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型式改革依赖新经济因素的充分发育
改革前国家是否具备全面改革的物质因素，是转型式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从日本看，明治维新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就有了很大发展。工场手工业已经有相当规模，其中的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发展较快，在城市的产业集中度也较高，桐生的丝织业手工工场达到260多家；足利的棉纺织业手工工场，通常每家拥有数十架织机，多的甚至达到100～200架。在其他工业部门中也陆续出现了手工工场。日本的商业资本发展尤为迅速，江户、大阪、京都等城市成为商业中心，被称为“三都”。还出现了一些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商人，如三井、住友等。很多大名特别是西南部的萨摩、土佐、长州、肥前诸藩的大名，也经营商业和手工工场，他们同商人、资本家接近，产生了改变现状的要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的手工工场主、商人、资本家、新兴地主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政治力量，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大名乃至将军往往向豪富巨商借贷，出现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惧惊”的局面。
就泰国来说，19世纪50年代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引起了泰国农业商品化的急剧发展。农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市场，烟草、棉花，特别是稻米已逐渐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据统计，1870～1914年间，大米出口值增长了15倍。稻米生产的增长，促进了农业技术、机器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促进了雇佣劳动的发展。随着自然经济瓦解和商品农业的增长，必然促进商业贸易活动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60年代，私营碾米手工工场、土产加工、制糖等企业都有了迅速发展，仅在那坤猜西府地区就有35家制糖企业，每个企业平均约有200名工人。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50年代，曼谷已经有了使用蒸汽机的碾米厂和锯木厂。“曼谷成了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泰国商品经济的发育超过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也超过同时期的中国。
中国戊戌变法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还非常薄弱，仅是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小小岛屿。19世纪70年代，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才产生近代意义的民族工业，但是步履艰难，发展十分缓慢。到变法发动前，国内民族资本共开办厂矿104家，资本总额1700万元。其中，10万元以上的企业43家，5～10万元的11家，5万元以下的60家，且多集中在纺织、轻工、运输、煤矿等产业。远远不能与外资的企业相比，当时英资经营的香港黄浦船坞公司资本为156万元，而民族资本船厂中最大的上海均昌船厂，只有资本4.7万元，仅相当于其1/33.民族工业基础之薄弱，力量之弱小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经济成分条件下，只能是体制边缘的某些松动，不足以推动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变化。
当然，就这些数字，或者说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总量来说，中国似乎大于泰国，与日本相比也不能说绝对数太小。但因中国国土广阔，而日本、泰国相对较小，就其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和泰国的这个比例显然要比中国高得多。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天朝”帝国内，新兴经济力量即便不算微不足道，显然也是过于微弱了。
对中国传统社会转型难的症结认识透彻的莫过于黄仁宇，他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黄仁宇的评论恰如其分，戊戌维新前后的中国社会，的确是一个“家国同构”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城市往往是一些政治中心和消费中心而无生产性产业，更谈不上近代意义的城市化。没有商品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新兴资产阶级也难以产生。这就意味着传统的社会制度内部没有内在动力推动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尤为发人深省的是，黄仁宇还从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条件、趋势及其差异，探讨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对了解中日社会不同走向有所启示。他指出：“中国的革命通常被与明治维新相比。其实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带有竞争性的诸藩，已有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按照商业条理处置之姿态。”在经济上出现了营业经理、银行业、批发商、同业公会、四通八达的商业交通网和通信网、海船定期航行、保险事业等，这些都是新的经济因素。“所以，构成资本主义货币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在事先存在。明治维新不过在这种种商业因素之上加了一个总揽一切的政治组织，资本主义体制即此就绪。”黄仁宇又进一步说：日本“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明治维新只要给它加上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则所有商业管制的办法都行得通。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的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正因为有了长期经济发展中的“商业化”结构，便于从“数目字上”管理，所以，明治维新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就有了牢固的物质基础。而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就在于经济上缺乏新的经济因素，缺乏“商业化”结构。
与晚清时的情况相反，中国当代改革之所以能够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主要是得益于新经济因素的形成和壮大。
可以说，没有新经济成分的发展，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经济转型。在改革开放之前，市场被看成异物，看成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历史上包括政治家和理论家在内的许多人，曾经因为主张计划经济应在一定程度容纳商品经济，便被打成右倾、“右派”甚至“反革命”。可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在计划体制下，中国是决不允许任何体制外的经济因素存在的，甚至连在农村养几只鸡、养几只兔，都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但是，这种体制的束缚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整个国民经济衰退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的生存问题，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存问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迫使农民千方百计地打破原有的农业体制，去探索一条生路，才创造出了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新的农业体制。而这种农业体制对原有的计划体制来说，完全是异质的。在城市，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大批人无法就业，被称之为“待业青年”。而在当时的计划体制下，不能在公有制单位中找到职业也就断了生路，这就迫使他们去自谋生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城市中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便产生了，并且这一块经济作为计划体制之外的一种完全异质的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作为体制外的经济也发展起来了，而且一发便不可收拾，形成不可扭转之势。
正是这样一种客观的形势，推动着国家的政策不能不逐渐改变，并且最终放弃计划体制而走向接受市场体制。如若不然，如果不是因为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茁壮成长，仍然维持传统的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旧体制，改革早就进行不下去了，更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现代化成就。
二、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经济转型不同于修修补补的改革，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甚至是痛苦的历程。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典型，近代晚清和沙皇俄国开始的经济转型，断断续续地到了当代中国改革、前苏联暨俄罗斯的改革，路还是没有走完。
中国自晚清以来由传统的小农经济结构向近现代工业化、市场化的经济转型，一直是步履维艰。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连近代工业的影子都看不到。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江苏、福建相继办起造船厂和机器局以后，中国才有以蒸汽作动力、以机械代手工的近代工业，新式工商业以缓慢的步伐逐渐发展起来。直到1949年，全国近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合计只值人民币128亿元，近现代工业年产值只有79.1亿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足见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经济现代化进展之迟缓。事实上，不但是在1949年，即便是在1978年，中国仍可称之为传统的农业国。
到了当代改革开放，经济转型也是在缓步徐行中摸索。改革从农村起步，以承包制解决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然后才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整个上世纪80～90年代，足有20年的时间，一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因为始终缠绕着“姓公”、“姓私”的意识形态争论不休，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也就步履艰难。本世纪初，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共识后，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改革问题才算大体解决。但是，由于众多领域的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停滞不前，比商品市场更为关键的要素市场的行政垄断迟迟不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突出，中国由计划体制迈向市场体制的经济转型仍处于瓶颈之中，并没有走出来，市场化改革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而且在当代改革的具体操作中，向计划体制的局部回归与反复也不鲜见，更显经济转型的艰难。1998年朱镕基就任总理后，把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作为一大任务，为稳定粮价保护农民利益，也为使国有粮食企业摆脱困境，推行了“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恢复由国有粮食部门统购的同时，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作，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但这次改革显然与市场化相背离，更像是要在粮食流通领域部分恢复计划经济。一方面，自1985年初取消实行30多年的粮食统一收购，至1997年，粮食收购与销售两个环节本来早已经放开，恢复粮食统一收购无疑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改革的出发点是通过国家出钱及计划手段扶持，同时解决农民卖粮难与国有粮食企业经营困难这两个相矛盾的问题，而这些企业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本身就是国家和农民的负担，就应是市场化改革的对象。不顾及市场化的大趋势，搞理想化与想当然的操作方案，最终导致“改革”付出2000亿学费后以失败结束。
这仅只是个案而已。中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进程中，经济始终是处于“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反复过程中，改革是长期不断地在“翻烧饼”。但在每一次的折腾之后，毕竟“吃一堑长一智”，都会收获一些经验，也收获某种进步。
无独有偶，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历史要比中国长得多。米格拉尼扬在分析彼得大帝之后俄国社会转型艰难的原因时，曾有句精辟之论：不仅拿破仑，就是上帝也无法一下子就顺利地完成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他指出，西欧的大多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之间，存在着一条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鸿沟，这条鸿沟大约有1000年。在70年的苏式社会主义时期，计划经济再加上政治高度集权，“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直到1991年年底，伴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改革进入叶利钦时代。其特征是意识形态上全盘接受了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操作中试图从计划经济一步飞向市场经济。以激进派亚夫林斯基的迅速彻底改革的“500天计划”和沙塔林等人的“500天纲领”为代表，勾画了一步登天的宏伟蓝图，这两个计划也被称为“休克疗法”。叶利钦领导下的盖达尔政府按照激进的“休克疗法”，在十分动荡的条件下，带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休克”式地急速改革，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但后果是举世皆知的，俄罗斯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
作为休克疗法的领导者、实践者的盖达尔，对市场经济的了解，据说仅仅是看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而已。用他本人的话，“我们知道什么不是市场经济，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在一个国家对一种新的经济社会模式如此陌生、如此无知的情况下，去做如此剧烈的变革，整个国家自然成了代价惨重的试验品。
到了普京政府时期的改革，俄罗斯经济转型走向渐进调整。开始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加强政府对经济命脉的掌握。由于存在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权力过于强大，高度依赖能源资源出口的畸形经济结构，政府管制下的石油经济低效率等问题，表明俄罗斯经济转型道路还会很漫长。
三、经济转型需要配套的政治变革
就推动经济改革时的政治改革意愿而言，近现代中国与日本、土耳其截然不同，也与曾位列亚洲“四小龙”的自己的台湾地区迥然不同，只是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俄罗斯极其相似。
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150年的改革，如果对其详加分析，从来没有哪一次做到了政治改革与经济转型步伐的协调共进。历来是以不同形式重复着“变甲变乙，不变者三纲五常”的旧套路，这也是中国改革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要说例外，就是中国台湾在蒋经国领导下的经济政治改革。蒋经国在推动“十大建设”，使台湾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将台湾带上“亚洲四小龙”的地位之后，不顾国民党内党政军系统维护威权专制势力的反对，亲手解除了党禁、报禁，实现了“解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评价也许最为平正：“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
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与经济配套改革都很成功，但有很大差别。土耳其是在凯末尔领导下的完全自觉、自愿、自主的同步改革。日本则是二战后由麦克阿瑟将军强加的。
麦克阿瑟主导的战后改革，为日本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西方式经济和政治体制，成为现代日本的全新起点。1945年9月，身为驻日美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直接向日本人发布人权指令，废除了阻碍民主化进程的治安维持法、国防保安法、特别高等警察，一夜之间，思想控制的阀门被打开，为旧日本护持国体的一整套法律体系就此崩溃。随后麦克阿瑟向币原首相下达“五大改革的指令”：赋予妇女参政权；鼓励成立工会组织；实行教育自由化；废除专制机构；促进经济制度民主化。甚至连日本新宪法的制定这样一件关系国家主权和脸面荣誉的大事，麦克阿瑟亦认为，日本政府当局不具备撰写宪法草案能力，于是他命令自己的民政局长惠特尼紧急拟订了宪法草案。此后，美国开始了对日本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改革，经济上解散了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基础的财阀，通过农地改革建立起了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制度；政治上推行了议会制度、内阁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的改革，使日本的新宪政体制基本形成。日本经济在这个基础上迅速起飞，再次成为世界大国。
俄罗斯在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之前300多年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始终不愿做配套的政治改革。彼得大帝不愿意触及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他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力图赶上西欧；另一方面，却拒绝沿用西欧民主政治制度。据说彼得在英国考察时，想看看议会怎么开会，却又拒绝出席英国议会会议。于是出现了滑稽的一幕：来自俄罗斯的沙皇站在英国议会屋顶，透过天窗观看开会。今天已经无法考查彼得站在屋顶的所思所想，但他对西方民主政治冷眼旁观的姿态，与他对西方技术亲力亲为的学习热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作为彼得大帝最忠实的继承者的叶卡捷琳娜女皇与他一样，只向西方学习经济、科技，不去触动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这后来成为俄罗斯历代沙皇的一个特点，他们尽可能地学习先进文化，在经济、教育领域倡导改革，但同时也尽可能维护专制政治制度。俄罗斯的现代化道路就这样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包袱前行。
到了前苏联时期，最早的改革家应该算是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发出的豪言壮语。赫鲁晓夫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竭力焕发计划经济的活力，在工业领域推行“物质利益原则”的改革，增加资金和劳动力投入，扩大企业的某些自主权；对农业政策进行调整，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国家不必要的干预，鼓励发展副业经济。但是在政治体制不改的情况下，单纯的经济改革无法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更无法解决集权造成的各种尖锐社会矛盾。
赫鲁晓夫改革的继承者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是遵循了这一传统，先搞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后来世人抨击戈尔巴乔夫不顾国情，盲目地学习西方，首先搞了政治改革导致“亡党亡国”。客观地说，事实并非如此。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提出要“在社会主义的牢固基础上进行经济、政治、精神领域、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方面的变革”。改革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完善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在不久后破了老祖宗不搞政治改革的“家法”，是有深刻原因的。因为计划经济在发明了它的“祖国”前苏联，可谓根深蒂固，比在中国扎根深得多，难以撼动。戈尔巴乔夫想迅速改革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可是在造成社会窒息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又改不下去，只好另辟蹊径，转而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从1987年冬他发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开始，推行改革的主导思想，从主张社会主义观念更新，转变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原则的抛弃。改革开始由原来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转向试图建立类似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新体制，向政治民主化转轨。结果苏共就像“多米诺骨牌”倒塌，诱发了社会危机全面爆发。
俄罗斯社会痛定思痛之后，才有了普京的改革。他既不同于戈尔巴乔夫，也不同于叶利钦。在坚持自由市场、政治民主改革方向，与加强中央权力及对经济的控制力的传统之间，作了切合实际的政策调整。普京在经济上加强了国家的控制力，在政治上恢复了中央权威。一方面，普京解决了叶利钦时代形成的寡头势力控制俄罗斯经济、左右政坛的局面。自2000年开始，普京巧妙地、持续地打击寡头势力，俄罗斯大桥媒体集团公司总裁古辛斯基因涉嫌诈骗国家10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被总检察院拘留，并查封了大部分财产；著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也因经济案件流亡英国。在激烈的政治较量中，普京表现得十分果断和策略稳重。另一方面，遏制了叶利钦时期造成的地方主义膨胀的局面，在89个地方行政主体基础上成立7大联邦区，由总统直接任命联邦区的长官并向总统负责，全面协调和处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联邦区的设置确定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领导，确保了中央政令的畅通。同时对联邦委员会（上院）进行了改组，2000年5月，普京宣布上院议员不再由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担任，而由地方选举的代表组成，因而削弱了地方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总统直接有效地控制了各地方长官和地方政务。
普京虽然在政治理念和改革思路上，表现出与彼得大帝以来的改革先驱的某种形似，但毕竟与以往不同了。他选择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但没有也不想去恢复以往的集权统治；在外交上强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但坚持将俄罗斯融入欧洲大家庭；在经济上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和宏观调控，但仍然清醒地要走西方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至目前，普京在经济转型与政治改革的步伐协调上，是俄罗斯历史上处理的最为明智的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