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散文均有古今体之分。今体诗即近体诗，包括律诗、绝句，在唐代定型并发展，它与古体不同，重视声律调谐，律诗更讲究对偶。今体文即时文，讲求对偶、声韵，流行于唐代社会和科场。古体文或古文，指效法先秦西汉，语言比较朴素自然的散文，与魏晋以来盛行的骈文不同。诗文的古今两体，在唐代长期并存，占优势的一直是近体诗和骈文。但一部分文人，主张文学对政治、教化有所裨益，提倡朴实的古体诗和古文，对讲求辞藻、声律、骈偶的近体诗、骈文进行攻击，形成流派，但毕竟不能压倒近体诗和骈文。编纂于后晋时的《旧唐书》，史臣们受时代风气影响，在对唐代文学和文人进行评价时，显示出偏袒近体和骈文的态度。
唐代以诗赋取士，考进士必须写五言律体诗，加上近体诗一般篇幅短小，具有辞藻华美、声韵和谐的特色，便于吟唱和表现才华，律诗更具有对偶工巧之美，因而近体诗在唐代更受人们喜爱，作品数量也更多。
在唐代，首先提倡古体诗的是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他表明自己崇尚的是《诗经》的风雅，是“汉魏风骨”和“正始之音”；他批评晋宋诗风骨不振，“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并以其《感遇诗》数十首等实践了自己的文学主张。稍后李白宣称建安以来的诗“绮丽不足珍”，要求恢复《诗经》风雅传统，讥嘲追求华辞丽藻之作是“雕虫丧天真”。李白所作《古风》组诗，继承陈子昂《感遇诗》传统，关怀国事民生。但陈、李两人也写了部分近体诗。殷？与李白同时，编集《河岳英灵集》，所收以古体为多，更大力提倡风骨，赞美盛唐诗人学习建安风骨，也寓有提倡古体之意。
中唐时，元结大力提倡古体。他编选《箧中集》，专选其友人沈千运、孟云卿等七人的古体诗24首。沈、孟都致力于五言古体，语言古朴。元结更指责当时山歌儿舞女歌唱的近体诗是“污惑之声”，指责许多近体诗“以流易为词”，“丧于雅正”。元结强调诗歌应发挥教化作用，自己在创作方面专写古体，身体力行。
皎然反对这类复古主张。其《诗式》卷五《复古通变体》条认为应处理好复古与通变的关系，“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缺少创新。他认为“陈子昂复多而变少，沈（？期）、宋（之问）复少而变多”，他对沈、宋的评价比陈子昂高。他还批评卢藏用过分抬高陈子昂在诗歌史中的地位。皎然对沈千运、孟云卿诗评价也低。
中唐后期，孟郊、韩愈致力于古体诗。孟郊诗绝大部分为五古，语言古朴，风格与元结一派为近。韩愈称赞孟郊诗超过魏晋，逼近汉代；抨击齐梁陈隋诗“众作等蝉噪”。韩孟两人的古体，用思深刻，语言奇峭，力求有所创新变化，因而特色鲜明，成就颇大，影响深远。
晚唐时，李戡是复古派的代表人物。他曾编《唐诗》三卷（今不传），专选与古诗相类之作。他抨击元稹、白居易所作的元和体律诗，因为它们多写男女之情，是“淫言？语”。
晚唐时代，近体诗进一步流行。杜荀鹤以七律、七绝反映民生疾苦，引人注目。这说明过去为乐府古体所专擅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表现形式，已经部分地被近体诗所替代了。
在散文方面，骈文在唐代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一部分文人屡屡对骈文开展攻击，同时提倡古文，形成流派。
唐代前期，一部分史家在评论前代文风时，往往对过去（特别是南朝后期）靡丽的诗文辞赋进行批评，但他们并不反对文词的骈俪。史评家刘知几也是如此。到盛唐时代，一些古文运动的前驱者开始明确地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萧颖士自称所为文章，“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李华、贾至论文，都推崇《六经》，反对后代华靡的文风。独孤及更明白地抨击南朝后期崇尚对偶、声律的文章。
韩愈更进一步明确提倡“古文”，反对骈文。韩愈屡屡称述自己要恢复古代尧、舜等圣王以至孔、孟的古道，并用古文来宣扬古道。他猛烈攻击讲究辞藻、骈偶、声律的骈文，认为是“俳优者之辞”。在《进学解》中，他说明作文应以先秦的《五经》、《庄子》、《离骚》，汉代的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作家作品为取法对象。
柳宗元在论述为文取法对象时，和韩愈主张很接近（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其《西汉文类序》更指出东汉文风趋衰，因为东汉时骈体文章开始抬头。韩、柳都称道多用奇句的司马迁，而不及多用偶句的班固。前此古文家独孤及、梁肃还称道班固，韩、柳则不然。这说明古文家反对骈偶的倾向在进一步深化。李翱大力推崇韩愈的古文成就，同时指责东汉以下的文章“文卑质丧”。
韩、柳、李翱等所作古文，故意多用奇句，语句长短错落，又不重视平仄的对称协调，这破坏了长期来流行的骈文语言注重对称和声韵的传统。裴度在《寄李翱书》中批评李翱的文章“磔裂章句、隳废声韵”，就是指的这种情况。裴度的意见，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人对古文的不满。
白居易擅长骈文，它们与其所作元和体律诗同样风靡于世。白氏在应科举考试时所作的辞赋、百节判，当时新进士竞相传写。他所作《策林》70多篇，也用流畅工致的骈体。白居易运用当时流行的骈文体，又能在内容和用词造句方面参以“六艺经学”，使靡丽的骈文显得高雅一些，因而受到时人的赞赏和学习。但古文家对白氏颇不满，皇甫？甚至詈为“桑间濮上之音”。
晚唐李商隐初时写古文，后来改学骈文，擅长四六。在《上崔华州书》中，他宣称所谓道，不是古代周公、孔子所独能，立论与韩愈相对立。整个晚唐五代，骈文盛行，古文不振。
五代后晋时成书的《旧唐书》，由宰相刘？领衔，实际纂修者为张昭远、贾纬、赵熙等四人。受五代时风影响，《旧唐书》史臣崇尚骈文，轻视古体。《旧唐书》行文气格，大抵属骈文一路，各篇末的史臣评语，更是全用骈句。
《旧唐书？文苑传序》综论文学，明显地偏袒今体，认为“是古非今，未为通论”。论南朝文学，特别推崇提倡声律论的沈约。认为其文学功绩可以上比曹植、谢灵运。
对唐代两大诗人李白、杜甫，史臣贬抑李白。在《杜甫传》后，引用了元稹《杜工部墓系铭序》的一大段话，内容盛赞杜甫的长篇律诗成就杰出，为李白所远远不逮。史臣接着加按语道：“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表现了过分重视近体诗的偏见。史臣对韩愈评价不高。《韩愈传》虽肯定韩文“自成一家新语”，但未指出韩文的特出成就和重要历史地位。史臣接着批评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等三篇文章内容有背于孔孟的思想，“乃文章之甚纰缪者”，实际是讥讽提倡儒学的韩愈在实践上并未做到。还批评韩愈的《顺宗实录》，叙事行文，繁简取舍不当。总的说来，史臣对这位“务反近体”的古文家不大满意，批评多于肯定。
对唐代文人，史臣评价最高的是白居易、元稹。《旧唐书》元、白两人合传，传末有较长评论，纵论历代文学，归结到元、白。这样写法规仿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实际是认为元、白为唐代最杰出的作家。史臣重视文章（包括诗、赋、文）的新体，认为汉魏以来文章新体有三个特出时代，一是建安时代，以曹植、刘桢为代表；二是永明时代，以沈约、谢？为代表；三是元和时代，以元、白为代表，给予元、白以崇高的历史地位。史臣最推重元、白之诗，重点在元和新体，包括四句、八句短律和数十韵以至百韵的长律，对长律尤为赞美，充分显示出偏爱近体诗的态度。《旧唐书》对元、白的极度赞美，反映了晚唐五代人重视近体诗的风气。
北宋第二次古文运动兴起以后，文风大变，因而《新唐书》对唐代文人的评价与《旧唐书》大相径庭。《新唐书》对李白、韩愈评价甚高，而对白居易则颇有微辞。《新唐书》、《旧唐书》不同的文学观，反映了两个不同时代文人们不同的审美标准。
1994年
