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整体性反思中国改革的必要
改革需要反思，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历史积淀深重的国家。英国学者约翰·伯格有一句话：一个始终将自己置身于历史的民族相比于一个经常与历史割断的民族，在行动和选择上就要自由得多。在当今中国改革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之时，只有对中国改革的历史和现状作不断的深刻反思，方能从历史积淀之中，掘出现实病症之源，朝向光明的道路迈进。
对改革开放带来当代中国社会巨变的历史作用，如何溢美和评价都不过分。但是，要深入透视已经走过来的改革开放路程，看清其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揭示其下一步发展走向和前景未来，还需要确立一种“大改革观”，将当代改革放在古今中外改革的历史长河中纵横对比考察。梁启超研究王安石改革时曾说，“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评判当代改革的利钝成败，应该以中国改革史和世界改革史的框架为依据，在长时间段来比较分析和冷静反思。放在全球大视野中去看，中国戊戌变法以来的改革之路，与西方之外各国朝向现代化的努力，有许多共性的境遇和问题；改革开放30年的经历也曾经在东亚普遍发生过，符合发展的一般规律。放到历史大视野中去看，在更长的时间段会看到，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这一最有希望把中国导向现代化的政治选择，是中国近代以来探索国家现代化的新阶段，是历经了百年艰难曲折还未完成的社会转型的延续。
不对比反思中国改革的历史不知改革的艰难。改革之事一般规律是：当事非常难，事后看之易；时人深觉难，后人觉之易。社会改革，不当其局则一定会不知其难。以中国最早的唐（山）胥（各庄）铁路的通车为例，因为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在开始时竟不能使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车来牵引，只能改用骡马来拖拉。这虽然只是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一则愚蠢的笑剧，但由此可见当时推行改革的艰难性。1875年，当晚清朝廷破天荒地“屈尊”派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大使，候补侍郎郭嵩焘接受委任成为出使英国大臣时，郭本人立即为整个士大夫阶层所耻，尚且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可见变革之难。郭嵩焘在“西行”中如实介绍海外见闻，并有自己的见地。他打破大清闭塞的言行，不仅使他的仕途走向末路，回到故乡湖南，亦不为家乡人接纳，士子们群起而攻之，最终在寂寞中死去。仅仅是因为肯挺身而出做驻外大使，就被整个社会所“开除”，这种今天看起来是“天方夜谭”的故事，在任何时代的改革中并不鲜见。上世纪70年代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因“人民公社”体制无法吃饱饭，而秘密搞土地承包时，就曾签字按手印准备承担不测的政治风险。这些土得掉渣的农民当时不知道，他们开启了中国土地承包制改革的序幕。往往是事后看起来是小事一桩的问题，当时却是惊世骇俗。
作为近邻的俄罗斯的知识界同样在深切地反思国家的改革道路。深爱着自己祖国的俄罗斯哲学家恰达耶夫，曾提出“俄罗斯没有前途”的论断。他流亡海外多年，1836年在其发表的《哲学书简》中认为，如果不进行果断的改革，俄罗斯的存在就不会有前途，俄罗斯的今天就会经常被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越来越沉重的包袱，压得透不过气来。不仅赫尔岑说，俄国思想史实质上就是从这封信开始的，后来根据对这封信的态度确定自己立场的不只是一代俄国知识分子。而且170年后的今天，俄罗斯知识界仍在针对恰达耶夫的书信，深刻反思和探索俄罗斯的改革道路。这么做不仅对俄罗斯人很痛苦，同样的事，放到相邻相近的中国知识界也不容易。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凸现。对改革的反思特别是未来改革的取向的讨论，成为思想界的热门话题。解决中国改革的取向问题，确立正确的历史价值取向，需要反思改革。那么，当代中国改革本身能不能构成一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显然不行。就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历史反思改革，显然不够；就晚清戊戌变法或商鞅变法以来的改革历史反思改革，也不够；单项地就日本明治维新或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横向对比反思改革，还是不够。过去和现在不能分割，历史和现实不能分割，内部和外部不能分割。改革是历史的，也是世界的，当今中国改革是整个中国改革史的一段，是整个世界改革史的一隅。延绵的历史长河是面镜子，有必要在中国和世界改革史的经纬坐标中整体反思中国改革。
在日益走向“地球村”的当今世界，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需要通过反思，搞清经过2400多年特别是经过110年来的近现代改革，当代改革本身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变化？如何评判历史上的改革和当代改革及其联系？我们还需要搞清，中国朝向现代化的改革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起步的，为什么自19世纪后期以来走向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变革之路非常曲折？我们更需要搞清，在今天信息化时代的世界潮流中，我们要奔向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即要解决改革的取向问题。
当代中国改革本身不能构成一个可以自我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单纯研究当代中国改革，不能解决改革的取向问题。一方面，研究当代中国改革不能不联系中国改革的历史。需要以更伸展的历史眼光，穿越浓重的历史迷雾，蹚过时光河流，立足于中国2000多年改革的大背景，特别是要立足于近代以来面向现代化改革的大背景，将当前中国改革放在中国历史延绵的舞台上，看历史沿革，看历史经验，看历史惯性，看民族惰性，寻找自我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不断获得新活力的路径。另一方面，研究中国改革不能同外部世界、外部关系分离开来。需要以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更开放的理性思维，更宽容的社会氛围，在横向比较中思考，看看世界上重要国家在走向现代化成功发展道路上是如何改革的，共性在哪里？在已有的共同的成功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二条或者是第三条已获成功的道路？也就会更容易看清中国改革的问题在哪里？路径是什么？以便在参考系中寻找最佳坐标。
没有坐标的改革是危险的，至少代价是巨大的。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随着互联网、磁悬浮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航天航空的加速发展，使得时空都为之缩短。改革更需要以史为镜、以邻为镜、以世界为镜，不能再长期在国家这个层面整体上搞“摸着石头过河”。单项领域改革或许可以，但整体改革在全局上自行摸索，想找到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还为点滴成果而沾沾自喜，而不是以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成功经验为主，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代价太大。中国从上世纪50～6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加一点结合“中国国情”的探索，搞“大跃进”一类的“摸着石头过河”；从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搞“反修防修”，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道路，都没有把中国带向美好蓝图描绘中的“理想国”。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发展成就，都源自30年前开始的，面向世界、走进世界、融入世界的改革开放。
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回首一个世纪里俄罗斯的教训，对本国的发展道路有句经典之论：“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对于走过的70年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否定过去，是没有心肝；想回到过去，是没有脑子。
中国现在正处于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进程中，没有多少人想回到过去，事实上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问题聚焦在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刘福垣先生论述道：“我国目前处在历史和现代的十字路口上，一只脚已经迈进现代，一只脚还拖在历史，处于工农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大体上都是三七开的过渡阶段上。我国还有8亿多人口在封建主义的小生产方式笼罩之下，属于马克思所说的苦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状态，封建主义的权力分配和意识形态占有相当的优势，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还远没有完成。”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斐然，但还没有跨过前进中的岔路口，它已经接近于，但还未冲破中国社会体制变革的某种怪圈。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走向现代化道路上所遇到的那些阻碍因素，仍是有待克服和解决的问题。中国改革既要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又不可能离开历史给定的舞台，不可能脱掉历史的衣裳。有必要通过回顾改革历史，探索是与非、利与弊、得与失、成与败。
第二节 当代中国改革是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改革长河的延续
一、视为改革历史长河一部分的缘由
说当代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改革的延续，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史。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曾经有过大大小小数百次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从春秋战国时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改革浪潮，到晚清的戊戌变法，再到当代改革，其间有重要影响的大的变法改革就有十多次，这条改革的历史长河是不能割断的。虽然在历史上改革采用了改良、改制、变法、维新、更化等不同说法，名称各异，细加分辨或有不同，但本质都是改革，大致都是由上而下试图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是对于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冲突与挑战的回应。
中国历史上各种改革在深度、广度上是有差别的。由于这种差别而否认其是改革，在概念上纠缠，作为变法与改革的性质区别，是没有意义的。在西方语言中，改革与改良是不加区分的，都是reform。依照古人的解释，“改革”一词意味着“鼎新革故”，或者叫做“变法乱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除旧布新，打破常规。它意味着对原有的权力配置、利益关系、社会秩序乃至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进行新的调整。改革既然是“革新”和“改变”旧制度，就有力度、程度的巨大差别。所以历史上的改革、变法、维新、改良等政治现象，从力度和程度上区别，可以归纳为量变型和质变型两个类型。它既可以是使社会发生全面的变革，也可以是局部的变革。
若是从形态上区别，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挽救政权危机的改革，当出现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营，政治经济危机威胁着政权稳固的时刻，上层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力倡革新，进行体制和政策的厘正与变通，这是通常人们公认的改革。再一种是“改朝换代”之后的兴利除弊，为了求得长治久安，针对前政权之弊政有所兴革，重新立章建制。还有一种是社会转型，在社会形态变革的历史关头，进行的政治、经济根本性的体制变革。
正是自商鞅变法以来近2400年的改革，不论是表现为何种类型，多半使中国的行政制度、选官制度、税收制度等各项制度得以改善，使文化、教育得以进步，使各民族融合得以加快，凝聚成中华民族这个牢固的共同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发展。
历史上的改革是有共同性的，我们经常能从今天的改革中找到历史的影子。从小的方面对比，当今为廉政建设实行的巡视制度，就可以从西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制度、大唐的“巡按”制度看到历史的轮回。从大的方面对比，如果以春秋战国时代发生在后来形成统一中国的大地上的改革浪潮为例，与当代改革作比较，我们依然能看到相似之处。相吻合之处就在于，两者都是面向“世界”的。春秋战国时，各国为了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即中国）征战中求生存、求发展，不能不改革，国家的命运所系，就在于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在于改革是否及时和彻底。当今中国改革，是在一个相对更大的世界上，在一个“地球村”时代，各国竞相争取实现现代化的环境中，不能不改革，国家的命运，系于我们改革的如何取向和理性操作。
二、视为近代以来社会转型延续的原因
从1898年戊戌变法，到1978年改革开放，恰好80年后中国又兴改革。它不是历史的偶然或者说巧合，而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改革进程的延续。
说当代改革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延续，是因为，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者是一个东西，在英文中（modern）其实是一样的。所谓现代化，是落后于时代的国家追赶时代的过程。110年前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运动，按其本来的意义就是一次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改革。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曾犀利地指出这一点：“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
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由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发端。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概念，作为名词初见于1770年。从世界范围说，现代一般指17世纪以来的几个过去的世纪和未来的世纪。作为全球性的现象，由于落后于西方的各国普遍以西方为榜样进行变革和追赶，西方人及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看法，就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或欧化。客观上现代化也是欧美各国率先实现，并以其确立的基本模式作为评价标准。而且，无可否认的它已成为主流的模式和评价标准。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自觉自动地汇入世界现代化主潮流的运动。中国面向现代化的改革，事实上是从晚清稍前于戊戌变法的洋务运动开始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中华民国时期和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本质上都是在不同层面上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运动，都是围绕着改革和开放这两个主题。如果放长历史视野去看，中国改革开放不只是过去30多年，从戊戌变法开始算，至今是110多年；从洋务运动开始算，应该有140多年。
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道路非常艰难，至今仍未实现。按照公认的现代化的标准，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因为我们追求的社会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还包括相关联的精神文化层面以及政治层面的现代化。经济层面：现代化对应于工业社会，工业化构成了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并使农业和其他产业实现工业化运作，发展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政治层面：现代化是由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英国学者梅因提出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较为准确地揭示了由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实质。观念层面：现代化乃是人们由蒙昧及对迷信和宗教的热忱，转向理性化、知识化、世俗化。生活层面：现代化是由农村为主体向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化的转变，社会的结构也由单一的、不分化向多样性转变。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这个工程中，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是最后一环，它标志着社会的最终转型。
与现代化的一般要求对照，不能不承认，虽然由洋务运动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先后掀起了工业化、民主化、思想文化自由化的现代化浪潮，传统的封建架构由物质层面、文化层面到制度层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仍然没有完成。
毫无疑问，作为历史的承继，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近代戊戌变法时的改革浪潮具有共同之处。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面向现代化的，具有明显的历史承继关系。戊戌变法时，改革背景是面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救亡图存之所迫，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学习西方，开启了朝向近代化（现代化）的改革道路。当代改革开放，是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不能不与世界接轨，走加快现代化的改革道路。
第三节 中国改革曾经并仍将受世界影响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改革，从来没有摆脱过受世界影响。晚清时的中国改革受西方、日本和俄罗斯影响，洋务运动发端于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欲学西方的船坚炮利；戊戌变法受甲午战争失败刺激，欲效日本学习西方新政；清末新政时五大臣游历欧美，试图鉴学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变革和新文化运动也是受西方深刻影响。当代中国改革所受的影响就不仅仅是来自西方了，也来自前苏联和东欧，来自快速走向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包括中国台湾和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都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了刺激和助推作用。
一、洋务运动受西方列强侵略刺激
洋务运动时的中国，是在近代西方人，当时通常形象是“海盗兼商人”，不断向外扩张过程中，突然受到近代西方的强烈冲击的。18～19世纪，英国已经通过“光荣革命”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而当时中国因为闭关自守，不理解世界历史开始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举国上下仍在以“天朝大国”自居。
就在中国统治者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的同时，周围的世界却正在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变化。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封建制度在全世界走向没落和灭亡开始成为难以抗拒的历史潮流。科技生产方面，自从18世纪60年代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相继发明之后，一场以蒸汽为动力，以机械代替手工的工业革命迅速展开。“在同一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出于机器劳动的高度的生产率可以纺好几百磅。”
对于这场变化的图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生动的描绘：“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是远远高出于封建主义一个时代的文明，其实质是用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取代手工生产和自然经济，用民主制度和平等观念代替专制制度和等级观念。在这个文明浪潮的冲击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再继续保持自我封闭和孤立发展的状态了。
近代西方冲击的降临，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降临。开始如梁启超所说的，由一国独立之世过渡到万国并立、并争之世，由一统闭关之世让位于世界一体的“大通之世”。始于公元1500年前后的西方人扩张过程，终于在19世纪中期把中国人意外地、不情愿地带到了一个“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打败，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被打败，这对于中国是非常大的刺激。为什么会有这样悲哀的结局？邓小平分析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在明、清两个朝代，一方面，严禁民间贸易往来，规定“片板不准下海”，“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者，皆拿问治罪”。另一方面，凡是官方的贸易往来，皆强调对方必须承认自己为“天朝大国”，行三跪九叩之礼，《大清会典》还把当时的西方各国都算作自己的“朝贡国”，以“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鸦片战争从性质来说，无疑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是西方殖民者征服世界的一连串战争的继续，是它们强迫“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重要一环。但是，若从社会制度考察，则是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向落后的封建制度的挑战；如果按科技发展水平来衡量，又是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工业文明向中国落后的科学技术、农耕文明的挑战。
作为对外部挑战的回应，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改革的序幕。洋务本来是被蔑称为“夷务”的，最早是指清政府与外国打交道的一切事务。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渐变为把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包括外交、贸易的一些事务称为“洋务”。李鸿章曾预料，引进西方机器工业后，“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历史证实了这一远见，“西艺”、“西学”从此开始强烈撞击封闭保守的中国社会。
二、戊戌变法受俄国、日本影响
戊戌变法是以彼得大帝改革为榜样，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模式的。康有为曾向光绪帝提出了变法的上、中、下三策，其上策的主旨就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即“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
康有为以彼得大帝改革“心法”为榜样，成功地策动了光绪帝布施新政。康有为敏锐地看到，俄国今天的强盛源于彼得的西化改革，中国的国情与俄国有相似之处。他建议光绪帝以彼得改革为榜样推行变法，“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唯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
康有为给光绪归纳的彼得改革的四条“心法”是：“知时从变、应人而作”，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抓住变法的机遇，从而摆脱“强邻四逼”、“瓜分豆剖”的严重民族危机；“纡尊降贵、游历师学”，放下皇帝的架子，破除千年来自尊自愚之顽习，去除天朝上国之心理，以彼得为榜样，虚下心来，学习外国各种先进的东西；“乾纲独断”、“排却群臣阻挠大计之说”，用非常动作冲破重重阻挠之网罗，镇压顽固守旧分子的破坏，实现新政、新国、新民；“摹仿强敌之长技、采万国美法而择行之”，把国外一切对本国有用的东西都应用于改革中。
光绪帝在御览康有为的奏折时，被彼得大帝依仗君权推行变法所激励，如闻黄钟大吕，说：“从来没看到过比这个更好的奏议”。每每情到深处，随之而击节叫绝，或因悲哀而叹息流泪，将康有为的呈文“置御案，日加披览”，故“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表示决不为“亡国之君”，并上谕说：“今将变法之志，布告天下，始使百姓咸喻朕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更是启发了中国当时觉悟的知识分子。中国同日本近两千年的交往中，大多数时间是日本以中国为师，著名的圣德太子改革和“大化革新”就是典型。然而从19世纪后期开始，情况反了过来，变成是中国向西方的“好学生”日本学习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时，正值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邻国的成功经验，很自然地成为维新派学习的楷模。
最先学习和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人是黄遵宪。1877年，黄遵宪出使日本，担任第一任驻日使馆参赞。此时日本正仿效西方向富国强兵的现代化方向发展。黄遵宪参考了大量的日本文献资料，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政治改革、典章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考察，1879年和1889年，黄遵宪先后完成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这是当时中国人最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究日本的巨著。可以说，在近代“中国人知日本者莫若黄遵宪”。中国人了解日本，了解明治维新，就是从这两部书得来的。这两部书对近代中国，特别是戊戌变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了蓝本和方向，影响了从光绪帝、翁同龢到康、梁等整个维新派。
为了把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运用于中国，维新派热心于翻译、编写有关日本情况的书籍。不只是黄遵宪，康有为就曾一再提出开办译书局翻译日本书籍，并向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提出具体建议。从1886年起，康有为亲手编《日本变政考》一书，耗费10年心血而完成。
康有为等人试图移花接木，完全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法考》一书，成为变法实施的主要蓝本。该书的前序和后跋，概述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和总结其经验，尤为重要的是全书的153条按语，是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结晶。有学者把变法中的上谕与《日本变法考》作比较，发现有不少是取之于其中的。可以看出，明治维新对戊戌变法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当然，也由于学习中生搬硬套，尤其是康有为主张像临摹书画那样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忽视了中国同日本完全不同的国内环境，简单化地移花接木，结果是桔逾淮为枳了。
通过日本和俄罗斯，戊戌变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了西方影响。戊戌变法先驱者们看到：“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西学”及“西政”作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比照物，受到戊戌变法派的激赏，学习和吸收“西学”、“西政”也就开始成为中国面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变革受西方影响
与早期的维新变法派相比，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更彻底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文化。在1885年中法战争“不败而败”之后，孙中山走上了比维新派更激进的革命道路。他的革命思想是效法美国和法国，他曾说到：“革命这种风潮，都是爱国志士有悲天悯人的心理，不忍亡国灭种，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国来革命。”
孙中山提出的建立欧美式民主共和国的理论武器——“三民主义”，正是来源自西方。1905年8月中旬，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孙中山说：“我们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并将三民主义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事实上他也是受林肯思想的启发。民权的具体化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孙中山从法国大革命那里吸收来的。民权思想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摒弃了农民阶级的农业社会主义和皇权主义。孙中山为共和国勾勒出一幅简图：“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
孙中山特别称道西式议会和三权分立原则。他吸收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并继承中国古代任用官员的考试、监察制度的合理因素，提出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的政治设想，进而由“五权宪法”落到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它的核心是政权与治权分开，又互相制约，政权属于人民，人民执掌权力。孙中山说：“人民有了大权，政府能不能够做工夫，要做什么样的工夫，都要随人民的志愿”。“人民随时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总而言之，要人民真正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便要政府的工作随时受人民的指挥。”
正是在西方民主共和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下，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了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共和国。《临时约法》把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精神，用法肯定下来。它的最重要价值，是由根本大法承认主权在民，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南京临时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的政策和法令，产生了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作用。
四、当代中国改革受国际社会影响
1978年改革开放之发轫，不仅源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经济崩溃，更是源于经过多年锁国后，突然发现与世界拉大的差距。当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背向世界，开始关起门来“大跃进”，忙于“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政治运动时，东邻日本却抓紧医治战争创伤，从废墟上重新崛起；“亚洲四小龙”也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迅速腾飞。中国沦落成了国际社会从香港太平山上拿着望远镜观看的古董。
面对国际社会的召唤与外部世界的诱惑，中国无法继续选择闭关锁国。“亚洲四小龙”短短20多年的经济腾飞历程，对中国南部沿海民众产生了极大的诱惑。早期广东的开放及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因毗邻香港的宝安等地的青壮年大量逃港，“教育”与封锁均已不起作用。
随着国门渐渐打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眼看到了世界的面貌。邓小平曾这样概括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所以，1978年以后，我们这个经历了百年外患、十年内乱的泱泱大国，终于再次把背向世界，变成面向世界，主动顺应了当今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文明主潮流，明智地选择了改革开放之路。
历史再次把中国推到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是遵循传统苏式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还是鼓足勇气另辟蹊径？成为改革开放的一道必答题。在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学习匈牙利、南斯拉夫50年代至60年代的一些做法，进行改革尝试。也曾类似赫鲁晓夫在前苏联做的，试图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做修补式改革。先是认识到搞社会主义需要商品经济，试图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再发展到计划为主体、市场为补充，“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有条件地承认市场的作用。后来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为标志，认识到搞现代化绕不过市场经济，正式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围绕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过了20年的努力，“入世”及随后的“入市”，即让世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性质和地位，开放的范围不断拓展，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才变得不可逆转。
第四节 走出历史上的两个悲剧式宿命与两个循环式特点
一、两个悲剧式宿命
所谓两个悲剧式宿命，一个是指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改革多半没有好结果，成功的极少。如果说有成功的改革，那也是局部的、一时的。另一个历史宿命，则是说，在中国改革家一般没有好下场，能够“善终”的少见。
大规模的全局性的改革难以有好结果。它是因为改革要向旧传统挑战，要向腐朽旧制度开刀，必然会遭到不同一般的阻挠。这种阻力往往大到使一些改革不是难以进行，就是半途而废。人们熟知的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都逃避不了这一命运。
即便是“一言九鼎”、披着“天子”外衣的皇帝主导的改革，如果超越了局部性，同样也会失败。西汉末年王莽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面对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局面，“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几无立锥之居”，富商大贾“上争王朝之利，下锢齐民之业”，为了克服严重的社会危机，王莽做出了“托古改制”的决策，不仅下令恢复古代的井田制，试图实现“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的美好理想。他下令实行“五均六筦”，垄断工商业和高利贷。他还假托古制，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更改官制，授爵封官，滥改行政区划与建制等等。王莽的一系列“复古”决策，严重违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不仅没有解决西汉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反而成为农民起义的催化剂。当绿林、赤眉、铜马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王莽的“托古改制”也陷入灭顶之灾。
时光到了近代，中国历经2000多年的传统社会更是严重惰性化，全面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几个相互缠绕的惰性因素叠加到了一起，它们是文化与思想上的惰性，政治经济制度上的惰性，全社会成员包括政府各级官员、士大夫阶层和广大普通民众的惰性，正是惰性因素发酵形成的黑洞，吞没了近现代以来的历次变法运动。特别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它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
中国改革的另一个历史宿命，是改革家一般没有好下场，往往是个人悲剧性的结局。司马迁在叙说晁错削藩改革时断言：“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凡主持变法的改革家没有好下场，不仅仅是晁错之类的少数人的命运而已，这一宿命在2000多年来不断反复、不断轮回。
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商鞅惨遭车裂、“戊戌六君子”被斩首菜市口，其实类似事例不胜枚举。春秋战国时倡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被臣属困于宫中，活活饿死；吴起被乱箭射死，尸体被“车裂”。秦代李斯被“腰斩”。汉代桑弘羊被处死；晁错不仅被斩首，还被灭族；王莽被乱兵杀死。唐代杨炎在赴任途中被赐死；王叔文被贬官渝州（今重庆），追赐而死。北宋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纪》的范仲淹被放逐；王安石惨淡经营新法十几年，两次被罢相，最终在新法被逐一废除中忧愤而死。明代张居正改革十年，使危亡的明王朝一度振兴，但他死后，不仅新政被废，而且落了个被抄家、家人被流放的下场。不管其具体原因是什么，结局都是相似的。悲剧还表现在早期学习西方的改革者身上，他们被称为“卖国贼”。多次同洋人打交道的丁日昌，在1878年55岁时被迫辞去福建巡抚职位而隐退；曾大胆实行现代化计划的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1891年被罢官，将他免职后不久就是割让台湾。
曾深受慈禧信任的洋务先驱李鸿章，是最早给中国引入现代化种子的开路人之一，在当时及后来一直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缘由是，在“弱国无外交”国际环境中，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李鸿章奉命代表清朝政府签字的。李鸿章既得完成签约又得尽量减轻国家损失，在万难之境耗尽心力，签了《辛丑条约》后口中吐血。在日本下关遇刺时血染外袍，但他坚决不让随从洗去血迹，李鸿章要留着血袍，想以血迹向国人洗刷自己的耻辱，证明自己的良心，证明自己是爱国的。他在戊戌政变后仍为变法辩护，被人视为“康党”。他在回答慈禧太后问话时坦然说：“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这一切，不单纯是李鸿章的个人悲剧。
二、两个循环式特点
同两个悲剧式宿命相关的，中国改革还有不断重复的两个循环式特点：封建时代的改革是不断强化集权；近代以来的改革是不断地自囿“独特”。
强化集权是中国封建时代改革的共同特点及失败的原因。中国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改革，本意和初衷都是为强国富民，但其后，改革往往不可抑制地走向推动集权，走向剥夺民财、剥夺民权之路。汉代盐铁专营、王安石变法、张居正界定田亩和廓清赋税的努力，最后无一不走向与民争利、剥夺民权的宿命式悲剧。
自从秦汉之后，在各地封王封侯的分封制消亡，开始由中央王朝直接向地方委派官员，统一军政，逐步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因此产生中央财政问题。而所有改革，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其直接间接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历代改革家在改革之前，朝廷往往面临一个共同的财政困境：进的少，出的多。隋文帝改革“府兵制”，是因为免税的“府兵”（职业军人）包庇本家、外人，帮助其隐匿户口不纳税，严重影响朝廷税收。张居正改革背景也大同小异，冗官充斥官府，拥有大量田产的王公、大官僚及豪强有各种免税之法，一大批中小地主也把田产记名在他们之下以逃税。如1393年，明朝纳税田亩有850万顷，到1502年，反而只有420万顷了。
由于中国封建时代改革的根本动因和目的就是摆脱财政困境，不断强化集权也就成了必然的改革道路。从桑弘羊到王安石，他们的经济改革，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以超经济的力量即国家政治力量，强制推行工商业乃至农业的国家化，实行官工、官商、官营禁榷。尤其是以王安石变法为典型，把“管桑之术”那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官营禁榷等方式来拯救财政困窘的论点和做法，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以王安石变法内容之一“市易法”为例，名称是新的，但“市易法”的操作方式久已有之。战国时称为“平籴法”，桑弘羊又创造“平准均输”，这些政策的操作方式是利用市场的供求规律，当市场上的物价低贱时，国家便出钱收购、存储；当市场上物价升高时，国家便向外抛售。通过这一买一卖，政府的最初本意是调节供求，平衡物价，抑制不法商人，保持社会稳定，但后来无不成为政府与民争利的工具。发展到后来，许多商品都强买强卖，造成了物价上升、商业萧条的局面。这对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倡导者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王安石变法后，朝廷由整天为钱粮发愁，一下子变成“京师有七年之储”。张居正改革实施10年，朝廷太仓（国家储备粮库）储存达1300万石，可供朝廷食用10年，还另在国库存银近700万两，到最后银子都腐蚀变黑而不能使用。朝廷的危机暂时解除了。只是，将财富集中于朝廷，对社会其他阶层来说，结果就是国富而民穷。
中国封建时代的改革走向了历史的怪圈。通过强化集权，国家虽然短时期内获取大量的社会财富，但给生产力的发展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巨大的破坏。从长远看，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一种阻碍，对社会发展的长久伤害，绝非专制王朝的延续所能弥补。综观世界各国历史，还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时期，自由经济体制造成整个经济的垄断。倒是相反，屡见不鲜的是官办官营窒息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国封建时代从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强化专制的改革，导致走向开放民主的社会体制的任何可能都消失了。
自囿“独特”是中国近代以来改革的共同特点。所谓自囿“独特”，就是不断地变着花样搞“画地为牢”，抵挡外来文明的全面影响。犹如孙悟空用金箍棒划的阻挡妖魔鬼怪的圈圈，一百多年来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顽强存在着。
晚清以来，中国一直基于国情“独特”，进而是追求国情“独特”。学习移植现代化文明总是在形式上打转，从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学习西方之“技”，搞近代军事与工业；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部分仿效西方之“本”，搞君主立宪；再到辛亥革命后有局限地试图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政治，搞共和制度，但孙中山及国民党又把它变成了从“军政”、“训政”再到“宪政”的三阶段。所谓训政，就是与西方民主格格不入的“以党治国”。长期程度不同地对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理念予以抵触，现代化社会的内在文化精神与经济政治背景始终没有学来。犹如“邯郸学步”，自己原来的走法不行了，欧美人怎么走路也没学来，想回又倒不回去，也没有倒回去的可能，变成了不伦不类的走法。“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根上解决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相悖的文化传统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一短暂的运动局限于知识阶层，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深度和广度上持续下去。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始终不够充分，尤其是广大普通民众，缺了这一课，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缺失。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主要是直接学习日本和俄罗斯的经验和制度，而不是直接学习欧美。学习移植的现代文明基本上是通过日本和俄罗斯这两个中介环节，一直是“二手货”。基本过程是，俄罗斯和日本直接学习西方，中国再从这两个邻国把不同程度“东方化”而变了味、走了型的东西效仿过来，犹如这两个邻国照了平面镜后变成哈哈镜，中国再去两个邻国照哈哈镜。在学习这两个邻国时，又长期是“以俄为师”。从戊戌变法到当代改革开放的80年间，戊戌变法学习了俄国；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为改造国民党推动国民革命，从思想到实践明确地转向了“以俄为师”；30年代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期是“以俄为师”；1949年革命胜利后近30年的时间搬来的还是苏联模式。
近代以来，中国人始终没有解决好与国际主流接轨和保持民族特色的关系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能够从对外来文化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不再画地为牢，不再因为国情独特进而刻意地去追求独特，中国的现代化可能才真的是实现了。
§§第一章 改革在中国的历史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