不断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未能阻止人们对普遍贫穷的20世纪50～70年代的怀念，根由和奥秘就在于此。
对于中国而言，当然也包括越南、俄罗斯、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与日本及有过殖民地背景的新加坡差异极大，无法通过简单地切割传统文化的办法，去挣脱封建传统的束缚。事实上，在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中传统也是切割不了的。
既然传统无法简单切割，又要使现代化改革向前推进，可行的路径只能是理性地对待传统，客观地认识并逐步克服传统中带有封建性的负面因素，使传统的正面功能与代表现代社会特征的普世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变革中完成其更新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变革亦必自传统中出来”。费孝通先生在论述文化建设时，有一段很有启发性的话，他说：“文化的改革并不能一切从头做起，也不是空地上造好的新型式，然后搬进去应用，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新的将在旧的上边改出来。历史的延续性确是急求改革的企图的累赘。可是事实上却并不能避免这些扼住文化的旧东西、旧习惯，这些客观的限制，只有认识限制才能得到自由。认识限制并不等于顺服限制，而是在知己知彼的较量中克服限制的必需步骤。”由此可知，在中国的当代改革中彻底反传统是没有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正确的态度，或者说别无选择，只有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这一条路。
对于这一点，过去中国大陆与台湾走过了不同的路径。大陆有1949年以后不断“破四旧”造成的几十年的文化鸿沟。近年来，大陆伴随经济发展出现了新一轮“国学”热。但是泥沙俱下。国学的某种复兴，要么因长期的文化断层而出现人才缺乏，流于肤浅，成为文化生活的心灵鸡汤；要么是借把古人思想作现代诠释，而将其当成可以与西方文化分庭抗礼的“新式武器”；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对传统文化保留什么？剔除什么？缺乏明晰的评判和导向。如何克服封建传统，进而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仍是浩大的未完待续的基础性工作。相对于大陆而言，传统文化在中国台湾没有历史断层。台湾较好地解决了对传统的认同，台湾的新儒学、新“国学”退守到了心灵、伦理和社会风尚的层面，传统文化在表面上依然保持相对完整的情况下，同时实现了与政治现代化的对接。台湾大体解决了公民的“无形的独立心”的问题，与大陆的政治、文化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
三、中国未经历全社会彻底的启蒙运动
与西方的近现代化不同，中国的近现代化没有出现过全社会的启蒙运动。要从浸入民族骨髓的封建传统中解放出来，解决公民“无形的独立心”培育和发育不良的问题，有待于经历一场长期的、彻底的思想启蒙和观念变革。
西方的近现代化经过了启蒙运动。西方虽然也有上千年的中世纪封建蒙昧的黑暗历史，但发生在17～18世纪的英国，蓬勃于法国和欧洲大陆，进而波及和深刻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启蒙运动，使欧洲彻底结束了封建制度和摆脱了荒谬的宗教束缚。启蒙思想家在文艺复兴对人的价值发现和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成为打碎封建枷锁的强大思想动力，也在后来成为普及到全世界的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念。
从现代化的观点看，启蒙运动与17～18世纪欧洲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并行，在时间段上大体是同一过程。启蒙的主张和理想反映了现代化的本质，启蒙运动可以说是设计现代社会的运动。反过来说，现代化也就是实现启蒙理想的历史过程。
后来，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一类由外来移民为主体组成的现代国家，以及如新加坡、中国香港一类基本被宗主国同化的前殖民地，任何国家要想真正走出封建传统，都必须经历这样一场思想革命，重演西方的思想启蒙，实现观念变革，让专制时期的臣民变为公民。这场构建公民“无形的独立心”的思想解放如果不彻底，往往会让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曲曲弯弯中爬行，也会使自己的人民承受更多的苦难。
中国也不能例外。长期以来，一种观点是把20世纪初喊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客观地说，两者是有共同之处的。
新文化运动试图在中国人的思想上确立科学和民主的时代主潮。正如学者袁伟时认为的，新文化运动企图将中国拖出中世纪愚昧黑暗的沼泽地，并让其跻身现代文明国家之林的努力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的，这种成果在当年就是有目共睹的。新文化运动扫除了很多过时的思想桎梏，创造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和学术自由罕见的繁荣期，也是中国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开创期。当时各种学说百家争鸣，出现大量的独立媒体，知识阶层和普通公民可以自由发表政见，几个大学教授凑在一起，拿出月薪很小的部分就可以创办一个刊物。任何主义，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播。据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周策纵教授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一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和文化史，严格点说，是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
这个运动的许多思想观点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当年的启蒙思想家号召中国人摆脱民族和国别的局限性：“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在约一百年前能认识到，世界潮流不可抵触，中国人应该拥抱世界，应该树立世界眼光，绝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学习普世性的文明。我们在今天不能不承认，这种认识是很超前的了。
但新文化运动并不彻底。虽然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核心和启蒙运动有共同之处，但是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则很难相提并论。启蒙运动后，西方的政治走向了民主，社会步入了进步和文明；而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政治却走向国民党披着“革命”华丽外衣的独裁，继续维持了专制制度，只不过是专制的形式现代化了。
回首百年，新文化运动未完成中国人思想启蒙的必修功课，而且以后也没有完成。其中有许多深刻的历史原因。
从社会土壤看，由于在新文化运动及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缺乏一个独立的工商业阶级，启蒙的思想也就一直没有根植开花的社会基础。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律和民主是工商业阶级的天然呼声，工商业阶级是构成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没有强大的工商业阶级这一社会力量的支持，“民主”和“科学”只能是流于表面的空谈。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及以后的近百年里，“民主”与“科学”都仅仅是部分知识分子高喊的口号，对其他社会阶层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更别说在广大的农民中引发观念变革。而正是由于农民、农村、农业也就是“三农”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农民意识的广泛存在，不断地在为封建传统的死灰复燃提供肥沃的环境和土壤。
从思想文化渊源看，新文化运动只是一种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简单摹仿，既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客观扬弃，又缺少自己的创造。新文化运动借助的不是本土传统文化的资源，而是外来文化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民主、科学这些东西都是来自西方的东西，对传统文化是彻底否定，彻底推倒。至于在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彻底推倒？中国是否有接受源自西方、波及世界的普世价值的土壤？当时没有答案。
从时间上看，启蒙运动持续了近200年，若是算上文艺复兴则更加久远，新文化运动则不过只有10来年的时间。欧洲人的思想在一波接一波的争论和斗争中，以自己的无数优秀儿女如伽利略、布鲁诺等付出生命为代价，获得了彻底的脱胎换骨。而中国新文化运动时间过于短促，对自己从西方引进的“法宝”理解得还很不够。随着这一运动的中断，它对中国人内在的民族心性的改造，也就在事实上长久中断了。
直至今天，中国人生活在高科技的21世纪，但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并没有随着物质的现代化而完成蜕变。当前所做的不少事情都是上世纪初开了头而未及完成的，无论是培育民主观念、法治观念，还是培育现代市场观念、中产阶级，都是在重新起步。回顾19～20世纪中国改革的历史，进步和发展离不开思想观念的变革，思想启蒙和观念变革又受制于传统文化和政治环境，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和纠缠，仿佛一个解不开的结。而要解开这个结，恐怕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已经积累了更多历史智慧、更多世界知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再次推动全民族的真正意义的思想启蒙，以一次比较长久的思想洗礼，加快中国的现代化改革。
恰如李慎之先生所说：“欧洲的启蒙不但也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它是继承了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历史而来，而且也经历了各种风刀霜剑。我们这八十年的挫折，并不足以使我们灰心丧气，只能使我们再接再厉。灰心丧气只能延长痛苦，而决不能回避问题，中国要现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
四、面向现代世界重新进行思想启蒙
近现代中国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民族觉醒的程度总是与国家失败的程度相等，与之对应，国家进步的程度也总是与民族觉醒的程度相当。小失败，则有小觉醒，相应的有小进步；大失败，才有大觉醒，相应的才有大进步。有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才有洋务派的觉醒，之后有近代工业的产生；有甲午战争的失败，才有维新派和革命派的觉醒，之后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有“文革”浩劫及与世界拉大的差距，才有邓小平的复出和执政党的觉醒，也才有再次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改革开放。一个民族，总是在失败了以后才觉醒，付出的代价太大，失去的东西太多。
若要走出这一历史循环，只有面向现代世界重新进行思想启蒙。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选择：一种是自然式，如同韩国和中国台湾，随着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多元文化环境自然形成，人民文化素质自然提高，政治要求不断高涨，随之由经济现代化向政治现代化和平过渡。另一种是运动式，如同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新文化“五四”运动。在如今的网络时代，任何思想信息都能超越国界，无法阻碍和封锁，民众有更多样、更便捷的条件获得新思想、新信息。因而，从现实出发，选择“自然式”的思想启蒙路径，可能是一种理性选择。
重新进行思想启蒙，首先应做的是客观对待外国思想文化。在思想文化上，夜郎自大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历史上中国就多次吸收了外来文化，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但中国人接纳了这种文化，把它与儒学、道学相结合，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同时，被迫不断步步后退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如“洋务派”接受的器具革新层面的西方文化；“维新派”和“革命党”接受的制度革新层面的西方文化；新文化运动接受的观念革新层面的西方文化。直到前苏联“十月革命”后，主动接受了其送来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源于西方文化土壤的理论，但中国共产党将它与中国实践、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事实上，不单中国的当代思想文化不是“纯种”，世界上的其他思想文化也从来不是“纯种”，也不可能有“纯种”。作为西方文化重要支柱的基督教文化，其《旧约》是源自犹太教；伊斯兰教文化的核心经典《古兰经》，也有其他一神教文化的影响；即便是古老的印度文化，也是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锡克教文化等多种文化的统一体。历史上的文化如果有“纯种”，那么它也已经因为不交流及“太纯”而灭亡，变成“化石”或“活化石”了，古埃及文化、两河流域文化以及被当作文物欣赏的印第安文化，都是这样。当代各国文化就更没有“纯种”了，都是处于不断的交汇、融合之中。
在这个世界，任何国家的思想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都是与其他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这个道理若是原则性地说说，人们一般都懂；若是一般性地说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也都可能接受。但若是具体到学习西方文化，则立刻会如临大敌。殊不知，当今世界的主导性思想文化就是西方文化，再没有别的文化能够拥有主流的位置或影响力。中国改革开放后构建市场经济所发生的方方面面的变化，说到底是源自西方文化的影响，只不过是许多人不愿正视和承认。
所以，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思想文化，仍是从鸦片战争至今困扰中国社会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历史传承关系的，19世纪清王朝搞的是“不准以夷变夏”，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搞的是“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曾经有10位替国民党提倡“本位文化”的教授大声疾呼：“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在他们的危言耸听之下，中国人进入了21世纪，并且普遍穿上了西装，中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变的不是中国人。但类似他们的煽情语言，在今天并不鲜见。
客观上，由于过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对其文化的怀疑和敌视事出有因。又由于西方与现代化几乎是同义词，被动也好，主动也好，向其的学习难以逃避。由此，西方一直扮演着多重角色：侵略的魔鬼，富强的榜样，当代罪恶的渊源，现代文明的化身，等等。对于中国人来说，控诉和发泄对西方侵略者的历史怨恨是容易的，困难的是能不能理智地反思，为什么自身观念变革的历程如此艰辛，一再延误现代化的进程？
如果要回答这一问题，那原因就是，中国人从来不愿像日本人那样彻底的“求知识于世界”，这个“知识”包括主流的普世价值。其实，当年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人权、民主、科学，就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当然具有普世价值，只不过一直不被承认。对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说来，要实现现代化，都不能不接受人类文明的这些共同成果，不能因为这些基本价值诞生于西方，就把它们看作现代西方特有的价值观。不管情愿不情愿，向世界学习的过程，其实主要就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用普世价值的现代性置换本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意识形态的过程。
重新进行思想启蒙，应做的另一项要紧事，是以工农大众为重点“开民智”。提起“开民智”，在推动中国近现代改革的过程中，最早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民众思想开化对一个国家在“诸国并立”时代生存、发展极端重要性的是梁启超。他提出“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的观点，强调民主政制对国民素质的依赖，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因为无论什么时期，在相对落后的国家中进行追赶先进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必然面临着一个繁难的对大众的启蒙教育任务。
现时代的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还有广阔的社会基础。它表现在“官本位”的中世纪观念依然盛行，“学而优则仕”的想法占据着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头脑；学术研究环境还很不尽如人意，知识分子独立品格远未形成；民众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还很淡薄，封建依附思想根深蒂固；广大农村的宗族势力有抬头之势，迷信思想依然泛滥。虽然国家的主流是在向现代社会转型，可是思想文化领域还是封建和现代纠缠不清。
在这种情况下，今后的思想启蒙，如果不能以工农大众为主要对象，而是继续局限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的狭小天地，那么，不管探讨如何热闹，终究只会是少数人的纸上谈兵，很难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民主潮流。黑格尔曾讲，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此话虽有点偏激，但是道出了一个真理：政府是从国民中来，不改造国民的思想，简单的政治改造就有可能成为空中楼阁，落不到实处。比如今天的基层直选，本来是很好的直接民主方式，在农村却变成了宗族势力、金钱势力的玩物。在许多地方，普选出来的村官其实是地方上大姓的代表或者贿选的结果，更不用说还有上级政府干预选举、指定人选的情况。这样看来，以工农大众为重点推动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