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广川(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是西汉今文经学的重要著作。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怀疑其不全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是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
天人感应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如果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汉代曾占据了统治地位,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谶纬之学盛极一时,并在中国封建社会流传。在封建社会,天人感应说一方面对无限的君权进行了限制,同时也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性三品”的人性论
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纯粹的仁和善,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贪和恶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些人即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加以严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这三个品级的人性,都是天所赋予的。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论,是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人性论的发展。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这是董仲舒的一个哲学命题。其中的“道”是封建社会据以存在的根本原理,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天”主要是指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或天意。董仲舒认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由天决定的,天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按天意建立的封建社会之“道”,也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新朝代的君王,受天命统治人民,必须改制,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等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但治理封建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大道,是不能改变的。在董仲舒看来,“王道之三纲”取诸阴阳之道。阳为主,阴为从,“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臣、子、妻受君、父、夫的统治之道也是不能变的。董仲舒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论证封建制度和君主统治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后来成了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把其他的思想、学问全部废除,只留下儒家的学问供世人学习。这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来的。董仲舒明确地主张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所谓一统,就是一切统一于天子朝廷的专制统治。要达此目的,首先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具体办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这个建议受到汉武帝的采纳,从此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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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应”招来的祸患
公元前135年4月,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6月,辽东高庙又发生了火灾。正在家里养病的董仲舒听到这两件事,心里惴惴不安,连忙抱病给汉武帝写了一份奏章,大谈“天人感应”,说汉高祖庙园失火,是天对当时政治不满,有意降祸人间。他的草稿刚写好,恰巧中大夫主父偃来看他。主父偃也是个精通孔孟学说的人,他当了官后,便搜刮民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平时他与董仲舒也不合,于是便把董仲舒的草稿送给汉武帝。汉武帝看后,大发雷霆,召集使臣商讨对付的办法。当时,董仲舒有个弟子叫吕步舒,也参加了讨论。他不知道这份奏章是自己老师写的,为了在汉武帝面前显示自己的卓识,便竭力攻击说:“这奏章表面是推算灾异,实际上是诽谤朝廷,欺世惑众,一派胡言。”因此建议杀掉写奏章的人。董仲舒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吕步舒知道了真相,百般营救,董仲舒才出了狱。此后整整十年,他都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